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2020年人口普查是质量最差的一次普查

本文转载自亲中共媒体多维，作者是著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著有《大国空巢》。

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近年翟振武一直在找“证据”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他根据2015年户籍数据推算2008-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1[13]。其实户籍中水分最多的就是低龄组，因为2010年之后，放宽了低龄组上户限制[14]，导致低龄组水分暴涨，比如2010年户籍的2-5岁只有4890万人，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2005-2008年出生4900万一致；但是2015年户籍7-10岁飙升到6473万人！根据户籍校正生育率必然虚高。翟振武用户籍“论证”生育率在1.6以上，严重误导了2020年人口普查，但是翟振武的论文竟然在2020年获得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奖[15]。

户籍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14.1039亿，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0050亿还多。也就是说2020年有至少14.1亿个合法的身份证，尤其低龄组（2000年之后出生）有多个身份证的比例高。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户籍数据完全一致。

3、普查员收入与普查人数挂钩。根据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的报道[16]，一些普查员不入户普查，而是照抄派出所的户籍数据。这次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普查员不用入户调查一举多得：节省时间、增加收入（户籍人口水分更多）、降低新冠疫情感染风险。

4、地方政府期待更多人口。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一些地府政府需要足够的人口保持现有的行政编制，满足撤县设市的人口要求。这在2000年、2010年普查就曾发生过。

5、人口学家和统计官员希望数据连续，并参与普查数据修正。他们过去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官方的人口数据，如果数据缩水，意味着他们毕生的研究毫无价值，甚至是负价值（阻碍政策调整，误导其他各项政策）。他们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而2000年、2010年两次普查出问题主要都出在普查后的数据修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学家和统计局官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6、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虚夸中国人口，并深度影响人口政策。国际上有强大的力量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国家人口）。197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资助印度4000万美元用于计划生育。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于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重点转向中国。1979年中国刚打开国门，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两亿多美元）“帮”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学体系（目前主流人口学家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培训的）。要知道1950-1980年中国平均外汇储备只有1.47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中国是天文数字。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179个国家（包括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这个行动纲领：“放弃人口控制” 、“反对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指标或配额”。根据这份纲领，中国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该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中文是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专门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的专门网页，却独独没有中文版，我曾多次揭露[17]，直到2020年联合国的网站才贴出中文版[18]。

普查、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联合国人口基金篡改为1.8、1.63、1.60，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中国的生育率是参考联合国的[19]。联合国人口基金深度介入了中国历次普查，并误导了2000年、2010年普查。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版》就预测中国2010年人口达13.54亿，中国后面公布13.397亿以尽量接近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14.39亿，又误导了中国2020年普查。

7、中国政府两难：人口数据可能会因引发政治地震；人口数据不缩水，将误导今后的人口政策，并且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继续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

三、2020年实际人口应该不到12.8亿，已经在负增长

我在2020年11月初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https://blog.dwnews.com/post-1392904.html），认为2020年的实际人口不到12.8亿。

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1.18、1.05，但是被国家计生委修改为1.8、1.63、1.60。除壮族外的中国54个少数民族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2000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6、1.47；44个非穆斯林民族只有1.64、1.41；10个穆斯林民族也只有1.73、1.63。17个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与健康水平（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妇女毛入学率等）、城市化水平直线相关。

而汉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少数民族。用是17个少数民族的拟合公式推算，如果全国实行与少数民族同样的人口政策，2000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会有1.34、1.25、1.06、0.94，那么2020年的总人口也只有12.8亿。2010年连10个穆斯林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了，全国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以上？2020年普查掺水了1.3亿以上人口，各年龄组都有水分，但主要是掺在0-14岁低龄组，因为高龄组如果灌水太多可以通过其他人口数据可以找出破绽，而低龄组却很难查证，需要很多年（比如10年后、20年后的普查）才能查出，而造假者早已经溜之大吉了。

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根据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的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医疗、教育、城镇化）、离婚率的提高、结婚率的下降，一孩次生育率自发下降。根据人口普查，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1.0、0.87、0.73、0.56，而2010年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快速提高。比如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2015年的 76.3岁、2020年的 77.6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 提高到2015年的 40.0%、2020年的 54.4%。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20年的61% 。离婚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2015年的2.8‰、2019年的3.4‰，结婚率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9年的6.6‰。这些意味着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0或更低。

2020年台湾地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99、0.84，一孩次生育率为0.50、0.48。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目前生育意愿比台湾、韩国要低，离婚率是台湾、韩国的1.5倍，避孕率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比台湾、韩国要高。根据台湾、韩国的情况判断，2020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最多能有0.50。2020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大约会占总和生育率的46-50%，那么总和生育率只能有0.9-1.0，难以超过1.1（出生1000万）。但是2020年普查公布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为1.25，一孩次生育率约为0.59，这是不可信的！

台湾、韩国、日本的出生数都是随着初婚结婚数（尤其是20-24岁结婚数）的减少而直线下降。中国的初婚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少到2019年的1399万，20-24岁结婚数从2011年的953万锐减到2019年的365万，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数会远少于2010年、2015年。如此少的结婚数，却“收获”了如此高的出生数，匪夷所思！

中国的人口统计乱局从2019年的重庆可见一斑。重庆卫建委是唯一公布月度活产数的省市，公布2019年1-5月月均活产14311人，为了让上半年符合预期，公布6月活产66862人（活产是实时上报，不存在数月后补报）。7、8月又只16497、 10939人。《华尔街日报》曾报道重庆6月的活产怪象[20]。据1-5月、7、8月，推算2019年重庆只出生17.0万人；2016-2018年重庆活产占全国1.88%，那么全国2019年应只出生903万人。但是国家卫计委公布2019年活产了1455万人（重庆28.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9年出生1465万人（重庆32.6万人）。2020年重庆也不再公布月度活产数了。

结论：2020年实际总人口难以超过12.8亿。实际出生数应低于1000万，依照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20年应该死亡1060万左右，总人口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