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登央视震撼无数观众的农村女性 如今怎样

       20年前上过央视的农村女性刘小样，与主持人张越精神交流十几年，后来却消失了……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黄土垄和红衣服，但这些丢出去的石子，大多没有回音。后来，《半边天》也终结了。20年间，工作人员不断流散。早年收到的观众来信，连同信封右下角的邮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刘小样”似乎无处不在。“刘小样”甚至出现在课外辅导机构的初中语文试卷里。

　　在试卷的阅读理解部分，出题者设问：“宁要痛苦，不要麻木”说明了刘小样怎样的思想状态？结合刘小样的处境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请借助所学过的知识提出建议：中国农民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心灵的去处”？

　　没人知道刘小样究竟去了哪里。失联十年，不需要特别的场景和时机，永远有人在提醒张越，刘小样的存在。

　　最近一次“遇到”刘小样，是在2018年的英国。台里派张越去伦敦进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的走廊，等待上课。楼道那边，突然扑过来一个亚洲面孔的女性，她抱着张越，大哭着说，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农村，成长中一直不受重视。小时候，她不甘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却也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里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

　　“你知道你那期节目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刘小样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吗？”她哭着告诉张越，“刘小样当年说的那些，让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外企，又出国留学、结婚，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

　　张越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也是小样的分身，是小样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刘小样并没有失踪，“因为她一直都在”。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节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最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她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

　　二十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最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最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

　　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最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营生。

　　15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家里的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一万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第一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种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第一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最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做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电视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二十公里，就是西安咸阳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最规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没有遵守”。她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她会问自己，如果住得远一点，离那条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会不会平静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下了第一封信。后来，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最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节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告诉他，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最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说你老不开心，可是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呢？比如，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了？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对张越而言，那天最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在欣喜的人中，还有王树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内心。他悄悄告诉张越，他很欣赏妻子。“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她这个人特别浪漫，可我是一个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

　　“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甚至有一位观众打来电话，一口咬定刘小样是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节目组再去陕西调查一下。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最难捱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第一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节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95世妇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第一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丛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回忆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刘小样说，自己根本就不高兴。再次遭遇“刺激”的结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离开北京前，张越嘱咐她，小样，你的心别乱，你回去还是好好地过你的日子，我们能帮你的，或者你自己能帮自己的，是隔三差五地小小地刺激一下，比如出一次门，或者多读一些书。

　　“你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到北京这样的地方来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里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地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最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

　　有一次，女装部丢了一件衣服。没人知道是顾客还是售货员拿的。商场老板要求每个人下班的时候，在门口接受翻包检查。刘小样告诉张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觉。

　　2008年，张越正好有一个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在县城最大的商场，她看到了在柜台整理毛衣的刘小样。她给她带去几只小包，包的大小只够容纳几件随身的小东西，她想，这也许能够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这次见面后不久，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一起在柜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贵州开了一间化妆品店，叫刘小样一起过去。

　　张越不建议她去。贵州和陕西，不论地理还是文化习俗，相隔遥远。她又从来没出过远门。刘小样说，好，那我就不去了。过两天，电话又打过来：

　　“我就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试试。”

　　“行，既然这样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点害怕。”

　　“能怎么着啊，顶多就是不干了，买张火车票回家。再退一万步说，出了天大的事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半天之内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你去吧。”张越安慰她。

　　火车不停地钻洞。从西安出发，一路往西再向南。刘小样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瞌睡，醒了就望着车窗外变换的地形和作物发呆。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王树生把她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刘小样满怀心事，不知这次出走，会把她的生活带向何方。

　　上车前，王树生拿出一些钱给她防身。在结婚的第17年，妻子决意要去远方寻梦，王树生没有阻拦。他已经明确感知到，妻子内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过来了，妻子也醒了。

　　他时常感到愧疚。如果家里条件再好一点，如果他不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如果结婚后他们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顾父母，那么他带着她，到外面去打拼，去接近她对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想法”，也许她就不会那么辛苦。

