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评论分析文章：有些东西并非谣言，而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信息。
（三）这种过度关注政治高层人物的做法，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经济、历史、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身份认同、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我和黎安友教授合开的《中国是否会民主化》的课程里，讨论了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多种因素，比如经济腾飞与可能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影响，高科技极权主义，法治与人权状况，民间抗争的经验与教训，西藏、新疆、内蒙、香港等地的身份认同与抗争，中共的历史血债，知识分子的观念光谱，人口与环境危机，国际民主化潮流以及西方对华政策的转变，等等。而党内权力斗争只是很小的、次要的一个因素；而且这个因素的强弱，也取决于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前面所述的深层结构与影响因素如何互动。
（四）中南海八卦派和听床师给人们提供的是廉价的政治春药和虚假希望，它有可能导致对抗争的消解。有人号称他的猛料可以引发中南海剧变；有人幻想高层内斗导致党内竞争，进而从党内民主扩展到国家民主； 有人天天期待着高层叛逃或军事政变，幻想着偶发的政治危机结束一党专制；有人等待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自上而下推动民主。继“胡温新政”之后，很多人在习近平上台之初预测他将大举实施改革，主要理由竟是习仲勋属于改革派。甚至在习近平大肆抓捕活动人士、打压民间、独揽大权之后，还有人洗地说，习集中权力是为了改革。这些政治春药其实是迷魂药，它假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可以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假设共产党可以突然崩溃或回心转意，假设政治转型可以在民间不抗争、人民不牺牲、社会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
（五）把中南海宫廷剧目当作中国政治的核心，最大的弊端是消解了民间的主体性，贬低了民间的抗争、牺牲和推动历史的作用。中国政治不仅仅是习近平和政治局，不仅仅是党政军和派系间的尔虞我诈。更重要的政治行动、能量和希望，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的人民，他们的焦虑、挣扎、调适和抵抗。尤其是那些觉醒者、抗争者和维权者——他们是民间组党的异议人士，为了争取自由而失去自由的良心犯，捍卫人权的律师和活动家，坚持独立写作的作家和学者，报道真相的记者，走上街头的围观群众，组织罢工的工人，翻墙寻求真相的网民，以及那些拒绝参与作恶而离开体制的人。他们是天安门母亲，女权活动家，NGO，钉子户，上访者，环保人士，给良心犯送饭的人；他们是上街示威的香港人，是捍卫自己本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的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自由不会从天降，没有抗争就没有未来。
毛时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是邓小平个人的利益、教育、观念、派系所决定的，而应该从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和危机上来理解；简单地说就是，当时如果不改革，共产党死路一条。把改革开放仅归功于所谓“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上是掩盖和贬低了小岗村和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的普通民众、改革探索者和先行者。1980年代后，中国经济、法治、社会方面的某些进步，根本上来自于民间的探索者、抗争者和行动者。举凡恶法的废除、管理的改革、真相的记忆、丑闻的曝光、启蒙的推进、观念的进步，都需要由千千万万的人在推动；如果眼光只局限于政治局那几个人，就是舍本逐末，不可能公正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人们经常过分夸大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当然应该肯定他的贡献，但台湾转型更大的压力来自党外运动，五龙一凤、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美丽岛、郑南榕、原住民的反抗等等，当然还有美国和国际环境的压力。
在彭帅事件中， 不少人本能地从政治内斗来解释。比如，张高丽的丑闻“根本不可能在微博上发出来；但彭帅的发文不仅发了出来，而且还在网上保存了20分钟” ；中共“任由外界议论纷纷”，就是为了“让张高丽身败名裂，就是给整个江系，给江系的掌门人江泽民和曾庆红难堪”。 有人说，习近平面临六中全会的恶斗，要利用“绯闻”把张高丽“批倒批臭”，迫使他“临阵倒戈”；“张高丽这种事情能够被报出来，那一定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激化表现，而且这肯定是被人指使的”； “在这时间点爆发，就是因为前一段，张高丽拼命地反对对江泽民时代问题的批评，因此触怒了习近平。”
在这种叙述之下，彭帅成了政治内斗的工具和棋子，她的思想、她的“飞蛾扑火”的决绝勇气，她作为女性受害者的全部痛苦和尊严都变得不值一提，不值得同情。她只是一出带有色情意味的宫廷戏的一个小配角，看客们只管幸灾乐祸地观看。更恶劣的是，有评论者把彭帅说成“小三想上位”、“长期情妇”用性侵指控来“碰瓷”，这暴露了他们物化女性的男权思维和阴暗心理。
我们要警惕来自中南海的信号，更要警惕那些滥用中南海信号的政治听床师和占卜师，更还要警惕，那些自称反共的人其实有着与中南海同构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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