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北京冬奥将掀外交巨浪 习近平绕不过的坎儿

江峰评论文章：复活节后回来上班第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一度表示抵制北京冬奥会“可能性存在”，但需与盟国商量。不过，记者问答结束不久，另一位资深官员马上出来澄清说，“美国没有、也没计划与盟友讨论任何对北京冬奥会的联合抵制”。这一前一后几个小时之内的反复，说明了两点：

抵制北京冬奥会面临的现状生态

中共面对来自国际压力的表现也异乎寻常地强硬，中共面对新疆问题对欧盟实施反制裁，对英国收纳香港政治难民和安顿BNO人士表达强烈不满；加拿大的人质危机还没有过去；澳大利亚则面对不断加重的中共的贸易报复。

西方国家的政府，即便是左翼或者想继续跟北京保持亲密来往的，普遍在它自己国内承受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西方世界唯马首是瞻，大家也都在看美国的态度，谨慎跟随。

美国国务院澄清说没有跟盟友讨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说法，恰恰说明了白宫的压力。共和党人希望白宫要求将冬奥会主办城市从北京更改为其他地点，或是至少不在代表团中派出高级官员和其他知名人士，从而构成某种外交抵制。冬奥会2022年2月举行，还有不到十个月，人员场馆的准备、资金的投入可以说更改地点恐怕是一个基本无法实现的考量。

中共没有后退或收拾局面的选项，它只能更疯狂地反抵制

那么外交抵制呢？似乎是可行的。但是深一层想，还是等于或者不得不走到全面抵制这一条路上。为什么呢？

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西方世界联手对抗苏联的重要标志，苏联国际地位遭到重创，不仅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参与了抵制，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苏联国内也从此加剧了国内加盟共和国与中央政府和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是苏联最后解体的重要诱因。

中共不是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任何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动，就是奔著联手打击中共政权，让它解体的敌对行动。所以即便是外交抵制，仅仅是官方的行动，也不会被北京所接受。但是中共会非常难受：不论反抵制、抗议，甚至取消冬奥会，都会损害自己的国际形象，也会让中共孤家寡人的真实形象暴露在自己的官员和人民面前——皇帝没穿衣服，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裸奔了。

因此中共必然反扑，战狼似的对外攻击，它没有办法不反扑。因为中共没有后退或者收拾局面的选项。新疆的问题能停下来么？它没有勇气打开集中营，因为那么做就意味着要对以前的种族灭绝罪行进行清算；同样的，香港问题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因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将为整个大陆做最好的示范。所以中共唯一的选项，就是更加疯狂地反抵制、反宣传。

为什么说抵制北京冬奥会不得不走上全面抵制的路？

前面说了，西方各国都在谨慎跟随，只要美国迈出这一步，中共就会反制，而反制就会加速西方更多国家参与抵制。这就是我说的，美国一旦实施外交抵制，会不可避免地迅速蔓延，外交抵制等于全面抵制。

为什么我还说不得不走到全面抵制这条路上呢？因为外交抵制最大的顾虑，是不要踩着违反运动员个人意愿的线，剥夺个人参与比赛去拿奖的自由；美国毕竟不是中国这样的体育举国体制，不是说政府不参与了，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听话，都不能去，这个选择权是交给运动员的。

但是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面临与白宫一样的尴尬：就是只要你不抵制，只要你参与，就等于承认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犯下的罪行是可以被你接受的。奥林匹克运动不能政治化，但是每一个运动员个体，都会面临良心的拷问。即便美国政府没有做出外交抵制的行动，参与比赛的运动员，都会遭遇生活圈子里的人的责备与社会、媒体的追究，因此也增加了比赛心理压力，要想全身心投入比赛拿奖牌，已经不现实了。如果美国政府作出了抵制行动，上述所有压力包括良心的拷问都会加重。

外交抵制是一个老练的政治谋划，便于白宫操作

运动员还会选择去北京么？更有蓬佩奥的一句话搁在那儿了：你去北京还有被中共扣下来的风险！今天的中共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于涉外案件总是小心翼翼，不要让洋人生气了，现在对外国势力不客气已经成了民间很给力的做法了。要是去北京冬奥会，那就不可避免地被问到关于新疆、香港还有众多中共不喜欢听到“错误答案”的问题。答错了，就属于“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分裂国家”的大事儿了。《香港国安法》可是明确规定了，这样说错话也是要抓的。蓬佩奥可不是吓唬谁，那是当下中央与地方无法完全统一掌控局面下真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只要外交抵制，就意味着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会参与进来，形成世界范围的政府层面的抵制；只要外交抵制，就会形成官方之外，大批运动员都参与的全面抵制。

所以说外交抵制，是一个政治上很老练的谋划，似乎让白宫不太难做，也可以全面实现对中共的极度施压。

美国会通过法案，含要求拜登政府禁派团赴北京冬奥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个与拜登政府讨论的可行性选项，竟然被美国国会以法案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下子，就成了突发性的大事了。美国参议院两党周三（4月21日）推动了对抗中共政府的努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该法案有几十项修正案，其中包括一项来自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修正案，要求禁止美国派政府代表团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其实施外交抵制。

罗姆尼表示，该修正案要求拜登政府必须停止派遣政府代表团前往2022年北京冬奥参赛，以抵制其种族灭绝的罪行。他称，一个国家在实施种族灭绝的同时，被允许举办奥运会，这是“令人震惊和愤怒”的。

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法案通过的当天，发布报告说，拜登政府不应当派遣官员出访北京冬奥会，这是对其实施种族灭绝罪的对抗，并呼吁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抵制。