　　刘小样的这次出走，也让张越感到意外。2002年节目播出后，刘小样说她已经认命了。事实上，她没有。从替别人家干活，到争取一个去县城上班的机会，再到去远处打工，她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许多人觉得苦闷，于是在房间里打转，很少人真的会走出去。在原地打转了好多年后，刘小样真的出走了。

　　那段时间，张越特别留意是否有去贵州出差的机会。结果真的出现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临去贵阳前，刘小样打电话过来，“我干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树生从县城车站接回了妻子。在贵阳的大半个月，刘小样都在店里卖化妆品。她觉得营销、产品、同事都不太对劲，很快就撤回了。

　　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刘小样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个工作干吧，王树生劝慰她。她很快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刘小样喜欢和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她负责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每个周末，她从家里带来糖果、饼干。王树生说她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就成了几个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一位。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宁静平稳了许多。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有张越，从刘小样间隔越来越长的电话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她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她过得好，她会跟你分享的，如果过得不好，她会老觉得我都在电视里采访她了，一定是很看重她的，她却不争气，没有干出点样来，她就不好意思来找我。”

　　张越做主持人快三十年了。她承认，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跟踪、同步每个采访对象的生活。但对刘小样，她始终有一种心疼和怜惜。不过那几年，张越也处在自顾不暇的阶段，工作忙，家人生病，“心里一大堆事，每件事要逼到眼前才能面对”。

　　你也看了，就往回走吧

　　刘小样再次逼到张越面前时，是两三年后。那时，刘小样的儿女都去西安念大学了，女儿读的还是旅游相关的专业。

　　孩子们都离开家了，她43岁了，结束又一段繁重的母职期，她依旧迫切地“想冲破有些东西，想突破一些东西，想突围出去。”

　　最初她考虑的是去东莞，最后定的是江苏。她知道娘家好多亲戚都在那边打工，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太慌乱。和过去的每一次出走一样，除了丈夫和孩子，她谁都没有告诉。

　　王树生陪她去西安买票，再度送她上了火车。他从不干涉她的计划，“任她折腾”，他能给的只有支持，“多的没有了”。那段时间，他手里没钱。从别人那里借来，马上给妻子转了过去。

　　孩子们都长大了，小时候看过妈妈上电视，但很快就忘了。此后的十几年里，家里不再谈论那段往事。可这个妈妈确实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她喜欢读书看报，但与人交接时，总是不老练。她喜欢春天第一场雷雨后激起的土腥味。喜欢鞋底踩过麦地后，带出的青苗味，“那个味儿甜甜的，好像得眯着眼睛才能去闻它”。她觉得劳动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的部分。早春时节，她还会领着他们去地里看叶苗上的露珠。

　　“这个妈妈总是长不大，太幼稚。”

　　妈妈又要一个人出远门了。在别的家庭，外出打工，多是出于生计需要。刘小样是为了自己。

　　在昆山，43岁不是一个好找工作的年纪。她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到一份做员工餐的工作。真实的打工生活，比她在家想象的粗粝得多。工业园的环境一般，员工待遇不均，厂里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工友。

　　刘小样觉得孤独，不快乐，她想辞职，又怕找不到别的工作。在怏怏中，待到了2010年底。她不甘心像贵阳那次一样，很快就回去。在一次电话中，她向王树生抱怨对工作的不满。王树生劝她回家，她还想再坚持。两人发生了争吵，她宣布，那年过年留在昆山，不回去了。

　　王树生知道她的性格，只好求助张越。张越劝她，最好不要彻底和家庭决裂，“别走得太彻底”。要不去西安找工作吧，她建议她，西安是大城市，“既能当职业妇女，离家又近，可进可退。”

　　女儿和儿子也打来电话。“你回来吧，这种年龄在那边根本找不到好工作的。你也知道南方是咋回事了，南方就是种稻子的，你也看了，就往回走。”

　　刘小样陷入了挣扎。她表现出强烈的坚持下去的意愿，并不惜与家人对峙。临近春节，打工的外乡人都回家了。刘小样最终听从张越的建议，从昆山去了西安，和做了导游的女儿，租住在一起。

