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学院政委当了陈元的“大内总管”

　　文章《国开行落马高管中，居然有三个都是从陈元秘书位置上提拔上去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当年陈元接掌国开行后的首任行长办公室主任，在国开行行务委员兼巡视组组长任上到龄退休，回河南老家养老后仍未逃脱被查处命运的郭林；曾经担任过国开行办公厅兼党委办公室主任，日后在国开行被打入冷宫，但在评审二局“资深专家”的虚职上仍未逃脱被“严肃查处”命运的张林武；曾在张林武之前担任国开行办公厅兼党委办公室主任，日后在国开行总行运行总监位置上退休八年还是未能逃脱被查处命运的章茂龙。

　　关于张林武，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他被纪监委系统公布出来的违纪违法主要内容是：违反政治纪律，违规对外提供涉密信息，大搞封建迷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录用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影响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借用管理服务对象钱款；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这里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表述，其实就是给检察院和法院日后对张林武的量刑提供了“组织上的建议”。那就是，除非在被移交检察院之后又有新的“重大立功表现”，否则无期徒刑都是“从轻判处”，因为在无期徒刑之上还有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近些年来陆续被抓捕入狱的中共政权那些在被纪监委调查和审查阶段，即已经被认定了经济犯罪“数额巨大”的贪官们为什么都会认为，无期徒刑已经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了。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贪官们入狱日后所面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最新版本，对经济犯罪的最高刑罚还是死刑。依据1997年刑法，个人受贿数额超过10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出台过程中，已经有中共司法官员和人大系统的相关人士透露说，刑法修正案(八)的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在立法上，部分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调整贪贿犯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草案出炉前有媒体将二者混为一谈，称“刑法修正案(八)考虑对贪贿犯罪的人废除死刑”。

　　“消息一出，简直是人神共愤。”全程参与刑法修正案(八)修订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卢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公众误解，为死刑废除迈出第一步创造舆论气氛，调整贪贿犯罪量刑标准的议题被搁置了下来。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刑法学界来说，废除贪官死刑并非不可触碰的话题。早在2003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学泰斗王作富便在《检察日报》发表文章《职务犯罪死刑立法需要反思和检讨》，结果惹来骂声一片。

　　“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实际上很少直接呼吁废除贪官死刑，我们一直主张的是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辩护的田文昌对采访他的《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国家，这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贪贿犯罪作为经济犯罪之一种，也在主张废除死刑的范围之内。

　　在近十来二十年里，类似的观点也在司法机关内部悄然蔓延。日后被提拔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江必新，2006年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任上，即借参加全国两会机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建议除毒品犯罪外，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当废除死刑。而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全国法院当年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越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对于贪官获死刑，曾经为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进行辩护的著名律师钱列阳始终不认同那是最严酷的刑罚、最有震慑性的预防手段。“有的案件里，你会发现贪官被纪委找去谈话后直接就自杀了。”钱列阳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一些贪官不怕死，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几年里，自杀的涉贪官员远比被判死刑的要多，所谓‘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从2011年到2020年，刑法修正案经历了从第八到第十一版本的变化，经济犯罪，以及诸如贩毒等无命案犯罪的最高刑罚仍然还是死刑。当然，事实上从刑法修正案第八版出台之后，中国大陆司法机关这十几年来对于贪贿犯罪的量刑，即使是所谓“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在不涉及命案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贯彻了少用、慎用死刑的“政策” -- 特别是立即执行部分。

　　依据具体规定推算下来，对死刑缓期执行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再加上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一共是十七年。所以，在所谓“少用慎用”死刑的前提下，为了令贪官们不能再轻易抱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重新做人”的期待，现行刑法专门为贪官增设了中共政权刑法史上前所未有的终身监禁条款。那就是，凡是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就是为什么说，张林武日后如果能够只被判一个无期徒刑，他真的是要发自内心地称颂一句“谢主龙恩”了。之所以这样分析，是因为这个张林武截止目前所被公布出的犯罪内容，除了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还有一项是“对外提供涉密信息”。

