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漏风的中国金融为何至今表面安然？

何清涟评论分析文章：最近，引发世界恐慌的是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瑞信被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盘价的40%）收购，暂时避免了第二个“雷曼时刻”。有人发问：中国金融系统早就病根深种，过去数年，因P2P的爆雷、房地产业的拖累，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成了一头随时可能暴走的“灰犀牛”，这次为何久病成疴的中国金融系统反而安全，瑞信这种“大而不能倒”、曾被奉为业界先锋的瑞士信贷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2023年3月20日，人们走过瑞士信贷银行（瑞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中国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反而成为防波堤

　　出现上述情况，当然不是中国金融体制优于美国、瑞士，而是得益于一直被视为弊端的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性。

　　美国金融实力远优于中国，用专业术语概括，那就是：一国金融体系动员和配置跨期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该国的金融实力。

　　其次，中国最好的规模性指标（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只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这基本与中美两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规模性指标（如金融衍生品规模）甚至不到美国的1%。这就决定了两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完全不同，中国一直以银行为主导（因为无法大规模发债），而美国则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国债规模接近32万亿美元，其他各种企业债与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胜数；

　　第三，美国的金融专业人士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中国。

　　美国有这么多优势，为何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带来的模糊性导致的。

　　国内金融风险究竟有多高，中国并未能建立起一套测算其风险的科学体系或方法，仅是借鉴成熟市场现成的工具与经验，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风险。

　　1997年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缘于索罗斯集中力量通过对冲基金先整垮泰国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独独香港在北京帮助下稳住，最后只有中国大陆安危度劫，原因无他，就在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扼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风险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紧扼住。

　　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成熟市场完全不同，数据获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样，完全凭金融高官的经验外加行政手段控制。仅以P2P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频繁爆雷，行业规模急剧萎缩，开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下降至9649.11亿元。最后留下8000亿坏账无人买单，投资者只能认亏了事。所有的社会不满，全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强行“化解”。

　　二、当前中国金融风险主要聚集在房地产市场，即经济的“房地产化”。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没有挤出，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并让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巨大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之风险。从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将经济调控的阀门装在房地产市场上，收收放放，反复折腾，大的调控共有八轮，每次抽紧银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倒下。2021年就倒闭了300余家，平均每天一家。说白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倒房地产公司的方式来缓解金融危机。

　　北京如何防范金融危机？

　　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士，两国政府对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意识都非常薄弱。但中国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统是自家短板，时刻准备着，将防范金融风险当作宏观经济管理第一要务，生怕灰犀牛暴起，将自家房子踏成瓦砾。不少政治反对者喜欢一言以概之，说与毛时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没有变化，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经济上，中共已基本脱胎换骨，再也不会将“抓革命”放置于“促生产”之前。只是有个从共产主义学说带来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时刻打私营经济的主意，每逢经济状况向好，就想从私营企业那里抽血，展开政府围猎行动，将私企逼得无路可走，纷纷跑路，严重影响税收与就业，一发现不对，又开始掉头，放宽一些限制，仅习近平任国家领导人以来，这把戏就玩过两轮，目前又进入稳定私企阶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却汲取了毛文革经验失败的教育。绝对不让外行管理金融财政系统，仅仅会学习近平讲话的人，不会入选。

　　中国式经验归纳而言，大概有两点：

　　第一、财经口官员的任命：专业经验优先考量。

　　近半年以来，外界对习近平组建新一届政府有各种猜测，广为流传的就是李克强班底将全部弃用，启用经验不足但政治可靠的习家军来取代专才。等到“两会”开过，财经口几个关键位置则留任有经验的官员，易纲将继续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昆留任财政部长，王文涛也留任商务部长，这三位都已经年届65岁，算超龄留任。即将重组的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亦超龄留任。上述安排让这传言无疾而终。

　　此举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称赞，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金融监管领域又将实施改革的当下，习近平让拥有丰富经验的高级金融财政专家易纲、刘昆等留任，保证了经济和金融事务领导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增强国际市场信心。

　　第二，中国政府对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中国人均负债达17万元，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200%。国际金融机构估算要严重得多，国内引证的有一条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364%。就在那一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过那段著名的话：中国既要防止“黑天鹅”（突发性的经济事件），更要防范“灰犀牛”（指早已经发现但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为了拯救中国经济，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之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预期指经济增长目标）。这个所谓“六稳”，实际上就是在稳泡沫，这个泡沫的象征物就是房地产市场——蹲伏在中国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国金融口主管官员明白，中国金融行业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给地方政府的银行面临财务危机——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均每年增长16%。也因此，这次两会后，中国央行召开2023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金融风险处置各方责任，积极稳妥压降存量高风险机构。

　　这种危机意识还表现在宣传口径上，中国政府官员（非宣传口）这些年时常提醒国人，要准备过苦日子，比如这次留任的财政部长刘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国税收下降，例如消费税降18.4%，增值税降21.6%，关税降27%，城建税降10.5%，车辆税降32.8%，印花税降31.3%，证券印花税降61.7%，土地增值税降22.4%，房产税降22.9%，土地出让金降29%，……，喊话各级政府，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政府成了问题的制造者之后，如何应对政府制造的问题，确实可以将危机爆发延后。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产，瑞士政府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让瑞银（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资30亿瑞郎收购瑞信，价格仅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损失。一家管理资产规模超1.1万亿美元的银行就这样结束了166年寿命，算是给国际经济拆了一次雷。但最近这轮金融危机的真正启示应该是：如何避免政府成为金融风险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