　　她的秘密出走，又一次以返归平原而告终。离开昆山前，刘小样专门进城，去参观了昆山市立图书馆。

　　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此后的十年，刘小样成为众人心中的一桩悬案。

　　在由丈夫、儿女和她组成的四人核心家庭，关于那次节目录制，以及此后多年，她内心的动荡和燃烧，早就成为全家心照不宣、从来都不去触碰和复习的秘密。

　　关于那段往事，家里只存留了一件最明显的证据：一只黄鸭毛绒玩偶。那是2005年在北京时，张越给刘小样的女儿买的礼物。

　　刘小样觉得，孩子们知道鸭子模糊的来历，“这就够了，到此为止”。有一年，孩子们说，要不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吧。提到北京，大家都很有默契，“北京都去两次了，就不去了。”

　　在核心家庭之外，刘小样从不和亲戚们谈往事。只是有时候，家族聚餐，娘家人会跟刘小样的女儿开玩笑，“你妈没上学，你妈可惜的”。

　　2011年春节前，从江苏折返西安后，没有工作的日子，刘小样在平原上的村庄里，过着一种隐秘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去过贵州、江苏和西安。没有人知道，她给女儿取的名字，来源《诗经》，她把自己名字中的“小”改成了“拂晓的晓”。没有人知道，她只愿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在电视和手机上看电影，没有她想要的仪式感。

　　一个人在家的下午，她从地里采把花回来，插瓶子里，倒上自己酿的葡萄酒，放着齐豫的歌，喝下午茶。

　　尽管这一切都在大门背后进行，但村里人还是觉出了刘小样的不同。早些年，别家媳妇都用上手机了，她还没有。等人人都拿上智能机了，她手里还是一只老年机。大家都觉得奇怪，“这人在外头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对新生事物不感兴趣”。

　　村里的媳妇们喜欢跟着手机拍小视频，男人们则喜欢傍晚的时候，拉出一套简易设备，在门口直播唱歌。

　　前年春节，家里养了七年的狗，欢欢，眼睛里长东西了，一个劲儿流泪。刘小样抱着欢欢，坐在王树生摩托后面，去县城治病，花了两百多。村里人知道了都笑话，“这干嘛呢，农村土狗，自生自灭完了。”

　　村庄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夏天的早上，树上的鸟，喳喳喳喳喳。刘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王树生说，吵得人睡不着觉。屋后有片池塘，刘小样说，青蛙叫得可好听，王树生说，你说那是好听，人家不笑话你。

　　只有长大后的女儿和儿子，渐渐觉出了母亲的不甘。刘小样从来不跟孩子讲心事，她怕孩子不开心。但后来，她发现，他们只是不点破。她不喜欢看电视剧，他们就给她发电影资源。她不喜欢抖音，他们从来不推着她下载。她不喜欢出去和人打麻将，他们说，不想去就不去。

　　“妈妈的渴望在哪里？我妈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刘小样觉得，他们都知道。

　　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刘小样一束红色康乃馨。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妈妈住民宿。走在重庆街上，闻到黄桷兰花朵的香气，刘小样一定要找人问出树的名字，女儿等在一边，并不催促她。

　　在西安的时候，有一天，女儿买好票，拖着她去曲江的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她担心自己听不懂，女儿说，咱去感觉一下，你不是有这个愿望嘛，人家鼓掌，咱也跟着鼓掌。

　　那天，刘小样很开心。知道她还喜欢宫崎骏，女儿说，那下次咱去宫崎骏电影的音乐会，不过听宫崎骏，你可是要哭呢，刘小样说，哭就哭吧。

　　这些快乐，无法与再多人分享。王树生不喜欢音乐会，但他不会去阻止。年轻的时候，他心气也高，渴望去外面的世界。17岁出门做生意，26岁从兰州回家。他的奋斗，让整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打了一个翻身仗”。

　　中年以后，作为大家庭里最小的儿子，他必须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早早知道不能再出去后，他干脆就不想了。这是他和妻子最大的不同。

