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能再出一个屠呦呦？

又是一年诺奖颁奖季。距离上一次中国人获诺奖，即屠呦呦获诺贝尔药理学奖的2015年已经有7年了。在这段时间，我们这些吃瓜群众除了疯狂补课，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获奖的内容之外，也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又没有我们？

网上有一种声音，也就是培养一个科学家，至少需要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科研事业“刚刚起步”，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成就也是正常的。可是，现在已经明显过了“刚刚起步”的时代，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我这个人对于新鲜事物向来是比较迟钝的，虽然几个月之前就出现“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但直到动笔写这篇文章，我才去认真查一下它的含义。至少我对它的第一印象还是符合它的定义的：那些出身于小镇的，只顾刷题，而不会干其他事的人。这个词的含义可以为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解释。

高中和我关系最好的化学老师J博士曾经用这样的话讲述什么叫做科研：如果说别人合成了一个一个碳的碳链，你在他的基础上合成了一条两个碳的碳链，那不叫科研，只能叫重复；但是如果你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合成一条1000个碳的碳链，那就叫科研了。可是如果别人合成出1000个碳的碳链，你做出了1001个碳的碳链，那就又不叫科研了。如果你觉得碳链这个概念有点难以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盖楼，盖一层两层1000层的楼。

J老师的话表明：想要做出科研成果，必须要勇于在别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量变引起质变，有一个质的飞跃。为什么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因为纵观科学史，那种开天辟地，打开一个全新的学科的时侯并不多，纵观物理学史，也就那么七八次。这种事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基本上不能指望碰到。因此，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在他人的成果上，进一步创造新的成果。虽然如此，创新这个重要的因素仍然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它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而与之配套的，还要有做科研的人的胆量和远见，同时，还要有一流的理论和实践手段。

那么我们的小镇做题家们拥有这些特质中的哪些呢？如果他们真的成为了优秀的小镇做题家，他们无疑拥有比较优秀的计算功底，别人想出来一个新的模型，他们可以给它解出来。但是似乎也只限于此了。别人丢给他们新的模型，他们可以做，但是让他们自己去想一个新的模型，他们是想不出来的。因此，他们连“一流的理论和实践功底”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拥有良好的知识基础”。这就仿佛说一个人要盖一座新房子，他买了足够的砖和水泥，可是除此之外，他就再也不会干什么别的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结束了本科学业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会过得非常痛苦。因为在这个阶段，学习知识的过程已经结束了，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些有开创性的工作，而这是他们在过去16年的教育当中从来没有学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即使过得还算“可以”的人，也未必拥有特别好的上面说的那些素质。

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中国研究生，他的导师正是诺奖得主安德烈·海姆。当时，导师交给他一块石墨，让他做出尽可能薄的石墨片出来。他还是采取了最传统，也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打磨的方式，经过努力，也只能做出几百到几千层的石墨片来。而他的导师则选择了用胶带粘的这种方式，成功的分离出了石墨烯，拿到了六年后的诺奖。

安德烈·海姆  图源网络

我们通常都说题做多了就做顺手了，实际上，做题恰恰是一个固化思维的过程，做的越多，思维被固化的次数也就越多。这样做的好处是再做题的时候很容易想到之前用过的思维，从而成功的解决问题。但坏处也显而易见：从此再跳出这个模式，以新的角度想问题会变得非常困难，而这恰恰是开创性的关键。所以，一个人越贴近小镇做题家，也就越远离科学家。

当然，我并不是说科学家就不需要做题，正相反，他们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和知识积累，没有这些是绝对做不了研究的。所以，我像反对盲目刷题一样，反对盲目减负，主张我们仍然应该通过做题，让学生掌握最根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但同时，不要让做题成为教学的唯一目的，而是要让学生拥有开创性的思维。这一点我在的中学做的就很好：做题我们学校当然是很擅长的，但是那并不是我们授课的全部。所有的老师都很清楚，自己应该教学生学会的是知识本身，而不仅仅是做题。比如说我们上化学课，按课本讲完乙醛后，不会进一步往下讲。相反，J老师带我们探究甲醛的性质，探究少了一个碳之后物质性质的变化。J老师设计这节课的时候，我给他当实验上的助手，和他一起设计这节课我们要做的实验。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和J老师在那间昏暗的开放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候，是我最喜欢化学的时候。

进入大学后，我那活跃的大脑还是没有停下来，现在脑子里面至少有五六个点子准备实现。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进入那所高中，没有遇到以J老师为代表的那些老师，会发生什么呢？我想不说别的，高三那充满着做题的漫长的一年，就足以把我脑子里所有的创新全部磨掉，而极有可能，老师会说那些是我前进路上的障碍，而不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小镇做题家——确切地说，因为我在北京，所以说是大城市做题家，和别人一样，过平凡而庸庸碌碌的一生。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让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多一些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不需要先进的设备，需要的是能够使用先进设备的人，也不是削减学生的课业量，指望他们能够把省下来的时间用在探究而不是打游戏上。我们所要做的，还是让教育回归知识本身，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导向。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高智商的毕业生都去了投资、金融等高薪行业，真正能安于寂寞和并不丰厚的收入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做做科研的人越来越少。做科研是要忍受长年的冷板凳和寂寞，因为科学研究都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基础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从历史上看，首先是基础科学研究上的突破，才引起了技术上开创性的革命和变化。比如牛顿力学和热力学，撑起了以蒸汽机、机械为主的工业革命的诞生，而以量子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更是直接驱动了半导体技术，核技术、激光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诞生，甚至可以说是引发和带动了整个西方高科技技术的高速发展。

没有这些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就没有高科技行业的领先。只有切实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配备自由宽松、求真求实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氛围，才能产生一个孕育创新的温床。这样就算不能带来一朝一夕的改变，但持之以恒，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不说培养出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也至少能产生好几个屠呦呦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