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条例争议：两个“反送中”抗争者的自白

　　五年前，香港大批市民占领主要道路79日争取普选失败而回，当时有人在现场挂上横额，说“We will be back（我们将会回来）”。五年后，大批市民真的重回金钟现场，实现了“占领2.0”，但这场新“占领”，很快便被警方武力驱散。

　　6月12日，香港爆发一场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动用约150枚催泪弹、数发橡胶子弹及20发布袋弹驱散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香港警方和政府形容这是“有组织的暴动”，示威者指责是政府漠视民意，强行修订《逃犯条例》，才引发不满情绪升温，并批评警方过份使用武力。

　　BBC中文采访两位参与这场抗议活动的示威者。但受访者要求用上化名，以免被政府秋后算账。

　　“我们或是真枪实弹的一代”

　　“我在高中时已经意识到，我们是催泪弹的一代，也许会有一天要面对真枪实弹，”20岁的大学生钟同学对BBC中文说。

　　她接受采访时再三叮嘱我不能录音、不能拍照，“最好把电话也关掉”，我们透过中间人相约在公园一个角落聊天，她带着口罩，生怕记者已被人跟踪。到底是甚么时候在香港采访一个青年需要如此戒备？

　　五年前的“雨伞运动”、三年前的“旺角骚乱”，她尚未成年，忙于学业而无法参与，“但这些抗争对当年只是中学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我已经问，为何警察可以这样粗暴对待示威者，为什么政府可以完全不听市民的声音。”

　　香港政府近期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巨大争议，外界忧虑修例通过后，会令在香港的人被安插罪名，移交至法治与人权欠佳的中国大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研究，约六成香港人不信任中国司法系统。

　　这个6月，钟同学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与示威活动，这是她首次参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政府之前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如何相信大陆政府的法律系统，香港政府说自己或是法庭可以把关，有所保障，但如果大陆要伪造罪名，把香港人带上去，也是可以，你可能说案例不会很多，但说实话，缺口打开了，大陆政府可以为所欲为。”

　　6月9日的百万人游行，让首次上街抗议的她大开眼界，但自称理念贴近本土派的她知道，这种和平游行根本不会有所作为。晚上游行后，她留守立法会外，看着一众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她第一次亲眼目睹警民冲突，“现场气氛真的很紧张，警察对待示威者真的毫不留情。”但这场冲突只是一群新手年轻抗争者小试牛刀的一幕。

　　政府对百万人游行没有任何让步，尝试把焦点放在9日晚上的警民冲突，民间眼见政府丝毫不退让，酝酿更大规模的抗争，一些商店酝酿罢市，学生组织发起罢课，务求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阻止立法会恢复审议草案。

　　回忆人生首枚催泪弹

　　6月12日那天一大早，钟同学便在立法会的外围关注情况，看着示威者冲出马路，重演五年前的占领运动，但上次的79日占领也没有结果，她和其他示威者早已预料，行动会升级。

　　网上有人号召，示威者下午3时要冲击警方，结果3时半左右，真的发生了冲撞。

　　“当时我身在较后排位置，手机收不到讯号，其实不知道前方发生甚么事情，听到群众发出吵闹声后不久，本来想向前去看一下情况，但很快便看到催泪弹迎面而来。”

　　剎那间，金钟犹如战场，白烟之间，人群四处走避，混乱之际，她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逃。

　　突然，一枚催泪弹出现在她约五米以外的位置，“这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原来中了催泪弹，眼睛真的很痛。”有人替她清洗眼睛，但大批防暴警察也冲上前，她还未能够张开眼睛，朋友已经把她拉走。

　　混乱之间，她听到了枪声，身边的男子突然倒地，眼睛流血，吓得她和其他朋友继续向后方跑。

　　警方说他们用的是布袋弹或是橡胶子弹，属“低杀伤力”武器，“可能定义上真的是低杀伤力，但他们的距离这么近，低杀伤力武器也足以致命，”她说。

　　“原来参与运动真的会有生命危险，我很害怕，但我不想走，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接下来几个小时，她和其他示威者一同与警方展开追逐战，先后逃到地铁站和商场。

　　“我准备被捕，但不想死”

　　有专家认为，香港这次集体抗争大部分属于自发。在现场，许多常常亮相媒体的政治人物，只是混在人群之中，帮忙阻止警察继续追打示威者，而不是鼓动人群冲向前。

　　这种新抗争模式在香港被称为“去大台化”，即是没有领袖、没有大组织支援，主要由普通人三五成群地在不同的位置参与示威。这与“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占中三子”以及在占领区现场冒起的领袖，不断争夺话语权的作法有分别。

　　这种新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群众没有与相同阵营的人争拗的包袱，但一方面也令很多人不知所措，群雄无首。