　　在他看来，妻子的目标都是很抽象的。“她就说她要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她要走出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俺都不知道她真的到底具体想干什么……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江苏也好，贵阳也好，都是很短时间她就回来了，待不住。”

　　她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融不到一块。王树生感慨，“其实她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啊，一生下来就是，俺这村3000多口人，整个县60万人，小小的地区，60万人，关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周边哪个村子的人，不是几千年都在这个环境生活，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病人”

　　大概五年前，刘小样告诉王树生，她想去西安的一家“医院”“治病”。

　　她觉得自己“病”了。否则为何过去二十年，她都像一锅永远在沸腾的水一样，无法平静。

　　王树生也觉得她“病”了，“她的不快乐，任何人都看在眼里”。他记得，那年去北京，白岩松都来现场见她，说，“我来看看你这个外星人是啥样子”。

　　“医院”是一家“帮助人清醒地认识自己，解决成年人思想问题和做心理疏通”的机构。整个疗程长达两年，“过程很折磨人”，学费就要好几万。

　　王树生支持她去“看病”。当年，妻子在电视里说，她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那时的王树生听了，极受震动。二十年里，妻子清醒了，可他不明白，人练敏锐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受自己活着的苦痛，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和她都过了五十岁。这些年，王树生在村里任职，每个月不到两千块的工资。90年代那会儿，他们是村里最现代最富裕的家庭。如今，他们已经落在后面了。

　　“表面上没有发展，实际上也没有积蓄”，他感到落寞。两个孩子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紧追慢赶，还是赶不上别人，而妻子还在漩涡里受苦。

　　想不出答案的时候，他也向她抱怨过，“对，你现在痛苦着，你清醒着，你没有麻木，但是你痛苦着，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你痛苦着，整个家庭也跟着你，包括亲戚朋友都跟着你，这合适吗？”

　　当年呐喊的人，最终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病人”。对刘小样来说，这或许是身处茫茫四野，无处也无力突围后的无奈暗示和自我改造。这也意味着，她终于接受了丈夫和其他人所说的一些东西——和大多数“正常人”相比，她是“不正常的”，始终“想入非非的”。

　　和“想入非非”相比，丈夫对她的其他描述，比如“性情中人，天真的人，清高的人，不贪别人便宜的人”，都变得无足轻重。

　　西安“医院”里的“病人”，有大学教授，也有公司老板。刘小样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很谈得来。两人曾住隔床，教授不相信她只念到初二。

　　关于“医院”的一切，刘小样不愿意详细去追溯。也因此，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她在“医院”里找了一份后勤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一点报酬。对外，他们说，她又在西安的一家学校做生活老师了。

　　前几年的一天，王树生突然想上网找找《半边天》的那期节目。他发现，原来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怀念和寻找刘小样，想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

　　他知道，那期节目确实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记忆，或许也真的影响了一些人，“可是如果她连自己的人生都改变不了，如何去影响别人？现在她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还有啥值得去弘扬的？”

　　我问王树生，人完善自己，不就是一个最大的用处吗？

　　他说，“完善自己，最起码首先得把自己从烦恼中走出来，从痛苦中走出来，这才算你成功，但她做不到。世上的所有努力，一个是金钱物质上的，一个是思想上的。两点她都做不到。”

　　刘小样也深觉自己的失败。在“医院”“治病”期间，她的头脑依然无法平静，疾病的联想和隐喻，逐渐弥散到她的生活中。以往的不甘心，渐渐转化成对自己的失望和否定。

　　在进退两难的中间时刻，婆婆病倒了。刘小样主动提出，回家照顾婆婆的晚年生活。2016年前后，她回到了平原上的老屋，此后再未出走或“治病”。

　　婆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几个媳妇里，她只满意刘小样做的饭。周末，刘小样还要去咸阳城里，帮儿子打扫卫生。

　　一个农村媳妇该做的，刘小样觉得自己都在做。只不过，她一直在兼顾些其他的东西。在这方面，王树生从来挑不出她的毛病。可是，他觉得，这也正是妻子矛盾的地方：

　　“她两边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来自于，你既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家务你得干，娃和老人你还得管，然后你又有那么多想法。”

