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本应是平静祥和的一天，第二天就是普世欢腾的圣诞节。但这一天，对于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生杨文却是噩梦。上午6时许，杨文医生在抢救室惨遭病人家属孙文斌杀害，于25日凌晨离开了人世。案发后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杨文当时坐在抢救室，站在背后的孙文斌与她交谈时，突然拿出预藏的短刃连续猛刺她的颈部，杨文当场倒地。一名参与抢救杨文的医生说，杨文被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以及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事后，杨文医生生前同事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还原了事件的真相。12月4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95岁的老年女性患者，她患有脑梗塞后遗症。她被送到医院时，呕吐、意识不清，但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仅要求输液。输液后，病情并无好转，病人家属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之后，杨文及同事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患者病情很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但病人家属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而怀疑医生的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威胁。杨文医生建议病人转院或者进行医疗鉴定，但病人家属都不同意。他们就在抢救室天天跟医生干架，患者的小儿子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医生一个也别想活。半个多月，医生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但他们恐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杨文医生被杀害了。
事件发生后，急症室里被抢救的其他病人以及陪伴家属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有人安慰同情一下医生，没有人谴责凶手孙文斌。凶手的其他家属则冷眼旁观看着医生们的慌乱、无措。杀人凶手孙文斌现年55岁，已被警方抓捕。27日下午，民航总医院举行了杨文医生的追思会，活动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
该事件被媒体披露后，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人们纷纷谴责凶犯的残忍、野蛮和无知。众多医生也发声呼吁社会关注中国严峻的医患关系。但官方显然不希望杨文事件扰乱了祥和的社会氛围，该事件视频被屏蔽，相关报道也在各大网站不见了踪影。或许该事件很快就会被社会遗忘，直到下一个悲剧的降临。
据统计，2008-2018年十年间，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过295起伤医事件，362名医护人员受伤。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应该说，伤医事件在世界上时有发生，但像中国这样频繁还是很少见的。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战乱中的伊拉克，只要有人辱骂威胁工作中的医护人员，都会被抓而被判刑坐牢，而攻击医护人员，更不用说了。在澳大利亚，攻击正在工作中的医护人员，不管医护人员伤势如何，都要坐牢，最高刑期14年。在台湾，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台湾的伤医事件。2013年11月26日，台湾省桃园县芦竹乡代(相当于人大代表)王贵芬打了林口长庚医院护士一耳光，该事件引发轩然大波，王贵芬打后悔改，下跪痛哭道歉，仍被判刑五个月，罚金30万台币。后王贵芬以向护士赔30万台币取得谅解，护士撤告。此事引发台湾民间广泛讨论，大家都认为，如果医护人员在工作时候安全得不到保证，那怎么能够安心工作呢？怎么能够治病救人呢？对医护人员实施暴力，看起来是只对医护实施暴力，实际上会伤害所有去看病的人。2014年12月初，台湾地区立法院为此快速初审通过《医疗法》修正草案，对执行医疗业务的医事人员施强暴，改公诉罪，不可撤诉，最重可处5年徒刑，史称《王贵芬条款》。
第一，伤医事件无法用严刑峻法解决
杨文事件发生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打击医闹和伤医事件。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于2020年6月1日实施。尽管严厉的法律对于医闹和伤医事件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认为作用甚微。原因也很简单，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社会缺少对法律的敬畏。杨文事件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反映了当今中国尖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治理的失败。杨文事件的背后是道德的沦丧；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社会机构之间的互不信任；是部分民众对生活的绝望和仇恨；是对生命的漠视；是社会医疗保障的缺乏。法律仅仅只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环节。我们对伤医事件应该谴责，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事件背后存在着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国大部分药品由政府统一定价，部分药品价格偏高，医生每开一盒药就能拿到高额提成。于是就有一些无良医生为了赚钱给病人胡乱开药或过度治疗。这些不断发生的伤害、欺骗病人的事件，使社会对医院和医生失去了基本信任。2016年4月至5月间发生在中国大陆曾发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魏则西事件。大学生魏则西及其家人在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接受了未经审批且效果未经确认的治疗方法，导致耽误治疗，最终于2016年4月12日不治去世。后媒体披露了该医院为谋取巨额利润将所属科室外包给莆田系的丑闻。纵观中国，病人杀医生，被告杀法官，学生杀教师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无法仅仅依靠刑事制裁解决。孙文斌在杀害杨文医生时并非不知道杀人的后果，他是将对社会的怨气极端地发泄到杨文的身上。所以，杀害杨文医生的凶手并非仅仅是孙文斌，应该说我们政府和执政党同样也是凶手。
第二，为什么其他患者和家属麻木不仁？
当孙文斌杀害杨文医生时，为什么在场的病人、家属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仁爱传统。孟子曾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孟子认为是人的四种基本道德，又称之为四端。他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没有了“恻隐之心”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会是冷漠的、自私的、甚至残酷的。看看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我们不由一声叹息。冷漠、自私已经成为大陆民众的新常态。1949年至文革结束，毛泽东砍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根脉。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导致功利主义盛行，“钱、权”成了成功的标志。中国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冷漠、自私、功利取代了仁爱、良善，可谓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大家还记得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为什么那么多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却无人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还记得河南驻马店事件吗？一年轻女孩过马路被出租车撞倒，出租车逃逸，没有一个行人和司机去帮助她，哪怕把她挪到马路边，叫一辆车把她送到医院就可以挽救她的生命，但没有人去做，直到第二辆车对她再次碾压。冷漠、自私、逃避像邪恶的病毒在中国人群体中扩散，可谓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杨文医生在自己的医院，在自己的病人冷漠旁观中被杀害，这是一件多么残忍和心碎的事件。
第三，面对灾难，没有人能够幸免
就伤医事件而言，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给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使他们不至因为重大疾病而生活陷于困境；如果能够为社会贫困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孙文斌等也不至于长期靠啃老生存；如果有宗教和社会非盈利机构帮助他们疏解极端心理和维护他们的权益，是他们不再孤立无靠，生活在丛林法则中，这样他们的极端行为就会大大减少。如果政府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知识分子就会不断批判政府，对社会风险进行预警，并推动立法，保护医生的生命安全。但很遗憾，中国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堵死了所有通向社会和谐的渠道，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制造仇恨社会的极端人群，不断重复制造悲剧。
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强调共产党对社会的绝对领导，强调一党专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但杨文事件表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治理是何等失败，人民是何等无助？大多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只关心眼前利益和个人生活，沉浸在虚幻的岁月静好之中。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的动荡和冲突，其灾难后果的承担者就是人民自己。但反观香港示威者，他们明白反送中条例的通过与每个香港人密切相关，中国对香港民主自由的蚕食，他们将是最终买单者。于是，他们不认命，勇敢地走上街头抗争，要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知道，没有双普选，政府就不会关心他们，为他们服务，而只能成为中共的帮凶和奴役自己的工具。尽管目前他们尚未取得成功，但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杨文事件是不幸的，一个医生的生命被残忍地剥夺。但我们仅谴责孙文斌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孙文斌。我们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让人民领导执政党，执政党成为人民的公仆，才能免于恐惧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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