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八孩母亲"事件，从一个地方丑闻演变成民间舆论风暴，徐州当地官方的荒唐表演“功不可没”。政论家邓聿文认为，“万事定于一尊”的中共现行体制无时不刻不在制造这样的“挖坑”行为。
”虽然中共意识形态号召官员要为人民服务，可实际上威严的等级秩序让它口中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官场内部的为领导和上级服务“
有观点认为，此次铁链女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暴，是中国自有互联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胡温时代的孙志刚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和雷洋事件也曾在网络和线下掀起大风波，但那时是博客时代，而现在是微信和抖音时代，信息的传播要比过去快得多。铁链女事件从发生到发酵扩散，在半个多月内成为了海内外华人关注的头等事件，并且看似已有从网上转向线下的发展趋势，这是由地方当局挤牙膏式的应付舆论，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欺骗公众造成的。
“地方小事”掀起的舆论巨浪
尽管这起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对妇女权益的摧残不能容忍，但它不像彭帅遭性侵等事件那样涉及高层具有一定敏感性，处理不慎会造成不和，因而对外界呼声干脆采取不理不睬态度；铁链女的直接加害者不是公权力，而是“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反映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事情曝光引起舆论反响后地方当局不能及时介入处理，想来董某的家族在当地不会有很大势力，即使有官员牵涉其中，也上升不到县级层面，事情本身看起来“很小”，按说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处理结果并不难，不会对中共的统治或地方当局的维稳造不利后果，但地方当局的鸵鸟心态和对大众情绪的置若罔闻彻底把人们激怒。
江苏省委在这把大火烧起来才救场，真实情形外界不得而知，也许是先把责任推给地方尤其基层政府，让它们在前面挡着，观察了解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这是当局处理事故的一般做法，不能说这样做没有合理性。因为出了事都由上面先揽着，万一做砸了就没有后退之路，而由当地政府处理，做好了上面有督导之功，做砸了是下面办事不力，届时上级或中央再来收拾局面，或又能赢得舆论掌声。不过，把这起事件看成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压根没料到它会在舆论场掀起滔天巨浪，恐是原因之一。
人们对此事“揪着不放”，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当然首先是铁链女的悲剧命运打动了人心。过去的奴隶也没被主人这样虐待的。但其实，我们多数人又何尝不是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铁链女”呢，被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铁链”锁着？当大众对铁链女有这种感同身受，不能容忍此丑恶的存在也就在情理之中。
可当局不明白这点。对官员们来说，虽然也有一些出身寒门，然而多数官员尤其是那些走向领导岗位有决策权力的官员，基本不是出自平民之家，他们的人生之路比普通百姓要顺畅得多，不会理解底层民众的那种艰辛，或者虽然曾经也有过这种日子，然而随着官职的升迁，早已遗忘。既然身在官场，人生目标就是一路往上爬，因此他们的眼睛只盯着权力，谁能提拔或者惩罚他们，他们就侍奉或者害怕谁。中国的这种官场文化和官场生态，几千年来本质上都是如此，中共的执政没有改变这个面相，相反，让它走到极致。虽然它的意识形态号召官员要为人民服务，可实际上威严的等级秩序让它口中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官场内部的为领导和上级服务，现在的一尊体制，更是将中共过去在邓江胡时期残存的一点党内开明气氛一扫而空，在强调向党中央向核心看齐的党内政治生态下，官员唯有效忠才有向上升迁的空间。
为最高领导服务
可以把今天的中国官场看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自我循环的系统或“围城”，“围城”里每天上演的大小事情很多都同“围城”外的民众没有直接关系。它奉行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和绝对的效忠服从。等级是对各级官员而言，效忠和服从则只属于最高领导，别的领导和官员是不能要求下属效忠和服从自己的，否则就是在搞团团伙伙，立山头树帮派，挑战最高领导的权威，触犯政治律条。任何人要进入“围城”，都必须遵循这个规矩。故而对官员来说，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铁链”，也被体制系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和“铁链女”的区别，就是后者是被迫接受铁链的，而官员们多数是自愿被体制套上铁链的。
当然，任何类比都有缺陷，相对董某，铁链女没有反抗力量，官员对一尊，虽然也没有反抗力量，但却能给体制和一尊“挖坑”，在消极的意义上，这种“挖坑”是对一尊体制一种软性的不满和反抗。
所谓“挖坑”，指的是官员不积极去为党解决问题，排忧解难，而用一种躺平的姿态，消极以对，甚至在此过程中放大或制造问题，最后把小问题搞成大问题，弄到必须要最高当局收拾的地步。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体制任何时候都免不了有官员对统治者的挖坑行为，然而，在一尊体制下这种挖坑行为或现象尤其多，几乎每个官员和每个人都在扮演某种程度的挖坑者角色，原因就在于，一尊体制让官员基本丧失了积极进取、主动作为的空间。当大小权力都集中一尊，大小决断都由一尊拍板时，官员们能够作为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每级和每个官员都在等一尊和上级发号施令，生怕做错了或者做事的方式不合上意，自己的乌纱帽恐难保，甚至有牢狱之灾。这就使得他们不敢负责，也不愿负责。此外，如今的民众也不好“伺候”，毕竟社会开化，要想再糊弄和吓唬民众，已经不灵。何况旁边还有一群不怀好意等着看笑话的同僚。故在此种官场生态下，每个官员最好的明哲保身之举，乃是做效忠之姿，说政治正确的话，但不干事少干事，不得不干事时，干那些容易出政绩特别是领导交办的事情，尽量少得罪同僚，这样就不易惹麻烦少犯错，别人抓不着把柄，即使出了事故，最多是不作为之过。