　　自我消除计划

　　午后的村庄，空气一片死寂。走在村道上，能听见风吹柿子树叶的声音。远处，几个老妇人蹲在萝卜地里拔草，红色的背影在昏黄的冬日雨雾中缓缓移动。

　　这是刘小样回归的乡村，如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这里既古老又崭新，既躁动又凝滞。

　　十月底，平原进入漫长的农闲季。几乎所有人家，都敞着大门午休。门前的空地，大多种着葱、辣椒和白菜，刘小样家的门口，种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臭牡丹，鸡冠花，紫茉莉和玫瑰。

　　前院和后院也遍植花草。前院正中，有一片黄槽竹。那是和女儿从重庆回来后，她从乡集上，花十块钱买回来的。三年后，已郁郁葱葱。这是少有的能在北方种活的竹子。

　　攀着墙角的三角梅，也是她从南方回来后的念想。可惜只开了一次，后来只长叶子，不再开花。和她以前种过的百合一样，与这里水土不合。可她实在喜欢百合，后来绣了一幅十字绣，挂在了卧室墙上。

　　近来的几年，刘小样觉得自己平静了许多。从西安回来后，她要侍奉婆婆，做家里三亩地的活，考虑两个孩子买房和结婚的事。这些事情，让她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2019年春天，婆婆去世了。院子里又只剩下刘小样一个人。头顶还是四方的天。一切像是回到了她刚嫁过来的时候。

　　女儿年底就要结婚了。那几天，刘小样坐在家里，等女儿婆家送棉花过来。按照此地风俗，婆家送来棉花，娘家给孩子做成婚被。女儿的婚事之后，接着就是儿子。再之后，是他们的孩子出世。

　　村里和她同龄的妇女，早就抱上孙辈了。刘小样由此看到一条清晰的干道。顺着这条干道往前，生活也许不会再燃烧起来。

　　劫后余生，她将这些称为一个女人的主业和根本。她说，“在以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东西，但现在，家和儿女就是我的根本。主业跟副业有时候不能颠倒了。”

　　没人知道这是“突围失败”后的自我排解和注意力转移，还是经过“医院治疗”和自我改造后的反省，抑或是深厚艰固的历史文化逻辑在此时又发挥出了强大的形塑效力——总之，刘小样自愿回到了30年前的轨道里。

　　在50岁后，她终于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平淡的农村妇女”。看到莫言出了新书，写“晚熟的人”，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晚熟的人。

　　毕淑敏的书，王小波的书，鲁迅的书，全被她收了起来。她已经好几年不看书了。那些书堆在一张旧木桌上，桌子藏在卧室房门背后的角落。最上面是几本张德芬的身心灵成长书籍。

　　从西安回到村庄后，“好像是潜意识的”，她想跟周围的人一样，就拒绝看书。这几年，她只能听音乐，特别喜欢听欧美民谣。

　　为了抑止自己再“发病”，她把过去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了。过去，王树生看过一些片段。他总劝她，“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一页纸都没有了。她有意抹掉过去生活的痕迹，执行一种严格的自我消除。

　　刘小样觉得，“敏感或者说敏锐，对自己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她开始用丈夫过去劝慰她的那套话语，来进行自我说服，“一个普通人各方面还是迟钝一些好，否则你对痛苦的事情相应也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她不再抱怨。她愿意承认，“这个土壤已经够可以了”。她所在的土壤，目前只能把她“养到这个程度，这就很足够了”。她承认前半生的失败，“连自己都没推动”，“没够着，那就接受吧。”

　　火山似乎平静了下来，屋子和女主人都恢复了往日的面貌。只有客厅电视柜上的那只毛绒鸭，是还未被女主人消除的旧日符号。

　　毛绒鸭的上方，有四扇狭长的木棂窗。最左边的那扇窗户，扣上了插销，永远朝外开着。那是刘小样专门为家里的猫——波妞——留着的。

　　“我们家那波妞，生活最幸福了，想玩就玩去了，想吃就回来了。”

