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共媒体“多维”报道：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一个被铁链锁在一间破屋的中年女人视频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关注焦点，她蓬头垢面，寒冷天气里衣衫单薄，却生育了八个孩子，很快就引起网民普遍同情和愤怒，网友称呼她为“铁链女”或“八孩女”。事发后，在网民的持续追问下，丰县县政府、徐州市政府先后发出四份前后矛盾的通告，不仅未能向民众释疑，反而引起更大的质疑声浪，斥责地方当局一再动用公权力试图掩盖某些丑恶的拐卖虐待妇女的真相。徐州和丰县的政府用自己前后矛盾、错漏百出的通报让自己在公众面前丧失了公信力，以至于现在不论徐州和丰县政府说什么，公众几乎都不再相信，当地官方随之陷入“塔西佗陷阱”。
事件发生以来，从丰县到徐州市，官方为此先后发了四个官方通报。第一次通报在1月28日，徐州丰县县委宣传部通告指，网民反映的女子（铁链女）为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通告还称，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但网友并不相信这种说法，质疑该调查是否询问铁链女的直系血缘亲人，患病时间有多久，“不存在拐卖”的结论有何依据？很快丰县官方就改变了说法，发布了第二次公告。
第二次是1月30日，丰县县委宣传部发布通告，称杨某侠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通告称，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精神状态稳定后便将锁链拿下”。公众依然不接受这种说法，继续质疑是否存在拐卖妇女行为，董某民是否有虐待犯罪行为？与此同时，四川南充失踪女孩李莹的叔叔李大成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递交申请书，希望采集徐州杨某侠的DNA样本，和李莹家属的DNA对比，因为他认为徐州杨某侠，也就是丰县官方说的铁链女，很有可能就是李莹。
2月7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发出第三次官方通告，称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同村的桑某某（女，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桑某某称，当年她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但不少网友指出，这种说法不合常理，并且疑点重重，如果桑某某受小花梅母亲所托，为何后续小花梅走失，未告知小花梅家人？为何不报警？桑某某是什么人，小花梅的母亲为何放心将自己当时已经言语存在异常的女儿交给她，带到两三千公里之外的江苏去治病？董某民一家，当年究竟是收留走失的小花梅，还是买下被拐卖的小花梅？
面对网络上汹涌不断的质疑，2月1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调查组给出的第四份通报终于披露，事件中确实存在拐卖行为：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某和其丈夫时某某涉嫌拐卖妇女罪，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时官方通报说：“近日，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话都说到这个地步，而且经过“部、省、市公安机关”和“DNA检验比对”，论道理应该不会有假，但仍留下疑点。拐卖是如何发生？董某民是否只涉嫌非法拘禁罪？是否存在强奸罪和虐待罪？结婚证是如何办理的？有哪些公职人员牵涉其中？
两位已经改行的原《云南信息报》记者自愿自费前往云南福贡县走访调查，发现小花梅的老家人大多无法辨认铁链女便是徐州官方通报说的小花梅。与此同时，网上流传甚广的照片显示，失踪前的李莹与铁链女的面部特征高度相似，而小花梅的照片虽与网络上曝光的杨某侠和董某民结婚证中的杨某侠很像，却与铁链女并不像。舆论由此怀疑，铁链女也许并非是徐州官方说的杨某侠或小花梅，而可能是四川南充失踪女孩李莹。甚至有网友通过对比过去几十年徐州少数民族女性人口的非正常大幅增加，怀疑在徐州一带，拐卖伤害女性很有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可以说，徐州市和丰县官方的四次通告每一次都几乎否定了上一次的说法，每一次的通报都有很多关键的漏洞，与常理和证据完全无法相符，实难服众。这样一来，徐州市、丰县等地方政府完成丧失了公信力，网络上的质疑和批评之声更加汹涌。
最后不得已，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不得不另外成立调查组，表示将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确定真相。现在江苏省政府的调查还在进行中，公众对此寄予期望，期待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拿出获得公众信任的调查结果。事情发展到现在的地步，连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无奈地说：“从政治上说，这是悲剧性的。它是官方公信力已经非常脆弱再清晰不过的警钟。”徐州和丰县的地方政府彻底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之中。
有分析者表示，在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或舆论热点问题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开诚布公，积极回应，用公开透明的信息和积极回应的态度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有效地维持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但如果是从包庇犯错者、隐藏事实、回避责任的角度出发，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将很容易严重受损。毕竟，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掩盖或遮蔽问题，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有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在现代化治理上相对好一些，但很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的执政理念和治理能力还差得很远，远远达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的要求，像徐州、丰县这样三四线城市和基层区县，在面对铁链女事件时，治理短板立刻暴露无遗。
回溯事件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这件事在一开始只是一个基层事件，如果丰县官方能以坦诚透明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查明真相，给舆论一个诚实完整的交代，那么这件事可能在一开始就发酵不起来。但是，从一开始，从丰县到徐州地方，都以“捂”的心态，把它当成一个“家丑”对待，在心理与行动上抵制媒体舆论对事件关注，对相关村庄严防死守拒绝外人进入，还抓了两个到现场去关心当事者的热心人。为把事情平息下去，地方政府没有把重点放到解决问题，廓清迷雾上，反而人为推高社会对立情绪，制造了很多信息迷雾。最终在舆论的追问下，徐州和丰县官方步步后退，反复被证伪，令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这个教训实在深刻。
这件事也警醒中国各地政府，如果不转变执政理念和治理思路，不去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不能以现代、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与公众对话，那么地方政府不仅将难以满足人民对于政府更人性化更文明现代的治理诉求，而且可能会因为处理问题不当，陷入“塔西佗陷阱”。近年来，地方治理的短板频繁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点。这说明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反思地方治理的不足，踏踏实实提升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不容再耽搁。要知道，地方是中国的毛细血管，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公权力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所谓“郡县治，天下安”，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为中国优化地方治理敲响了警钟。（作者：余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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