四十年前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对今天的启示

在四十年前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过程中，是当时的北约会议上率先提出抵制奥运会，但当时民间反应不大，后来是苏联著名异议人士萨哈罗夫来到美国演讲，揭露了苏共的暴行，也告诉了美国人民苏共的虚弱。卡特政府表示支持，给苏联立下最后通牒——限时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未予理睬。于是卡特政府运用媒体力量，掀起了社会抵制莫斯科奥运的风潮。

美国国会召开会议，众议院386票赞成、12票反对抵制行动。当然美国国会和总统都无权干涉运动员个人选择，但是国务院还是悄悄给毅然决定要去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下眼药，说：“你要去，我就没收你的护照”，结果还有25名运动员联合起来把卡特政府告上法庭：你不让我参加比赛，违宪！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得到法庭的支持。最后拍板的是美国奥委会，决定尊重美国政府的决定，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这样卡特总统才最后宣布美国退出莫斯科奥运会。

这个决定一出，有65个国家也表示了完全抵制。有意思的是，与美国刚刚建交一年的中国，也宣布抵制“老大哥”的奥运会。作为邓小平重要的政治气球，彻底表明了中共从1949年以来的国策发生方向性变化：告别社会主义阵营，投奔西方。这个事件对现在是有启示的。

当年萨哈罗夫和当下川普、习近平的作用异曲同工

我们看从苏联走出来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起到了关键作用。奥运会是一个民间行为，跟中国“为国争光”的全国体制很不一样，要做抵制，就要说服美国民众，让美国人看清苏联的罪恶，萨哈罗夫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当下，对于中共罪恶的揭露，海外华人，我们还是做得不够的。但是在过去的四年，川普和习近平共同完成了这个任务。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月4日发布民调显示，近九成(89%)美国人视中国（中共）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合作伙伴”。即便1989年6月爆发天安门事件，同年8月的民调显示，受访的美国人中仍有34%对中共有好感。当年美国人是真真切切在电视里看着中共军队碾压自己的学生，都没有今天那么厌恶中共，你说习近平是不是超过了萨哈罗夫，成了中国最大的让中共最丢脸的异议人士？

当年卡特政府“限定最后期限”的策略拜登政府可参照

第二个观察点，就是卡特政府在执行当中，制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这可以说也是拜登政府可以参照、也大比例会这么做的一个动作，限期停止对新疆、对香港的行恶。当然了，刚才我也说了，这对中共是不可能的，因为取消奥运会遭受的政治损失，都要比软化新疆、香港的暴政要少得多。取消奥运会，完全可以找一个理由，比如什么疫情突然变得严重，明年一月份，奥运会之前一个月，正好是病毒高传染期，你想，中共可以制造“零感染”，当然就可以制造“大面积传染”。那么，疫情严重，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各国游客的健康，临时宣布奥运会不开了，然后说我们是敢于担当的大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比面子更重要，于是全国淌下一大片粉红色的眼泪。

但是无论哪一种借口，无论怎样自欺欺人，中共党内是交代不过去的，甚至都不敢让这个消息传出去，就像我们分析的，它怎么干都伤身。所以今天中共人大外事委发言人就谴责美国国会议案“用心险恶”；台湾问题是红线，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他就是不敢说干涉了什么，就是不敢提抵制冬季奥运会，那要是说了，以后疫情爆发，奥运不开了，这个理由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战略竞争法案》：美国两党全方位抗共的法案

这次美国国会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加强了共和、民主两党对抗中共的努力。除了抵制北京冬奥会这样实实在在有具体目标和执行手段的法案，还包括在政治、外交、经济、创新、军事、海外文化渗透等多个领域对中共进行制裁、打击。要知道这是国会法案，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美国政府要是不执行，那就是违法。

拜登政府目前来看，对川普政府的多项政策它都是翻转的，唯独对华政策，不仅萧规曹随，还有局部强化牵制和对抗的趋势。这一下子，就把中美两国全面冲突的调门升上去了。除了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外，还有哪些具体事项呢？

第一、关于台湾。法案要求“优先考虑必要的军事投资，大幅增加该地区的安全相关资金，并支持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要求给台湾外交官员开放更多的特权”。只要美国国会肯同意放款，那就不再是台湾求售军火了，而是美国主动的具体政策实施了。军事方面花钱要做的事情，一定包括后勤支援登岛、包括在台湾建设前进军事基地和设施。只有这些动作涉及的费用才会需要国会同意。我们可以观察将有很多军事部署会在台湾本土进行。

第二、每年动用3亿美元成立一个对抗中共全球恶意影响力基金，并授权国务院任命一位助卿以上级别的协调官，负责统合这笔基金的运用。这钱干什么用呢？法案指出，中共花费大笔资金在西方国家进行影响力作战，例如花费5亿美元在澳洲登广告，吸引当地电视观众；2000万美元在美国媒体刊登党媒《中国日报》的置入性内容来影响当地舆论。所以这个基金就是要对抗中共的舆论战，支持独立媒体、自由媒体建设。当然，左翼政府把控基金，当然是左翼媒体受益，但是中共明目张胆的媒体收买是不能做了。

第三、花钱协助供应链重组，协助美国企业或个人撤出中国市场、将部分生产设备移出，抑或是将供应链多元分散至中国以外地区。在川普时代，这一点是通过国内减税，和增加贸易壁垒来实现资金自由流动。现在拜登政府的经济理论下，增加企业税会恐怕不会对企业回流美国有帮助，但是帮着企业离开中国，确实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执政理念不同，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对于中共的全面对抗手段虽有不同，但是弄垮中共的目标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