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细花认为，现在国家已经全面实行二孩政策，但是仍然会处罚三孩以上（含三孩）。“这样就给社会发出一个错误信号，认为现在的生育率还不够低，仍然要限制生育，这不符合现在的人口形势”。
前段时间有关“后浪”的话题火爆网络，新生代的年轻人备受关注。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后浪”们越来越少了。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出生人口比2018年少了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国内出生人口数已连续三年下降。”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比90后少了4100万，比80后少了7200万。
怎么办？5月18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总经理黄细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给出了解决方法：建议取消生育限制。
“放开二孩还要处罚三孩，不合理”黄细花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该建议共五条，分别是：取消生育限制；转变生育观念；减轻育儿成本；补助托幼服务；加强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促进妇女持续就业。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取消生育限制。黄细花认为，现在国家已经全面实行二孩政策，但是仍然会处罚三孩以上（含三孩）。“这样就给社会发出一个错误信号，认为现在的生育率还不够低，仍然要限制生育，这不符合现在的人口形势”。
人口形势已经变了，这是她提出这个建议的论点，“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放开二孩还要处罚三孩，不合理”。
“我本身就是学生态学的，对于生态平衡尤其是人口平衡格外关注。”黄细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口领域的建议她已连续提了十年。
提出上述建议，她给出了三个论据：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越来越弱；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生育意愿走低。
黄细花表示，所谓二孩生育堆积，是指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后来政策放开，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被释放出来。
公开报道显示，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实施于2015年10月，官方宣布此政策后，此前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随之正式终结。2016年至2019年二孩生育比例较高，这也被认为二孩政策的堆积效应得到了显现。
不过，黄细花掌握的情况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
由此可以看到，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比90后少了4100万，比80后少了7200万。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是比较容易的；相反生育率过低时，政府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
黄细花补充说，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韩国和新加坡，“近年他们都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没有明显提高”。
学者何亚福的观点也与黄细花类似，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的人生育意愿并没有那么强，更何况很多家庭并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博士后，全球化智库地方人才政策研究总监董庆前也同意取消生育限制。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之初，中央就提到“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而该政策到今天已超40年。此外，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还会持续走低；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人口是一种战略资源，不是负资产。
“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事实上对于放开生育限制，社会上也不是没有担心的声音，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的人口基数非常庞大，已有14亿人口，那么我们的自然环境承载力，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能否容纳，是否会加剧资源紧张形势；
二是人口会不会两级分化，民众的生活水平是不同的，想生多个孩子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富裕阶层和农村条件不好的人都有可能多生孩子。
黄细花认为，人口基数大是事实，但所谓的“环境承载力则是一个伪命题”，人口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抽样调查，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4左右”。
黄细花建议“比如说提高到2或2.1、2.2的水平，这是正常的。即每个家庭平均有两个孩子”。
她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自然资源承载力问题进行了解释。纵向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只有4亿多，很多人还吃不饱饭，但科技发展让14亿人也没有挨饿。
横向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他们都在鼓励生育。如果说中国没有资源，那他们岂不是更没有资源？
而对于“人口生育分化”的担心，黄细花表示，生育孩子数量是由家庭决定的，这是个人选择。
她指出，放开生育限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生孩子，而是给民众以选择的权利，“如果你觉得幸福生五六个也是可以的，如果你选择不生孩子，那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生活才是丰富的多彩的，人口结构也会达到平衡”，至于农村会生育更多的孩子，黄细花称这由他们自己选择，“不能因为生活水平不好就不让生”。
长期呼吁鼓励生育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近日也发文指，日本经济之所以会进入长期衰落，根本原因还是生育率乃至人口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认为人口数量减少将影响中国创新力提升，无论是人口素质提升，还是人工智能，都无法替代人口规模的优势。
对于中国而言，梁建章认为“仅仅放开生育远远不够，还必须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
不可否认的是，人口问题至关重要，具有长远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出生人口的减少必然对中国未来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
黄细花提到，人口问题涉及国家的到方方面面，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那是因为有着丰富的劳动力，全国的人都往这里汇聚，到这里去努力创造，创造价值”。
“但如果没有人，这一切无从谈起，我们经常会用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发展，殊不知人是分母，GDP是分子，分子是分母创造出来的”。
在她看来，“要把人看成一种资源，人群聚集就会拉动消费，相关部门批项目也是会看人口规模的，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也是不会修机场修地铁”。
“现在到了转变观念的时候了”在采访中，黄细花非常强调“规律”一词，“人口也有它的自然规律的，就像我们经济规律一样，它有一个平衡。我觉得人口的结构平衡要比数量更重要”。
何亚福认为，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还不够，还需要加大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出台配套措施。
关于配套措施，黄细花也有提到，比如转变生育观念，减轻育儿成本等。
她在建议中直言，近四十年来，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到居委会的宣传栏，都充斥了计划生育的宣传。许多中国人也接受了“少生快富”、“人是负担”等错误的生育观念，现在到了转变观念的时候了。
减轻育儿成本方面，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黄细花建议，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另外，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
为此，她还建议各级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促进妇女持续就业。黄细花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制定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政策，确保女职工享受全额带薪产假，且重返工作岗位时累计工龄。
同时，为了缓解女职工生育给企业所带来的压力，建议国家税务局实施对雇用女职工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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