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就走吧”：香港人的未来在哪里

　　香港——伊万·林（Ivan Lam，音）触目所及之处，仿佛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在新闻中，他看到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他看到戴口罩的抗议者发誓继续战斗。他读到有关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的力量，以及它囚禁穆斯林的报道。

　　阴谋网站上关于失踪和自杀的传言不绝于耳。24岁的伊万·林刚刚在一家跨国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从公司所在的那座熠熠生辉的大厦向街上看，只见身穿防暴盔甲的警察高度戒备地站在人行道上。

　　伊万·林想留在香港。但他在存钱。他在制定计划。如果有必要，他就离开。

　　“我不知道这场冲突要怎么结束，”他说，“所以我的未来和香港的未来一样，是不可预测的。”

　　数月的政治动荡使香港从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变成一个充满怀疑和幻灭的地方。和平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经济正在萎缩。然而，中国领导人似乎一心想要废除他们曾经承诺的高度自治，并威胁要将香港进一步置于北京的威权控制之下。

　　这个现实改变了这座城市700万人的生活。买房和生育的计划被推迟。亲情和友情出现紧张甚至破裂。

　　还有一些人——至少是那些有选择的人——在想，是否应该彻底抛开这一切。

　　“在这场运动之前，情况已经很糟糕了，”45岁的活动经理贝茜·陈（Bessy Chan，音）说。

　　贝茜·陈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20年前，中国政府在承诺保护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的前提下，收回了这块英国殖民地。当时她在犹豫中回到香港，发现变化不大。工作令她无暇顾及其他。

　　但这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她没法改行。香港官员把钱花在昂贵但存在大量问题、将香港与大陆连接起来的铁路和桥梁项目上，而不是花在人们可负担的住房或教育上，这令她失望。她开始讨厌成群结队的大陆游客。

　　今年，她姊妹的丈夫在德国找到了一份工作。贝茜·陈开始研究那里的研究生课程。她解释道，她是单身，而这座不断变化的城市让她觉得没有根。她说，她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家人要分离而悲伤，而是对她的选择感到高兴。

　　“我有一个16岁的侄女，”贝茜·陈说。“对于这样年纪的孩子，我看不到她的未来。”

　　香港的未来一度是光明的。它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中受益，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直到2047年它才会被大陆并入，那个日子看似遥遥无期。

　　飞涨的房价、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开始破坏这种形象。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教授及总监叶兆辉(Paul Yip)的研究显示，经济压力增加了人们的不快乐和抑郁情绪，但他说，现在很少有人把经济压力作为想要离开香港的主要原因。

　　“他们实际上在谈论的是香港是否适合抚养孩子，”叶兆辉说。“这更微妙，也更严重。”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居民暂停了自己的生活计划。29岁的数学老师艾德蒙·陈（Edmond Chan，音）和女友不再谈论结婚成家的事。他们讨论过搬到台湾去，但是负担不起。

　　过去一年里，艾德蒙·陈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教育工作者变成了学生的顾问，帮助那些无法与父母谈论抗议活动的学生。他再也无法和自己的父母谈论动荡的局面，他说父母宁愿不看新闻或谈论政治。

　　“我们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让他们觉得香港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前不久，艾德蒙·陈在观看一次午间抗议活动时说。当学生来找他作辅导时，他不知道说什么。

　　官方数据没有显示出离开香港的人数是否比以前更多，但有迹象表明人们开始显示出兴趣。当地数据显示，申请改变国籍所需证书的人数较一年前增加了近四分之三。移民顾问们说有很多人询问相关信息。在豪华公寓的大堂里，可以看到其他国家投资移民项目的传单。

　　42岁的市场营销公司老板爱德华·孙（Edward Suen，音）鼓励朋友们去探索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他们有孩子。“有钱就走吧，”他说。

　　爱德华·孙自己发誓要留下来支持抗议活动。6月，他参加了香港当年的第一次重要街头游行，从而受到了激励。游行组织者称其吸引了100万人，然而城市领导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几天后，在一次出差途中的会议上，爱德华·孙偷偷把手机放在桌子底下，观看警察向香港立法会大楼周围的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的视频。

　　“看到警察对待那些和平抗议者的态度，”他说，“我差点在开会时哭出来。”

　　现在，爱德华·孙在周末协调司机，运送示威者往来抗议地点。他建立了志愿者网络。他试图保持乐观的心态。

　　“在香港，每个人都想中彩票，”爱德华·孙说。“我们知道不会赢，那我们为什么还在买？因为我们有希望。”

　　加里·冯(Gary Fung)也选择留下。这位现年59岁、精力充沛的大律师曾经支持建制派，现在开始参加抗议活动——“只要合法示威！”他说——并对警察的行为感到震惊。

　　加里·冯说：“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违反法律。”

　　在1997年移交前，他于1991年获得了英国护照，但他选择去直面他对中国的恐惧。2007年，他前往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在1989年大屠杀纪念日举行静坐抗议。如今，他想争取维护香港的法律自主权。

　　“由于我的背景，我为我们的法律制度感到自豪，”加里·冯说。“我想扭转局面。”

　　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为民主运动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从那以后，抗议活动逐渐消退。尽管如此，紧张局势仍在办公室和家庭中潜伏。

　　现年45岁的活动与公关主管嘉莉·黎(Carrie Lai)难以避免家庭聚餐上的大声争吵。在选举当天，他们在吃着餐前小点，她的姐夫说，一个民主派候选人为了博同情，雇佣流氓手持锤子攻击自己。嘉莉·黎目瞪口呆，汤匙举在空中，面红耳赤，准备张口说话。她的姐姐介入，转移了话题。

　　嘉莉·黎说：“每个人都处于戒备状态。”

　　嘉莉·黎有澳大利亚护照，因为她十几岁时就住在那，但现在她计划留在香港。她的丈夫没有澳大利亚护照。而且她无法想象在抗议活动正需要她的时候选择离开。

　　“还没到时候，”她说。如果情况真的变得很糟，嘉莉·黎说，她在抗议活动中的参与能起到一些作用。

　　相比之下，伊万·林不太确定他能改变未来。

　　伊万·林是公务员和零售经理的儿子，按部就班地攀升香港的社会和经济阶梯。他曾在英国曼彻斯特留学。他在一家著名机构找到了做招聘的工作。他开始了一段认真的感情关系。他在香港的生活似乎已经定下来。

　　现在，他沮丧地看着北京在香港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多。他担心共产党在镇压香港文化的同时，又会利用香港的增长引擎。

　　“他们想利用我们，”他说，“但同时他们还想改变我们。”

　　抗议活动有时吞没了伊万·林在香港工作的中央商业区。在最近一次午间抗议活动中，他看着一个过马路的年长男子突然被防暴警察抓住。在被搜查时，一辆呼啸的警车驶来。警察把那个男子推进车里。一位年长女子大喊那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

　　伊万·林说：“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伊万·林阅读新闻。他读传言网站和聊天室的东西，并把链接发给相识的人，尽管他承认他并不知道这些消息是否属实。

　　伊万·林和他的女友讨论他们会去哪里。她想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职业，他认为这是种在其他地方也能用到的技能。他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日本，还有英国。

　　然而，伊万·林不想离开。至少现在不想。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想在这里发展我的事业，”他说。“这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