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此以往，香港还有宁日吗？

　　近期香港发生反《逃犯条例》示威游行，演变成暴力冲击政府和立法会的事件，震惊国人。各界在谴责暴行的同时，对事件之原因有诸多评论，相信香港政府亦有所反思。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风波不断，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爆发较大规模的骚乱。这类事件的发生，不排除有外部势力煽动的外因，但应引起关注的，是香港社会内部的原因。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为香港社会来把脉，笔者以为，对政治环境的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需要进行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方能收釜底抽薪之功效。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民心之所向。所谓“治本”，先要在社会经济状况上找“病因”。

　　现今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社会中下层艰难，消费昂贵，囊中乏度日之资；房价奇贵，头上无遮雨之瓦。富豪愈富，傲然居世界之首；穷人愈穷，困顿无立锥之地。年轻人看不到创业和置业的希望，民怨沸腾，愤懑情绪日增；思变心切，抗争行动愈烈。此问题不解决，反对派自有可乘之机，登高一呼，顿起波澜。长此以往，香港岂有宁日乎？

　　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有几组资料能说明其严重性。

　　第一组数字是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为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发明，用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收入越公平；数值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低于0．2为收入绝对平均，0．3为收入相对合理，0．4为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若高于0．4，会造成社会不安定；若高于0．5，则十分危险。据资料显示，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9，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的，说明贫富两极分化已非常严重，极易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政府的管治。

　　第二组数字是房价与收入之比。一般而言，平均房价收入比低于3倍，房价可以负担；大于5倍则不可负担。而香港平均房价居世界大城市之首，房价收入比高达数十倍乃至百倍，绝非普通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在弹丸之地居住了730多万人口，空间仄逼，市民之忍耐已达极限。更糟糕的，房价如脱缰野马，完全看不到下降的趋势，普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焦虑与绝望可想而知。

　　第三组数字是贫困人口。据香港政府的数字，有137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港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有一人为贫困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此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香港的产业状况也加剧了贫富悬殊。在三大产业中，香港基本上没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对就业者的要求较高，大大限制了劳动人口的就业机会，蓝领阶层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薪酬收入更加微薄。

　　对于上述问题，香港政府似乎苦无良策，又碍于“自由经济”之美誉和“积极不干预”之陈规，不敢作为，等待“无形之手”来调节。殊不知，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从而引起垄断，乃是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香港奉行自由经济，其自由度在世界居首位，但也不能摆脱这一规律。近二十年来，香港的资本向金融寡头和地产寡头集中，竞争活力大减，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情况造成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目前不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反而日趋严重。好比一个巨大的炸弹，其爆炸能量不断增强，发生爆炸的概率和破坏力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看到香港示威游行的规模逐年增大，发生次数越来越频密，暴力程度越来越激烈的原因。

　　可见，问题出在香港内部，其中既有产业结构的问题，也有社会“二次分配”的问题；不仅涉及社会福利政策，也涉及税收政策。

　　“二次分配”问题由来已久，香港回归前业已存在。当时中方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要求保持香港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基本不变，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那时中方对港英“大洒金钱”的福利主义很警惕，乃有担心“车毁人亡”之说，故而“二次分配”问题未能摆上日程。

　　在香港回归前夕，我们已经预测到，随着香港主权问题得到解决，民族矛盾相对下降，而香港内部之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将会相对上升。回归二十多年来的情况证明，这样的变化确已发生，特区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对“二次分配”做必要的调整，社会福利进一步向中下层倾斜，以此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减少不安定的因素。

　　社会福利向社会中下层倾斜，政府手里要有钱。增加财政收入，必然涉及税收的政策。香港基本法规定实行低税政策，这一点得到了执行，根据2015年《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香港是四十三点五，是亚洲最低的。低税制在香港回归前后对稳定经济，稳住各种资本在港长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低税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按营业利润征收的利得税，非有限公司的税率只有15％，有限公司的税率只有16．5％（据《2015年香港经济年鉴》）。薪俸税的递增税率最高不超过标准税率即应评税入息总额的1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利得税和薪俸税的税率普遍高达40％至50％。即便香港税率这么低，不少大财团仍可以钻法律的空子进行避税。

　　低税政策表面上公平，但实际上对社会中下层有欠公平。同样的税率，在缴纳的实际税款上，大资本家占了相对大得多的便宜。而社会底层得到的微薄好处，与富豪得到的巨大利益不可同日而语。长此下去，势必拉大贫富差距。税赋过低，会减少政府应得的税收，影响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照顾。

　　为了扶持香港经济，中央政府给了香港不少“大礼包”，提供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但由于税率问题，在做大的“蛋糕”中，社会底层能分到的不多，很难直接从中得到好处。而绝大部分好处，仍落入大资本家的腰包。

　　利用税收的杠杆，对“二次分配”进行调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社会矛盾缓和，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改革税制，按财富收入制定递增税率，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既然香港是资本主义，当然也不能违反资本主义的规律。香港的“低税政策”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利于经济起飞和财富积累。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如果仍然不加区别地实行低税政策，那就必然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笔者不是主张改变香港的低税制，而是认为，在长期坚持低税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对税制做一些弹性的处理，比如调整利得税、薪俸税的递增税率。根据营业利润，实行利得税的递增税率；同时加大薪俸税的递增税率，以达到对个人财富适度“削峰”的目的。

　　还比如，适当宽减中低层的入息税和间接税，特别是涉及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税种，以减轻中下层及丧失工作能力者的负担。

　　又比如，香港本地制造业早已转移出去，作为主要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和旅游主要靠外部流入的资金支撑。而香港投资者的大部分利润收益来自香港以外地区，如果其获利者为港人身份，也应当适当征税。对在港经营活动的离岸公司，其经营、收入和税收也应当接受香港政府的监管。

　　政府通过调整税率而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增加社会福利，填海造地，增建公屋和廉住房，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和非就业人口的救助。

　　以上改革并非“杀富济贫”，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作必要的政策调整。香港基本法一百零八规定，香港特区可以“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因此，上述做法并不违反香港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