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7年，外界观察中共政坛人事变动，“浙江派”“之江新军”成为“习近平用人观”最常被提起的标签，而习似乎也并不避讳对“自己人”的提拔任用。其在就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便在2013年的中国全国组织大会上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来为任用“自己人”提供合理化的解释。2020年之初，由香港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引起的两个系统人事变动似乎为外界观察习近平提拔“自己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北京时间2月13日，饱受舆论争议的湖北官场终于投来最重量级的人事调整方案，上海市市长应勇接替湖北省委书记一职，蒋超良去向不明，舆论尚未来得及反应，中共再宣布免去张晓明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之职，由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蒋超良与张晓明的去职自然是中共问责湖北官场、整顿港澳系统的直接信号，但应勇与夏宝龙的“脱颖而出”则具有丰富的政治用意。
无论如何，一天之内，湖北、港澳系统同时易主，这看似不经意的巧合背后实则透露着中共用人的一个相通之处——“自己人上”。
应该说，湖北换将在舆论意料之中，更甚一定程度上就是舆情呼吁的结果，但人选是应勇则在意料之外。在此次的疫情防控中，被认为表现突出的河南省以及最先采用分级管理病患与医疗物资的四川省更为舆情认可，且四川省长尹力1962年生人，从其求学专业到进入仕途后的经历都在卫生系统，曾任中国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而从应勇的履历来看，其长期在公检法系统，并无科教文卫的分管经验。应勇为何能够担任“救火队长”的角色？
能够胜任“救火队长”必然要具备平乱局、逆转局势的能力，因此，“受任于危难之际”的人事调整是最考验中共识人用人的能力。结合文章开篇提到的习近平的“用人观”，“知人”也就成为“用人”被考虑到的重要条件。今年63岁的应勇虽然并未涉足科教文卫领域，但其长期在浙江与上海两个经济大省（市）任职，期间与曾主政浙江、上海的习近平有交集。外界认为，也正是如此原因，其在2017年才能以“三非官员”（指既非中央委员、又非候补中央委员，也非中纪委委员的官员）的身份出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上。
而被称之为“浙江铁军”的夏宝龙更具“自己人”的鲜明色彩，这位出生于1952年曾一度退居“二线”的官僚，在2003年从天津市副市长职位上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成为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第一“副手”，与习搭档约有4年。习近平2007年调离后，夏宝龙先后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中共十八大后，夏宝龙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其后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获得身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的高调表扬。
早在习近平的第一个执政周期之内，就已人观察到用“自己人”的人事风向。当时文章认为，任用“熟悉的人”可以知道所用之人的特点与长处，可以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使用，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其次用“熟悉的人”可以使自己的执政思路有效传达，并付诸实践，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失控或无谓的消耗。从习近平启用旧友王岐山开展开反腐风暴到任用同窗刘鹤推动经济改革再到提拔基层同事栗战书入主中办，无不是基于对他们的了解。即使这种用人思路也招来权斗猜疑与一些非议，但就习这样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强势领导者而言，比起外界的非议，恐怕其更在意重用“熟悉的人”而达到的改革合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可以看到，近几年的中共政坛，政治快车道几乎是为 “浙江派”而开。但是不同于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的“卡位战”对“自己人”的任用，湖北与港澳系统的人事调整有着更为特殊的政治背景。湖北处于整个疫情的中心，而习又判断当前疫情防控处于最关键的时刻，一定程度上说，应勇从上海市长升任湖北省委书记是仕途更进一步，但在中共授予应勇权力的背后也是更大的政治压力与政治考验。同理，在香港经历半年之久的修例风波，“一国两制”遭到不小的冲击之后，夏宝龙与张晓明的权力交接也意味着夏将承担重振香港当前的萧瑟局面与强力捍卫“一国两制”的重任。对二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福利”。
而习的如此安排，也折射出提拔“自己人”的另一层用意。即是对于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领导者而言，其身边聚集的官员就应该在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刻越勇于冲上去，越是在棘手的领域，越应该显示出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习对“自己人”的要求，也是对所谓“自己人”的磨砺。当然，外界认为其对“自己人”的优待似乎也是这种政治逻辑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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