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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止3月5日,中国共有24个省份开出了总投资额48万亿的大单,对比2008年提出的4万亿翻了十余倍,这是一份让人震撼的宏伟蓝图。但基建的能力来自于资金,不来自于蓝图的宏伟。资金的来源,要么是财政,要么是债务,撬动一些社会资金。
那么财政和债务还有多少空间呢?
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卖地收入计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16年卖地收入曾占到政府性基金收入的9成。
分别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公共预算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中国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2020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14.3%。全国税收收入39,029亿元,同比下降16.4%;非税收入6,955亿元,同比增长0.1%。
有两个数据显得比较突出,一个是2020年税收收入大幅下降情况下,非税收入仍保持了增长;另一个则是公共预算缺口近乎翻倍,从4,973亿跃升至9,300亿人民币。
从2019那年公共预算缺口(公共预算支出-公共预算收入)分季度增长规律可以看出,年初各种工作正在筹备,分季度来看一季度预算缺口是最小的,全年累计公共预算缺口可达一季度缺口的十倍。
这代表着2020年公共预算缺口或有可能超过9万亿元,接近GDP的10%。
30年间,除2007年是盈余之外,其余年份均存在缺口,2008-2014年的缺口扩张还比较稳定,2015年之后,一般公共预算缺口扩张骤然加速,有失控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债务偿息计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历年缺口皆需以债务补缺,导致累计债务规模在加速扩大,债务偿息也随之加速增长,2019年一季度政府债务付息1,497亿,占比同期一般公共预算缺口比例超过30%,2020年一季度政府债务付息支出1,566亿元,占比缺口比例为16.8%,2020年下降的原因是分母暴增而不是分子小了。
再来看政府性基金收入:
可以发现在2015年之前,政府基金常年保持较高盈余,但从2015年之后,情况逐渐变了,政府性基金与一般公共预算双双出现缺口,两者的叠加缺口占比同期GDP的比值急速扩大。从2014年的1.36%至2020年一季度的7.98%。
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体现了政府当年挣钱和花钱的能力,可以很轻松的理解到,2015年缺口骤然扩大,从1.36%跳至3.43%,会伴生地方政府资金紧张。
而后2015-2017,得益于卖地收入的改善,政府性基金收入两年内增长近一半,2107年重回盈余,地方政府资金紧张情况有所改善。
而自2018年开始,政府性基金缺口再度开始扩大,地方政府资金逐渐紧张。从2020年一季度创记录的数据来看,部分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的城市,或已经出现了工资难以保障的现象。
饭都吃不上了让他搞建设?会不会发生资金挪用?
02债务难以持续
从政府存量债务占比GDP来看,趋势也在一路走高,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政府的显性债务,不包括政府隐性债务。
而实际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才占了数据的大头,或超显性债务的两倍。
根据国内外各家机构及学者的估算结果,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概在30-50万亿左右,显著高于18.39万亿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
如果计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政府债务将超越国际60%安全警戒线。更何况,超过百万亿的国企债务也是以政府信誉做背书的。
从数据可以发现,经过多年基建的不断刺激,财政已经透支,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资金上已经捉襟见肘。
2月15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通知,高速暂定免费到6月底。
4月2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恢复收费公路收费的公告,自2020年5月6日零时起恢复全国收费公路收费。
将免费时间直接减少两个月难免会引起一些政府言行前后不一的非议,但高速免费需要财政的补贴,长时间的高速免费难以避免的会加剧财政的窘迫。
再来看居民债务:
48万亿基建蓝图的一大着力点就在于强调撬动社会资金,北京明确规定社会资金占比要超过70%。而居民部门是社会四大部门(金融、居民、企业、政府)中唯一的净资金供给部门,无论怎么撬动社会资金,这些资金的源头都只能是居民部门。
截止到2020年3月份,中国住户贷款约达到了56.5万亿元,一季度GDP为20.65万亿,一季度居民杠杆率粗测(住户贷款/一季度GDP*4)已达68.4%,在新兴经济体中无出其右,基本与发达国家持平(但社会保障有区别),居民债务的迅速增长放大了居民部门风险,背后是净资金供给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在于,如果撬动居民部门资金用于投资,那么天平的另一端——居民消费,将更加无法撬动。
03全民发钱或是最佳选择
从两会召开时间(5月)来看,高层认为中国疫情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随后复工复产将加速。
那么相当明显,中国当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尤其多种因素冲击下外部需求不足导致国内产能过剩问题,而并非是基建不足或工业产能不足。
收入较低居民有消费欲望,但是没有钱;收入较高的居民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缺乏消费欲望。
钱还在哪里,有效需求却不见了,背后的原因是贫富差距。
让金融机构将钱投入基建,金融机构固然乐意,风险却会转嫁给政府,最终仍然是全民的风险。基建也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而让金融机构把钱贷有破产风险的的企业,对银行来说根本就不是市场行为,风险谁来承担?显然仍然是政府。
撬动居民资金用于投资,居民能用于消费的钱就更少了,产能愈发扩大而有效需求更加不足,本身产能过剩,还投资那么多,产品卖给谁?经济梗塞在进一步强化。
无论以什么名义进行投资,必然都需要有效需求的支撑才能实现盈利。
比较来说,现金直接补贴居民反而效果更好,日本、港澳、美国、韩国等众多国家皆采用向居民直接派发现金的办法,从有效需求出发稳定经济。
中国本身即为世界工厂,产能充沛而有效需求不足,更应该从需求发力而非从投资发力。
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或者是政府发钱撬动民间消费区别如下:
1)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会抑制居民有效需求,会造成经济梗塞,还容易造成腐败多发(这个或许就是为什么投资易而发钱难的原因)。而政府发钱撬动民间消费,有效需求扩充,企业受益,政府税收受益,可以实现良性循环。人头发钱也减少了权力运作,国际经验也比较成熟,大数据时代操作难度不大。
2)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钱会加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扩大贫富分化,压制有效需求。而政府发钱却将降低贫富分化程度(一个人手里有50,一个人手里有五万,政府给每人再发三万,贫富分化当然降低了),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
3)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政府发钱,都是增加了政府支出,背后的现实问题都是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问题,最终必然要以货币超发(通胀)向全民转嫁解决政府债务不可持续问题(美国不一样,世界货币可以对全球转嫁,而非世界货币只能对本国居民转嫁)。政府投资受益群体集中于少数人,通胀却需要全体国民承担,这会造成低收入阶层倍感痛苦,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全民发钱一定程度上会缓解通胀痛苦程度,有利于社会稳定。
综上,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全民发钱已经成了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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