　　钟同学表示，参与示威期间，经常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不知道哪个地方需要她，主要的消息来自一些具有数据保安和加密功能的社交媒体，譬如Telegram群组，以及网上讨论区，但这些地方发言的人众多，也经常传播假消息，让她无所适从。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我们是有组织的犯罪，我很想回应她，我也很想知道当时哪里不够物资、哪里需要人，其实我也想有人提点一下，毕竟我是第一次上前线。”

　　当天傍晚时，她带着疲惫的身躯，默默地回大学宿舍，与朋友一起大声痛哭。

　　作为本土派支持者，她在这天前，常常表示支持“勇武抗争”。

　　“但今天的我也勇武不起来，面对的对手真的太强大了，我做好心理准备被捕，但我未准备好面对死亡，因为当死伤来得这么近时，我才知道这个代价其实真的很大。”

　　“但我不会轻言放弃，这次运动让我知道很多同路人，我们都是真心爱香港的人，这次我们至少阻止立法会议员开会，达到了目的，”钟同学说，“但如果每次都要这样动员，去阻止政府或立法会的一小步，值不值得很难说，但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如果想到更好方法的话，谁会选择在前线被人打。”

　　“香港在下沉”

　　“我看见这座城市在下沉，但我阻止不到，”30岁、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先生见证了香港近年两次催泪弹，“香港人现在太会抗争，我都觉得很可悲。”

　　2014年，催泪弹掉下来的一刻，他是撑着伞站在前线的青年，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他也在金钟度过了几十天的昼夜。

　　那时候他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但自从“雨伞运动”后，香港社会进入外界所言的“社运低潮”，他也一度对政治感到气馁，但在他和很多示威者眼中，过去五年，香港的情况“每况愈下”，政府“变本加厉”。

　　当年的社运人士包括学运领袖黄之锋、“占中三子”、多名民主派或是本土派人士相继入狱。2016年农历新年爆发的“旺角骚乱”，本土派领袖要不被判暴动罪成，要不流亡德国寻求庇护。多名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议席，部分人连参选的机会也没有，结果建制派在立法会占据大优势。

　　“政府完全没有打算听丁点反对声音，是丁点也没有，不但没有疏导民间不满情绪，反而不断地燃点不同的火头，看看《国歌法》、一地两检，还有林郑月娥打算推行的填海计划等等，现在逃犯条例只是触发点，那种怨气是累积而成。”

　　王先生强调自己不是本土派，工作的关系令他不能够经常参与社会运动，但这次逃犯条例再次让他意识到不得不走出。

　　“逃犯条例最可怕之处是看到政府的谎言，可以睁着眼说中国法治没问题，指责法律界人士不会法律，以台湾杀人案做修例的掩饰，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民的智商？”

　　暴力的根源在哪儿？

　　6月12日，他在立法会外身在前线，但更多装备充足、戴头盔与口罩的年轻示威者，比他走得更前，他背包准备了8瓶大水，不断为中弹、中椒的示威者清洗。

　　“我很心痛，为何他们这么年轻便要面对这些事情？当中有些只是中学生，我中学时只需要顾考试，为何社会运动的重任，这么快便交托了给下一代？”

　　“我是不太赞成暴力，自己年轻时也没有这么豁出去，我也试过在网上批评向前冲的人是中共派来的鬼，想破坏运动，但这批学生，怎看也不像是鬼，他们年轻的外表下，没有天真的眼神，只有绝望，或是对警方的仇恨。”

　　以往有示威者冲撞警察，总会有人出来试图制止，旺角骚乱爆发后，民主派政党高调“谴责暴力”，但这次《逃犯条例》引发的警民冲突，示威者在路上挖砖头，向警员扔杂物，拿起铁马冲击警方防线，民主派政党一概没有谴责示威者，而是谴责毫不退让的政权，以及加大镇压力度的警察。

　　警方驱散示威者的力度，大大超出大家的想象，可以毫不留情围殴一些倒在地上的示威者，甚至开枪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

　　“网上片段中警察更像暴徒，示威者的冲击，真的只是撞向高墙的鸡蛋，到底这种方法有甚么好处，我不知道，但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批评他们，因为前人所做的抗争，同样撼动不了政权，我只希望年轻人小心自己的身体和前途……不知不觉间，我们雨伞这一代也明白了，运动是长期作战，我不希望他们有任何牺牲，换来更大的失望。”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以“有组织的暴动”和“暴徒”来形容6月12日的场面，并予以严厉谴责。据香港媒体引述政府消息，参与这场“暴动”的人数约4万人。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政府迁就他们，只会让他们以为用暴力便可达到目的。

　　王先生说，“暴力的根源是甚么？是政府，我是不太赞成暴力，但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年轻人，因为我们之前所做的抗争，同样没有动摇政权，我只希望年轻人小心自己的身体和前途，因为付出越大、失望越大，这不是最后一战，是一场长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