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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最近在官媒发文阐述改革精神,要求对改革者宽容。八十年代的自由派学者告诉本台,这是对残存改革派发出集结令,也是向习近平喊话,呼吁他停止政治迫害。
他为推进改革提出三点建议:1. 营造一种改革创新的文化,具有新思想的人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2. 廓清改革与发展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但不能互相代替。3. 有对待改革者的宽容政策,允许改革者大胆地探索,也要允许失败。
“习近平胡作非为,体制内外很多不满的声音。现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下,这是不同的声音,刘道玉通过自己在改革派人士间的号召力和官媒这种形式,使这种声音得到广泛传播。如果搞得好,可以成为改革派的集结令,构成一种力量。”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
“改革开放”十年不到,昙花一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解放思想的号召的推动下,中国出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刘道玉惋惜地写道,可惜持续不到10年,就以“发展”代替“改革”。
“改革是创建千秋伟业,如果有了对改革者的宽容态度,他们就不会心有余悸,改革就会后继有人。”
他引述胡耀邦总书记的名言“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也成为他本人锐意改革的精神力量。
胡平强调,刘道玉说得比较委婉,其实六四之后改革就已停止,一直制约到今天,为习近平登基做铺垫,“六四之后,对民间改革力量是一次毁灭性打击,党内改革派基本上全部出局,造成空前严重的停滞甚至倒退。言论自由是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另外,法治的基本精神是不溯及既往的。”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文化和思想界一片肃杀,党内政治斗争不断,妄议中央、对党不忠者遭到残酷清洗。私企和科技公司受到愈发强硬的监管,全面左转的“共同富裕”运动更是直接冲击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
刘道玉直言,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六君子遭到慈禧太后的迫害。就如鲁迅所说,“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的伤害,向来并没有放松过,手段的利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是改革者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
中国民主党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本台表示,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培养出陈东升、邓晓芒、易中天等各界精英,他本人更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八十年代,武大培养出很多人在官产学三界做出贡献,向企业家引入西方市场机制,把大锅饭的国家变得朝气蓬勃;学界引入各种观点、专业规范、新的技术思想和组织方式。刘道玉是他们人生和事业的导师。他是一个旗帜和标兵,在改革开放期间始终走在最前列。胡德平是中央整党小组在武汉的负责人,湖北省的改革都走在前头。实际上文革时刘道玉是武汉的造反派,但他后来在实践中觉得,改革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事业融入人类的文明主流中去。他退下来之后,也常参加老干部的聚会,对时局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
武大“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1981至1988年,刘道玉担任校长期间,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他主张的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等制度创新,开国内高校改革之先。1988年春,刘道玉因改革步伐超前被免去校长职务。
1984-1986年间在武汉推动民间教育的王军涛还记得,当他在武大的宿舍遭到公安抄家,刘校长连夜打电话到保卫处调查情况,对这种卑鄙行径非常反感。王军涛回到北京后,刘道玉1988年托学生带话表示歉意,当初没有保护好他。
“刘道玉先生就是希望,在清算时要对改革者宽容。他在八十年代的一个想法就是,不可用政治迫害的手段解决分歧。”王军涛说,“现在回想起来,刘道玉是有恩于我的人,那时候不知道,觉得他保守,要改就彻底改,搞得两头不讨好。他们最大的悲剧在于,当我们和党内保守派对决时,他们把双方的人看作是自己人,属于夹心层。”
1984年,由武大校友创刊的《青年论坛》以其大胆敢言而一鸣惊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发表在创刊号上,主流媒体纷纷转载。胡平的《论言论自由》也被理论界誉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三十余年后,武大现任校长窦贤康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辅导员纷纷献唱《党旗飘扬的方向》《我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对于中国高校的现状,刘道玉如今失望地评价道,“中国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只有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而完全没有概念、制度、体制等的改变,因此,以发展代替改革是不可取的,相对于80年代是倒退。”
改革派摧而不倒,可叹可敬
去年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方方日记》被污蔑为向境外势力递刀子,刘道玉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表示,种种荒诞源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没有经历类似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因此被左派媒体围攻,“跪拜在西方文明面前的小学生”。
刘道玉当时强调,被国际社会孤立后,由于缺乏原创性,中国制造也将难以维系;中国要警惕民粹主义膨胀,切忌盲目自大,自我标榜。
这位年近九十的老人仍然在为坚持真理而承受风雨,王军涛如今忆起刘道玉的一生,感到五味陈杂。八十年代改革派尽最大努力将中国带到人类文明的自由民主宪政中去,最后却功亏一篑,迎来反攻倒算,但是,希望仍存:
“道玉先生、耀邦先生就是一个悲剧,想在共产党里做一些共产党不可能做的事情。他们一生为共产党打天下、维持江山做了事情,为共产党续了三十年、六十年的命。改革开放搞出来的技术变成习近平数码极权主义的资本,要不然他还在金三胖的刀耕火种中。但是,也没有白折腾,八十年代留下的人现在在官产学三界都是顶尖人物。看看吧,他们和习近平的较量还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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