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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共八十周年党庆时,江泽民曾对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当时已经先后去世的邓小平和陈云的牌位也供奉进“毛泽东纪念堂”,美其名曰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中共中央当时对下发布的相关通知中说,中央批准在毛泽东纪念堂内分别增设邓、陈两个纪念馆,同时对1983年建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补充,“使纪念堂成为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业绩的重要场所,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至此,当年华国锋为永久保存毛泽东尸体而建立的那坐毛氏大墓,正式变成了整个中共政权供奉其列祖列宗的共产祠堂,与大日本国的靖国神社的作用殊无二致。整座毛堂的建筑面积多达三万多平方米,当年的设计者的计划就是建成之后一楼存尸,二楼储物,所以建成之后即把二楼搞成了毛泽东文物展厅。但因为建筑面积太大,所以当时纪念堂二楼大都空置。
中共政权的接班人们看来是都非常坚信,只要把毛泽东纪念堂改成国庙和整个政权的共产祠堂,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至少在党内就无人再敢质疑了。
据说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退位在既,给胡胡锦涛留下的政治交待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党内形成惯例:每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后,都要到这座祠堂里报到、瞻仰和勉怀老一辈革命家,发誓不能让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断送在自己手上。
2012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同时接替了胡锦涛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当年12月26上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同一时间,习近平率领中国总理李克强等党政军文武百官,在中国北京参拜“党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
笔者当时特别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境内各大媒体中,至少有网易和新浪两家是将中日两国领导人“巧合”在同一时间“参拜”的两则重大新闻,并列排放在最显要位置。网易首页当时的黑体头条是《七常委今日瞻仰毛泽东遗容 向坐像三鞠躬》;二条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参拜靖国神社》。新浪首页的黑体头条、二条、三条依序是:《七常委上午瞻仰毛泽东遗容》;《日本首相上午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严厉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2019年9月30日,中共建政70周年日前夕,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带领全体常委到毛泽东纪念堂朝拜,并向烈士纪念碑献上花篮及默哀。(路透社)
当时,东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这是继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后,再次有在任首相前往参拜。这也是安倍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参拜。北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虽然没有特别说明这是习近平的第几次,但却也是出任总书记之后的(对外公开的)第一次。
当时的习近平在给“毛圣”的遗体“上香”之后的节目,就是从一楼停尸房上到二楼,对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共五个陪葬者的“衣冠冢”逐一“缅怀”......。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他习近平已经想到了对这“六大领袖”的家庭不能“厚此薄彼”。所谓“轮也轮到他了”,指的是革命领袖们身后被“封妻荫子”应该人人有份,每家出一个“副国级”。
当然,所谓“正国级”、“副国级”原本只是民间的说法,中共“组织工作法典”里只有部长级、副部长级的说法。部长级之上的,则是统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又细分为“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和“二级领导人”。所谓“二级领导人”里,在党内没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身份的都只被称为“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及高检和高法的正职。
所以,“小道消息”中的所谓“六大领袖每家安排一个副国级”的说法,如果消息来源可靠的话,原话也应该是“每家都安排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前述毛、刘、周、朱、陈、邓“六大领袖”的每个人的家庭成员里,毛泽东在世时,他的夫人江青同志就已经高居政治局委员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则是在丈夫去世的当年底,即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日后又出任政治局委员和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夫人康克清则在丈夫去世数年后,被邓小平安排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邓小平和陈云,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都是在他们去世后安排他们各自的长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此前提下,当时的中共红二代圈子里几乎人人都相信,既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习主席有责任、有义务不让刘(前)主席家例外!
至于刘源最终还是被习近平在政治上抛弃的原因,除了我们过去节目中介绍过的薄熙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主政重庆期间,刘源曾在圈子里说过“将来近平掌舵,离不开熙来二哥的辅佐”,日后被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令习近平联想起了10年前薄熙来被“调查”之初,刘源曾上书中央,力陈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就事论事”,也还因为一些红二代对刘源的吹捧引起了习近平的反感和警觉。
首先是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杨帆,对刘源的吹捧和对薄熙来的吹捧一样不遗余力。
说起来,笔者本人可能是最早在海外介绍杨帆其人的。中国大陆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曾出版了一本书叫《共和国的第三代》,作者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杨帆。此书出版的次年,笔者即在《中共太子党》一书中介绍了杨帆的这本书和他与薄一波家庭的亲密关系。
日后,杨帆自己曾向就文革问题采访他的香港记者详细炫耀过自己的“红二代”资历:文革爆发时正在北京著名的四中读初中,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是小学和中学同学;上山下乡期间到山西插队,后病退回城失业两年、工厂8年;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26岁才重新上大学,直至经济学博士。当时的一家香港报刊介绍杨帆说:杨帆从小是学习尖子,“我智力特好,学习拔尖,出身也好,又红又专。”
他跟刘源、薄熙成从三岁一起上幼儿园,小学一起上北京实验二小,中学一起上景山学校,三人一直要好,直到初二时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刘源家最惨,死了爸爸;薄熙成死了妈妈。”而对杨帆来说,最大损失是中断学业。在当时四中实验班,杨帆两年学完三年数学,如果顺利,应在十七岁左右上北京大学或者公派法国留学。“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这场文革,我应该在二十六、七岁成为留洋博士。结果这一耽误就是十年,二十六岁才重新回到学校上大学,可谓深受其害。”杨帆自称。
这个杨帆曾在公开场合吹捧当时已经官拜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有刘少奇风范”,令刘源当场大呼“不敢当”。
这个杨帆还特别发表回忆录《我和刘源》。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回忆录《共和国第三代》,刘源、马凯、李三友都说这本书好。但被一个同学在海外乱传,何频、高新写了《中国太子党》一书,说我是太子党智囊,在香港炒作。薄熙成非常敏感,埋怨我半天。后来他说,这本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给高干子弟说了许多好话,我说这是我的自我批评。我和刘源这段经历,被有些卑鄙小人在海外多次炒作……。自由亚洲电台的高新多次编造谣言,企图陷害我。可惜国际官司没法打,要是在中国,早告他们的损害名誉罪了。
除了杨帆,更有红二代军中代表之一罗援对刘源的吹捧。
十年前,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罪行被公开揭露,刘源就一直被外界传为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的“先锋”。但这类对刘源的溢美并非出自中共官方的正规媒体,而是大都出自罗援的“自媒体”。
罗援曾在吹捧刘源的署名文章中写道:“在军委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他(刘源)和总后党委终于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人们在感谢习主席挽救了军队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军队的反腐先锋——刘源。这让我想起了刘少奇主席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刘家满门忠诚。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 ”
言下之意,“人民(都)不会忘记”,人民的“总书记”岂有忘记的道理。
笔者当时从一位红二代口中得知的信息是,如果说因为薄熙来的缘故令习近平对刘源开始心存戒心的话,那么罗援对刘源的最后一次公开吹捧,也就是他对刘源在当时军委总后勤部的“告别演讲词”的那篇“读后感”,等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在这篇“读后感”里,罗援不但大吹特吹刘源“公事不谋私,私事不涉公”;“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甚至还说他“苟利全军,舍我其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胸怀、何等的胆识”;上不愧江山社稷,下不愧黎民士卒”……。
试想,除了习一尊本人,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军内,岂有第二个人能够配得上如此高调的吹捧,岂能不引起习近平的高度警觉?
所以说,罗援的这篇“读后感”等于是把刘源彻底捧杀,彻底断送了刘源被犒赏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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