　　她不再给张越打电话，这也是整个自我消除计划的关键一步。张越的号码，一直在她手机里。从江苏回到西安后，她觉得自己一次次颓败而归，辜负了远方的期待。

　　她开始变得合群。以前她很少和人站在路上闲聊。现在村里老人多了，有时她跟人去地里捡地瓜，有时去对方院子里挖棵花。

　　我去的那几天，王树生正组织村民修路。隔天需要三十个劳力往路面铺沙，每人一天六十块的工钱。刘小样自告奋勇，连夜出门去找十个人。原先，这些集体活动她都不参加。这两年，在丈夫的教导下，她还学会了打麻将。

　　从表面上看，刘小样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在王树生看来，妻子只是在“努力地争取平静下来”，她“天生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最明显的是，除了做家务、做饭之外，大多数时间，她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一个人在家。晚上，全部灯都要打开。王树生觉得这很不正常。

　　“她的平静，就像坐牢。你的心没有收回来，你把自己关在家里，你的心关不住，你等于还是在痛苦中。”

　　她还需要人陪。王树生每天回家，把当天发生的、见到的，包括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给她讲一遍。他觉得，那都是无聊的事情，“每天在一块待着有多少话题要谈啊？”

　　他坐旁边教会她打麻将了，也让她别在意输赢。打了一两次，别人再叫，她不再去了。跟亲戚们也都没有深交。“谁也改变不了她，姐姐说话得顺着她”，她“拼命地孤立，就累，就烦，就痛苦”。

　　这几年，他看她只爱好花草。“哪怕是野草，她也要养活，这就是她。”唯一让他稍感放心的是，已经五十多岁了，再要折腾，“恐怕也没气力了”。

　　我的小花园

　　辩论有时会在两个人的庭院发生。2020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王树生从工地回来，我们谈起“人是否应该去够自己可能够不到的东西”的话题。

　　王树生认为，人如果超过自己的地域环境和家庭条件，去够一些现实里没有的东西，很徒劳，也一定会失败。

　　和20年前相比，他显然世故了许多。“你这种思想，啥事都成不了，因为太普遍了。”

　　他的话激怒了刘小样。她反问他：我连跳起来去够的权利都没有吗？

　　在我来访的几天里，刘小样的内心似乎有一道定时升降的闸门。闸门总在午后升起，那个多年来上下求索，四处奔逐，不断出走又不断回归后，被压抑和驯服的自我被释放出来。她终于又“逮着一个能说话的人”，说出许多“平时不能说的话，不敢说的话。”

　　可每到傍晚，那道闸门和墙外的暮色一起重重地落下。她变得游移，矛盾，躲避和反复。一道有力的监视的目光，从她自己内部发出，将她重新唤回牢笼里。

　　2001年，觉醒后的刘小样告诉张越，她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心里永远想着另外一种东西，她又不能出去，这是她的悲哀。

　　20年后，刘小样告诉我，不能彻底地出走，总想要兼顾，这可能就是她的局限。

　　这位自认为不彻底的反叛和出走者，回到20年前出发的庭院。在一个人的庭院，她把内心和过往，放在磨盘下，昼夜不停地研磨、辨析和探寻。

　　她想过，如果当年“配的是一个别的人，那个人彻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彻底地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她可能也就没有这些纠结，“彻底飞了。”

　　在重新一个人打转的日子里，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新旧杂糅，以及直面自身有限性后的虚妄：

　　“有的人以为我这人思想前卫，『她怎么那样考虑问题』，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太传统的一个人——我传统的东西根本也揪不掉，新的东西够不着，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为了压服这些不断跳跃、互相抵牾的念头，从2019年的春天起，她“特别特别刻意”地开始在院子里大肆种花。

　　她跟家人说，“谁都不能动我的花，谁动我的花我跟谁急。”

　　有时在外面看到别家的好花，她开玩笑，“真想偷回我家里”。快到县城的绿化带，前年引种了海棠。去年春天，粉白的海棠花开了。她骑电瓶车经过，心里十分不服气，“这么好的花，应该种我家里啊！”