　　从逻辑上推断，这个张林武应该是用内部金融信息向他的“客户”换取了巨额回报。

　　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凡是报道这个张林武犯案的新闻，均只提他是胡怀邦的下属，而且全部都是配发胡怀邦的照片。比如标题为《70后博士张林武违规对外提供涉密信息，系胡怀邦下属》一文中就片面强调，“张林武长期在国开行工作，他的老上级是已经被判无期的胡怀邦”。更多的媒体则干脆是以《胡情邦的下属“对外提供涉密信息”被双开》为报道题目，全都自觉回避了此人事实上是被陈元直接安插在自己的国开行董事长接班人胡怀邦身边的事实，更回避了他恰恰是在胡怀邦担任董事长期间，先是被从国开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位置上踢出总行，日后又被调回总行降为虚职使用的事实。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曾经对采访他的内地记者分析说：对于贪官的具体量刑，必要时，死刑还须适用。对贪官是否判处死刑，还要看有没有其他后果。在不涉及命案的情况下，“是否因为受贿违背了职责，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是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恶劣影响等等，都是可能导致死刑的理由。”

　　那么很显然，这个曾经的陈元大秘张林武对外提供涉密信息一罪，“违背了职责”自不待言，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恶劣影响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未来量刑时就看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损失的程度了。也已经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媒体，在关注张林武案的报道分析文章中强调了纪监系统的通报中，是“罕见到违规对外提供涉密信息” 的犯罪内容。报道对比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十几位被陆续查处的国开行高管，被控“对外提供涉密信息的只有张林武，理应严惩！”

　　至于纪监系统开除张林武公职和党籍的通报中，为他开列的另外一项违法乱纪内容“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录用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影响谋取利益”，有理由相信是发生在他在央行担任陈元“大内总管”期间。

　　首先，这个张林武自从进入国开行系统后就长期在陈元身边工作，并一直爬升到总行办公厅兼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说他是陈元的“大内总管”，确实是因为他当时事实上就是陈元身边的“令计划”。

　　

　　国家开发银行原评审二局资深专家张林武

　　其次，此人虽然在陈元在位和不在位期间分别担任过两个地方分行的行长，但任期分别都只有一年多一点，到离开的时候还都叫不出一些中下级干部的名字。

　　再次，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即已经介绍过，如果我们把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的陈元比做国开行的“太上皇”的话，那么“儿皇帝”胡怀邦接替了陈元的国开行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后，很快就对陈元一手安排在他身边的“摄政王”张林武忍无可忍，不惜忤逆“太上皇”陈元，先将张林武逐出总行，继而又把他调回总行；不但只是委以虚职，而且日后又在虚职的基础上，干脆只给了一个“资深专家”的身份。这就足以证明，在胡怀邦入主国开行之后，他张林武应该没有可能“在干部录用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影响”。

　　如此说来，张林武的全部犯罪内容中，凡是利用分行行长身份“以权谋私”的行为，陈元在他案发之前都有所不知是很可能的。但是，在干部录用过程中，他是如何利用在陈元身边工作时的职务施加影响，就是他和陈元之间“你知我知”的事情了。

　　前面已经介绍了，张林武是一个七零后加博士后。而在他之前担任过陈元“大内总管”的章茂龙，则是一个没有金融专业背景的前解放军军官。

　　1952年5月出生的张茂龙是安徽肥东农民出身，1966年初中毕业即在家乡务农；1969年参军入伍后，有幸被直接分配到中央军委的警卫部队；日后从外勤站岗大兵熬成内卫，在担任某首长警卫员期间被保送石家庄陆军学校受训；受训结束后即被“提干”，成为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秘书班子里的一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章茂龙主动要求“下基层”，被任命为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政治部主任；1998年，在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副政治委员位置上被晋升少将。2000年1月，章茂龙提出转业申请，获批后被“朋友介绍”到国家开发银行；因解放军院校政治工作干部的经历，被任命为国家开发银行人事局副局长兼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但这个职务他只干了半年多时间，即被陈元调到自己身边，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办公室主任。一年半后，陈元又将他提升至正司局级的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和党委办公室主任。

　　日后的章茂龙又经历了地方挂职和国开行的机关服务局局长等职务，2010年改任了业务性较强的职务 -- 国家开发银行运行总监。

　　2013年，就在陈元被宣布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当月，年近61岁的章茂龙被办理了退休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