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学“自杀问卷”被叫停，家长最担心的什么？

　　“最近一周，为了自杀，你的准备行动完成得怎么样？”

　　“最近一周，你已着手写自杀遗言了吗？”

　　根据家长反映，目前已知要求填写上述问卷的学校包括：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第五小学、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上海天山第一小学等。 

　　11月17日，上海民办包玉刚实验学校小学部家委会针对此事，向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发表书面质疑。其他相关学校家长、家委会已陆续向长宁区教育局、长宁区监察委员会等投诉。19日上午，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对此发布情况通报称，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已要求停止该调查问卷工作。

“教人自杀”的心理问卷？ 

　　“这个表格的诱导性太强了，完全引起孩子的好奇。”一位填写过该问卷的学生家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根据家长提供的“调查问卷”题目截图，问卷共120多道题，其中58～95题均与自杀相关，引用了“Beck自杀意念量表”。

　　上海民办包玉刚实验学校小学部家委会向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发表的书面质疑中强调：“Beck自杀意念量表的目标人群为有自杀风险的病人，今天竟然用到了四五年级的普通学生身上。”家长们发现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孩子对自杀的了解和兴趣不减反增。一位家长询问孩子问卷内容是什么，孩子回答：“很奇葩，教我怎么自杀！”

　　“Beck自杀意念量表 (SSI)”由美国心理学家阿伦·特姆金·贝克（A.T.Beck）编制。论文《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在大学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指出，Beck 等人在制定量表时，其调查对象为精神科的门诊和住院患者。随着时间推移，量表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展至普通人群。 

　　“问卷里涉及很多自杀方式，这不是很合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生黄满丽认为，无须在心理健康普查开始时就设置一些与“自杀”等消极情绪相关的问题。上海金山区某校心理老师范欢欢表示，该问卷以小学生为目标群体是错误的，且问卷目的性过强，“这是调查一个人自杀意愿有多高，用什么方式去自杀，然后什么时候去自杀等问题的”。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19日上午的情况通报，长宁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为该问卷内容审核方之一。该机构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解释说，此次心理问卷测评不是在全区进行的，而是针对部分学校进行的“试点”。“此前我们有这方面的基础，在慢慢推进。”此项心理问卷测评工作，目的在于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是为了保障青少年们的心理健康，早发现早预防” 。

　　在北京大儒心理咨询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看来，问卷内容并不至于产生诱导学生自杀的作用。“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或者以往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人因为接受了含有自杀问题的心理测评而去实施自杀行为的。”徐凯文表示自杀行为是具有某种传染性，但本身有自杀想法的人，才会被传染，从而引发自杀行为，“所以我不认为这里面会有大家担心的这方面危险。”

　　但填写问卷未经家长知情同意，这是引发家长强烈不满的另一原因。受访的几位家长均表示是在网络舆论发酵后，通过询问孩子、其他家长和班主任才得知此事。“震惊愤怒！”一位家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自己听说此事时的心情，“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种事。”上海天一小学一名学生家长在看到新闻后才得知，自家孩子已经做过三次类似内容的问卷，每年一次，问题大致相同，均询问了关于抑郁和自杀的问题。但家长此前均不知情。

　　征得受测对象的知情同意是一个基本的职业伦理，徐凯文认为未成年人更为特殊，不仅需要得到受测学生的同意，还必须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他要知道他在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测评，这个测评为什么要做，做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以及有可能有什么坏处”。

　　此外，家长们还对该问卷负面消极的语句描述，线上问卷的呈现方式，答案有效性、问卷隐私性等问题表示质疑，并对问卷制作前期工作及后续跟进工作提出建议。

　　面对家长投诉与此事引发的社会争议，校方与长宁区教育局陆续做出回应。上述学生家长表示，11月18日下午，班主任致电每位家长，表示打电话是学校的要求，“确实做了，道歉，以后会注意。好像就这么三句话。”

　　目前，家长们希望把问卷对孩子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有家长表示，“我不是专业人士，我不知道如何能做到。”对此，前述长宁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在此事件发生后，已经通知全区域的班主任，一对一打电话，跟所有做过问卷的学生进行安抚；其次，为应对学生心理疏导问题，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后续还会通过跟专业医院合作，进校宣传等活动，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按照目前的舆情，（问卷）工作肯定是要暂停的。”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失误或者说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补足它，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一次机会，宣传一下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问题筛查难 

　　此次上海长宁区心理问卷争议事件背后，体现出当前青少年成长中的心理健康威胁，以及青少年心理相关疾病的筛查难题。 

　　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 

　　心理健康量表（问卷）测评是一类有效的筛查方式。徐凯文认为，“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式肯定还是通过量表测量。” 但受测人员的认知水平、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等都会影响心理测评量表的有效性。徐凯文认为，此次上海长宁区部分学校对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问卷测评，并未考虑到上述问题，“他们可能字还没认全，对很多专业术语或者一些比较成人化的语言，理解能力是不足的，如果意思都没有搞明白，回答当然是不靠谱的。”

　　徐凯文表示，目前还没有针对小学生的测评量表，但可以使用“投射测验”的方法实施测评。比如通过让他画画、搭积木、摆沙盘、编故事等方式对他进行观察和测评，这一方法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但他强调，这种方法对实施测评者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而对于认知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学生而言，“他们已经能够理解问卷式的测评方法，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量表测评仅能预测短期风险，但无法预判长期风险。徐凯文强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不仅要看被测学生最近一两周的情况，还要预测接下来几年时间内有没有出现极端情况的风险，但这从测量的角度无法达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生周晓波也指出，量表筛查只能起辅助参考作用，并不能决定诊断，“我们最看重跟病人面对面的精神检查、访谈，去了解病人的情况。”

