因中国香港男子陈同佳在台湾杀死怀孕女友潘晓颖一案触发的修订《逃犯条例》的司法改革在港府的坚持之下继续推进，然而香港反对阵营的抵制越发激化，逐渐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与香港近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相似，此次“修例”的缘由也并非局限于香港内部，香港政府的角色越来越被动和边缘化，局势的演进过程逐渐变成了香港反中舆情与北京政治意志之间的比拼。
香港频频出现的政治运动，显现其地方政治制度的失效化（图源：AFP）
在香港，政治事件发展的结局往往不是妥协与合作，而是激进与弹压。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故事。
继6月9日数十万香港反对修例人士上街游行之后，12日再有数量众多的反对者包围冲击立法会，出现了以砖头、自制铁矛与燃烧弹等足以致命的武器袭击警察的极端事态，并遭到警方施放催泪瓦斯、胡椒喷雾等手段压制。
香港的形势逐渐失控。广泛动员的社会运动正在向情绪化、极端化的方向迅速发展；港府已经陷入被动，只能作出应激反应；北京中央政府碍于“两制”不便过多介入；美国、英国等西方政界和媒体继续引导和鼓动。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最终将会如何收场，由哪方来收场？问题可能不难回答。既然香港政治体制已经不能控制局面，西方无论如何也不能起到实质作用，这场运动就会变成香港反对阵营与中国中央层面的直接对立与力量比拼。
可以预料的结局是，中央政府将在局势失控之前正式绕开已经边缘化的香港地方政权，直接介入香港事务收拾乱局。这虽然是“一国两制”里“一国”部分的应有之义，难免会对香港政局施加一定的中央意志。香港反对阵营发起的这场政治运动，将因此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
作为此次事件源头的陈同佳杀人抛尸一事，几乎已经与事件无关。港府动议的引渡没有涉及政治类案件，本来只是一个纯粹司法方面的议程。港府已经公开多次强调此次修例仅是更改法例适用地区，原有的人权保证并无改变，即牵涉政治宗教等个案不移交，对遵守香港法律的广大市民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对这场运动而言，这些关键环节都已无足轻重，已然掉进香港反中阵营与中央政府对立的车辙。
观察香港的反中舆论，很多人认为中共专政腐败、没有法治，有意破坏香港现有的优越的政治制度与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剥夺香港人在政治领域的“自由”，需要为香港的民生问题负责，因此需要排斥大陆，转向西方或是香港自身。
而在中央政府许多官员眼里，香港民生问题、社会贫富分化、经济长期发展问题都十分严峻，却仍然迷失在对西方的幻想之中，陷入仇中与内斗难以自拔，迫切需要打破现状，特别是西方干扰与街头政治，将其引导入中国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才有望解决香港问题的症结，扭转陆港分离的现状与趋势。
香港与大陆同属一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血脉、历史和文化，地理层面也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却出现了视同胞为“异类”甚至“仇雠”的情状，这应该是最令中国人感到痛心的地方。
而香港政治动辄诉诸舆论、诉诸西方、诉诸中央，动辄摊牌上街，如此情状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香港社会对中共执政党和中国政治的深层和广泛的排斥；另一个是香港政治体制弱化。
香港政府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属性单一，只是英国政权的延伸部分，同中国自上而下组建的地方政权类似。不过在香港回归之后，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基于香港自下而上的选举所产生，另一方面又需要接受“一国两制”的“一国”部分的制约与中央政府的管治。
因此，每当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两制”之间出现矛盾之际，便是夹在中间的香港政府代表性受到挑战与考验之时。正是在一次次挑战与考验的过程中，香港政府的角色与作用被不断弱化。最终只得形成香港社会直面中央政府的情况。这可能也是“一国两制”的一个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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