　　至于为什么从前年开始种花，刘小样说，因为那年竹子长得特别好，给了她一种希望。 “竹子是绿的，那我得配红花啊，哎呀，那个春天，郁金香活了，芍药开了四五朵，几盆雏菊分开根，全都种到了院子里。”

　　除了种花，这两年，她对家务也更上心了。农村一般不拖地。现在，刘小样几乎每天都要把水磨石地板拖一遍。她说，原来，“没有这么爱家，现在特别特别爱收拾家里。”

　　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她喜欢骑车去渭河边想心事。这几年，种花、拖地，让她有一种回到渭河边的感觉。这是茫茫的生活里，她能捉住的少数几项慰藉。它们部分能使她从混乱的“想够够不着”的状态里，稍微安静下来。

　　张越曾在采访中评价，刘小样思想的勤奋程度超过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她属于『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一个永远在思想中的人。”但现在，刘小样不想再开动了。

　　“真的能做到吗？”我问她。

　　“我得努力，我得努力啊！”她提起小时候的农业合作社，白天，大家在地里一块儿干活，晚上回家，自己的脑子爱想哪就想哪。

　　这是刘小样给牢笼中的自己找到的运行方式。“我安静下来的同时，也给自己留着想的时间啊，我不是没给我留下时间，我有我的自留地啊。我这块自留地，在我自己家里，我爱想啥就想啥，我爱做啥就做啥，谁也干预不了。我出去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能随大流。但我不能让你们彻底同化了，那样一种状况我永远达不到，如果让我跟别人一样，我永远达不到。”

　　王树生知道她尽力了。他不否认妻子身上的某些审美价值。对她，他的情感里不只有亲情，不解，埋怨，也有义气和不忍。

　　有时，听到妻子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二十年，认为自己是个备受期待但最终失败的出走者。王树生会急切地打断她，“听我说啊，人家走出去那个想法，只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与你那个想法差太远了，层次差太远了……”

　　“但这也有限”，张越觉得，王树生比普通农村男性宽容和能沟通，“但哪个阶层的男的，最终也不能接受一个一心要追梦，已经难以自控的女性，她总要往外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内心有强烈的悲欢离合的各种感受，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沮丧，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渴望，有时候她特伤心，你知道一个过日子的男的，谁一天天这么陪你跌宕起伏……”

　　更多时候，王树生像守着一座火山一样忧虑和不安。她还会再次出走和突围吗？这场平原上旷日持久的高烧，真的褪去了吗？

　　王树生不能确定。女人身体里那股力量太巨大了，他知道她现在是在“极力克制”。而刘小样自己觉得，“突围的前提是人在城里”。现在，她不觉得自己在里面，她觉得自己在边上，在里和外之间。

　　边上是她的小花园。在花园里，她自己跟自己说话。一直以来，“瞎想”这件事，对她的生活都特别重要。

　　20年前，在《我叫刘小样》的结尾，她带着绝望和不甘说，“我就是不要把这个窗户关上。我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

　　现在，她真的有些老了。客厅的那扇窗户，为猫咪波妞永远打开着。

　　窗外的小花园，鸡冠花正开得肆烈。她说，以后，小花园给她多少，她就接受多少。花开得好的时候，她跟谁都炫耀，说，我的花开得可好。女儿听了取笑她，就那几朵花，成天说我的花，说得好像有多多似的。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厨房里。那天傍晚，平原上飘起了雨夹雪。我问刘小样，有时会觉得这是个悲剧吗？

　　她陷入了沉默。天光从头顶的天窗透进来。厨房几乎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只有柴火灶荒废了，被一只电磁炉取代。碗柜、水缸、菜刀、蒸馒头的大木盆，都还是1991年刘小样嫁过来时，婆婆为她准备的。

　　“我没觉得这是个悲剧。我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只是咱不知道。即便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不能说是悲剧。我不会报以同情，怜悯或者怎么回事，我可能就是欣赏。”刘小样觉得，最多用“悲壮”来形容。

　　“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悲壮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