　　黄满丽提出，应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分层筛查”。在第一层普遍筛查时，会关注一些普遍的问题，如有没有出现抑郁、焦虑情绪，或睡眠问题等。问题设置需贴合孩子能理解的角度，简单易懂。 

　　在第一层筛查中分数较高的学生，需要进一步进行筛查，由心理老师或医生采用相对专业的量表，对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逐步深入了解，避免出现由于不理解问卷题目等导致的“假阳性”问题。而在阳性结果筛查出来后，心理老师或医生再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谈话，询问他近期有没有消极的想法或计划。

　　而测评筛选只是第一步，后续对应措施也需及时跟上。每一层的测评筛选方式都需要专家进行评估。而筛选方法也需先进行小样本测试，验证是否可行，然后再进行大规模推广。而后续的保障、管理、治疗措施都需要和不同机构对接，如医院、学校、社区等。 

　　但黄满丽表示，目前的筛查是“一刀切”。如果筛查出某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去医院开具证明，证明可以返校。“但并不是我抑郁症就不能上学，除非是非常严重的。”此外，对于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医生需要进行系统评估、动态观察后才能确定。因此，黄满丽认为这种“一刀切”的筛查方式，将责任转介给医生，“我们很被动。没办法，学生说你不给我开证明，我就回不去了”。 

“迎检专用”的心理老师 

　　周晓波从病人的年龄比例变化中，明显感知到近几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过去，周晓波所在的门诊当中，70%～80%左右为成年人，青少年占比20%～30%左右。但在最近5年中，工作日的门诊一半是青少年，双休日的门诊青少年占60%以上。“青少年患者中情绪障碍居多，情绪障碍中以抑郁情绪居多。”周晓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上述变化的背后是患者就诊意识的增强及青少年发病率的增长。周晓波表示，“以前大家可能不会认为这是个病，不会来看病，觉得这就是个人太脆弱了。”而随着抑郁症发病率的提高，这类疾病逐渐受到重视。周晓波认为青少年患病的原因多样，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及生物学遗传等都是导致患病的因素。

　　学校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场所，专职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却远无法满足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院长朱生营调研了全国3142所小学、941所初中学校，发现仅有19.16%的城市城区学校、2.64%的农村学校设有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在学校，升学率是第一，心理学科永远是被边缘化的。”郑州某中学心理老师李双表示，她所在的学校仅有一名心理老师。平时除了完成心理健康课及心理辅导等本职工作，李双还需承担大量的行政工作，如办活动、迎接检查、写新闻稿，还得有文有图，“都是杂活，领导可能觉得心理老师比较闲。”李双自嘲自己变成了一个“迎检专用”的人，“好像只有迎接检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我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才发现心理老师还是挺重要的。”

　　李双工作两年以来，发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想象中的严重，“尤其是开学那段时间，或者每年的3、4、5月份，我的QQ就跟炸了一样，会有很多学生在QQ上向我求助。”李双所在的学校属于美术类高中，男女比例为1:3，人际交往问题最为严重。

　　而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心理老师们自身也需要心理辅导，这在心理咨询业界被称为“个人体验”。李双在上班第一周，在心理辅导室接待了第一位学生，“他说想十八岁那年先掐死他爸爸，他再自杀。然后我晚上就一直在做噩梦。”李双表示心理老师非常需要心理辅导，“心理老师说好听点在做心理辅导，难听点就是情绪宣泄桶。”而在保密原则的束缚下，心理老师又无法将自己的压力告诉同事，“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痛苦。”李双在面临这种情况时，通常会向其他学校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或自己的大学心理老师求助。

　　待遇水平低、没有正式编制、无法专心本职工作、工作压力大等问题困扰着绝大多数心理老师。“我到现在还没编制，我也很想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帮助学生，但有时候想想自己的待遇，就挺难过的。”李双认为心理老师的边缘处境一方面源于学校对心理学科的不重视，另一方面为工作业绩没有量化的考核标准，“评价一个语文老师优不优秀，就是看他的成绩；评价一个班主任优不优秀，就是看他们班的成绩。那怎么去评价一个心理老师优不优秀呢？是很难的。” 

　　2021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翟美卿提案建议，要给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事业编制，落实福利待遇，完善任职资格以及职称评聘、晋升等系统性政策，以稳定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其次，要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落实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周课时量，将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及其相关工作计入教学工作量。2021年7月12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徐凯文建议，除了要加强对心理老师的培训，也需对班主任、任课老师进行培训，“不需要把他们培训成心理专家，但是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的常识，要能够识别学生可能出现危险的情况。”

　　深圳某高中班主任王锋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与患有情绪障碍的学生相处。此前有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会要求老师在上课时间带她去公园散步，带她去买零食，王锋出于害怕担责的考虑，答应了这些要求，这也给他造成了很多困扰。

　　对家长的教育和培训也迫在眉睫。上海金山区某校心理老师范欢欢发现，“现在家长的病耻感其实很重，他宁愿说这个小孩子是叛逆，是学业压力太重，不会说这个小孩子是心理状况不好，他很难去开口说这个东西。”范欢欢会对家长进行知识科普，告诉家长孩子哪些状况可能属于抑郁症的前兆，是否有抑郁症风险，她提倡家长更多介入，减少病耻感，提升接受度，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就医、恢复。 

　　“心理工作不是心理老师个人的事情，只有所有人都引起重视的时候，才能把它做好。”李双说。

 （ 注：文中李双、范欢欢、王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