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习近平一句话，二十亿打了水漂

余杰评论文章：习近平一讲话，编修二十一年的清史立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二零二三年六月，习近平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习近平话音刚落，声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牵挂”的编修清史计划顿时死翘翘。这似乎成为一个规律：只要是习近平插手的事情，必定是失败的结局。

编修清史的计划始于二零零二年，中共当局专门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此“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参加。二零一八年九月，中共版的“清史”完稿，共一百零六册、三千两百万字，为民国编修的《清史稿》篇幅的四倍。次年，送审稿交由新成立的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审读，该院院长高翔是习近平的心腹，曾经负责中国网络监控事务。稿件落到此人手中，可谓凶多吉少。

果然，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学者张泰苏在社交媒体X上以英文发文说，他从可靠消息来源得知，这部“清史”已被高层搁置，理由是“未能肯定人民的观点”，具体来说，“受到新清史影响过大”，因此在政治上无法被接受。

所谓“人民的观点”，就是共产党的观点，因为在共产党治下，人民从来沉默似金、不能有任何独立的观点，人民一旦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街道上表达，共产党立即用机枪和坦克来消灭这些观点和表达这些观点的人。过去二十年来，当局为此编史计划花费将近人民币二十亿元，现在只因习近平一句话就浪费了投入的资源。 对于挥金如土的共产党来说，这点钱算不得什么。 而对于想了解当前中国学术审查情况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中国，历史必须为政治服务。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曾发表御用学者周群撰写的长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声称“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而“新清史”是“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为抗衡“新清史”的观点，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上下两卷、一百一十万字的《清代国家统一史》，该书对清代东北边疆、蒙古、新疆、西藏、西南边疆、台湾、海疆等地区经略作了专题性、全面性的探讨和评估，指出“清朝的中国王朝定位是不容置疑的”。

编修清史的计划始于二零零二年，中共当局专门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此“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参加。

中共为何比害怕病毒还要害怕“新清史”研究呢？

原来，虽然“新清史”不是严格的学派，但以欧立德、米华健、柯娇燕、罗友枝、路康乐与濮德培等为代表的学者，其论述对“大一统”、“中国认同”及“汉化”等既成观点构成挑战。他们重视满文、蒙文、维吾尔文等内亚民族史料的运用，以打破过去汉文史料独霸的局面；他们强调“大清帝国的特殊性”，即大清帝国具有满州性、内亚性与世界帝国性。

濮德培曾表示“中国的合法领土其实只有汉地十八省”、米华健也说“清代之前中国根本管不到新疆，新疆怎么会是中国的合法领土”。从中国迁居台湾的出版人富察延贺在台湾主持的八旗文化出版社曾出版“新清史”代表作，如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欧立德的《满洲之道》等。他在解读这些著作时说，东亚的历史不是像中国诠释的“不同中华朝代更迭”，而是不同政权互相征服，但是中华史观一定要确认正统“祖先”，诠释历史的方式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你征服不了我，我就丑化你一辈子”。 富察延贺希望透过向台湾人重新解释东亚的历史观念，让台湾人在思考台湾历史的时候，对东亚的理解不再只有中国，而是能跳出大中华概念的迷思，了解东南亚、内亚对台湾的意义和连结，并重新思考台湾自己的历史文化，建立起文化自信，从内心去除掉威权、专制的思想。这或许就是他遭中共当局秘密拘捕的“罪状”之一。

北洋政府如何修《清史稿》？

这不是第一次修清史。北洋政府从1912年至1927年，只持续短短15年，却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之下完成《清史稿》修撰。中共政权号称大国崛起，一部编写和审查时间长达二十一年的清史却胎死腹中。北洋政府有容乃大，中共政权小肚鸡肠，对比强烈。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要为前一代修史。 清朝复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启动纂修清史工作。一九一四年三月九日，经国务会议议决，总统袁世凯颁布设置清史馆令，重申修史“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的意义，要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三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

清史馆聘汉军旗出身、同治进士、曾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馆长，邀请136位学者参与，还有100多位执行人员。从赵尔巽以下的主要编撰人员都为前清遗老，在价值观上认同清朝而反对民国。《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北洋政府却并未干扰清史馆的工作，既没有强制领取其薪水的作者更换一种写法，也没有换一批忠于民国的新式学者来撰写。北洋政府基本具有共和国形制，并非依靠意识形态治理的独裁政权。在北洋政府时代，中国短暂地拥有过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的繁荣，《清史稿》成书过程就是例证。一九二八年，北伐军打到北京，北洋政府覆灭，《清史稿》全书基本竣工，但未经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匆匆出版。

虽然《清史稿》只是“稿”，其立场也明显“政治不正确”，且存有诸多史实疏误，但清史学者戴逸仍予以高度评价：“《清史稿》根据国史馆稿本编成，而国史馆稿本是由清朝许多代的学者集体编撰、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所写各种传记、志、表，很多是亲历其事，亲见其人，见闻较近而真切。……《清史稿》的文体用文言，修史者皆功底深厚之知名文士，故行文简练、清晰、流畅，后人颇难达到他们的文字水平。”

南京政府成立后，改北京为北平，设立故宫博物院，将清史馆划入故宫博物院。对已发行的《清史稿》，因其“不奉民国正朔”、“复有反民国之嫌”，对其颇为忌惮。此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却仍有民间出版社悄悄印刷发行，并以此牟取暴利。

当时，历史学者孟森撰文反对禁书做法：“在馆秉笔诸人，当时采清代旧望，来者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故疑其内清而外民国，此诚有之，但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其可疑与否，当据书中内容而言，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一九三四年九月，学者容庚也在《大公报》发文批判南京政府封禁《清史稿》的做法。

学者们的反对意见，引起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注意。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汪精卫在行政院会议上专门讨论此事，主张由教育部出面，组织对《清史稿》做出检校并予以解禁。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让《清史稿》解禁。汪精卫本人当年是与大清势不两立的革命党，曾舍身行刺摄政王，被捕后在狱中遭到刑求，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而，亲身参与推翻清廷的革命的汪精卫，却对《清史稿》的作者及立场却予以相当的尊重。

共产党和习近平绝对没有北洋政府及汪精卫的胸襟和气度。共产党和习近平将历史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将历史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其结果只能是扭曲历史和毁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