徐州和丰县两级政府对铁链女事件的处置就是现成例子。几次通报的前后不一，蒙蔽欺骗舆论，一方面是想撇清地方政府违规为董某和铁链女办理结婚登记，进而没有尽到打击拐卖妇女和保护她们权益的责任；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在春节和北京冬奥即将到来的情况下，不想把丑事扩散，变成又一起敏感事件的维稳压力的考量。彭帅被性侵引发的国际反响包括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已构成对当局的困扰，可想而知，当局定会要求地方守土有责，不能再出现让外界特别是国际舆论攻击中共的事情。因此，在冬奥维稳的刚性政治要求下，地方政府的习惯做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图通过瞒和压最后让事情不了了之。
尽管在民意压力下，徐州方面已将涉嫌非法拘禁八铁链女的董某以及涉嫌拐卖妇女的桑某和她的丈夫时某拘留，真相似乎要大白于天下，事情看似以地方政府的步步后退收尾，然而，要不是在一些人不屈不饶地深挖之下，特别是两个前调查记者对亚谷村的深入采访以及董某和八孩母结婚照的流出，人们差点就被地方当局糊弄了过去。事情到这一步，可说是丰县和徐州两级政府亲手摧毁了自己残存的公信力，如果它还有的话。它们给当局挖的这个坑，其所起破坏作用是那些对中共不满的反对派无法比的。
事件持续延烧，官方调查组称要“全面彻查”，并于2月23日发布通报
地方政府和官媒的角色
不只如此，在信用破产后，地方当局还在继续给体制和一尊挖坑。在江苏决定成立调查组的同一天，媒体广泛报道了徐州市委召开常委会的消息。一个局级政府的常委会，原本上不了媒体版面。而媒体报道这则新闻，显然不是关注它的内容，是要看看处于舆论漩涡的徐州当局在做什么。从报道来看，徐州市委常委会对铁链女事件压根没议，讨论的是徐州将要召开的两会工作筹备情况。但报道中的最后一句话“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或许泄露会议的真正主题是讨论该事件，然而报道不能这么说，它让外界看到的必须是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之类当下流行的标准的表态式政治语言。换言之，在地方政府看来，哪怕火烧眉毛之时，紧跟中央、紧跟一尊依然是最重要的。这则报道刻意透露的政治信息，同时也意味是对体制和一尊的挖坑，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一级政府对被损害的底层民众丝毫不关心，虽然或许地方当局实际上对此很紧张。而它们对铁链女事件的处置方式，也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的标准表现。
在铁链女事件中，对体制和一尊挖坑的还有官媒。比起明星失德官媒群起批判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官媒报道此事，集体失声，唯一的例外是已经退休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但现在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人们曾哀叹火红一时的调查记者的死亡让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舆论监督工具，可官媒对这起似乎不涉政治的个体悲剧不着一笔，的确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料。这里必须一提《中国妇女报》和它的主管机构全国妇联，作为号称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己任的媒体和组织，竟然对这种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默不作声，堕落到如此地步，也难怪人民要生气。
回溯铁链女的演化过程，假如丰县方面从一开始就坦诚告诉公众，由于此事横跨20多年，调查起来有一定难度，需要时间，同时对涉嫌虐待的铁链女丈夫董某采取刑事措施，对违规给董某办理结婚登记证的工作人员严肃处理，承诺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事情本可化解，说不定还会像当局常讲的坏事变好事。但两级地方政府把事情搞砸，做到了中共的反对者做不到的，这是只有在一尊体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些年来外界确实看到了包括官员在内的许多人，都在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地给体制和一尊挖坑。例如，铁链女的丈夫董某，如果不是他为博流量用她来“卖惨”，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从而不自觉地充当了挖坑人的角色。
江苏省委省政府终于决定对丰县八孩母事件成立调查组，尽管这个决定作出的有点晚，但总算对大众的不满有个交代。或许当局最终能把民愤压制下去，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一尊体制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挖坑行为，而越来越多挖坑的行为无疑会将体制的基石掏空，因此很有可能，下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引发的民怒，会将看似坚不可摧的一尊体制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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