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临时工服务的社会：中国就业的不稳定化及后果

“极致的不稳定性让经济发展陷入某种成瘾状态，企业变得更想“轻装前行”，而劳工则背负更多压力、恐惧和不安全感。”

——作者：钟山

“瑞幸咖啡烂手之痛”最近登上微博热搜榜，东方网记者的这篇卧底调查报道揭示了瑞幸咖啡在高速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劳工问题，特别是瑞幸门店大量使用所谓“长兼职”咖啡师，他们大部分是做五休二或者做六休一，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不超过200个工时，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超出了“兼职”的定义，跟正式工无异，但实际上瑞幸并没有与这些咖啡师建立劳动关系，而是发明“长兼职”这种名词来降低雇佣成本和规避职业病维权风险。

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精明的人力资源策略，但是这种增加劳动市场灵活度的做法会产生预期之外的社会后果。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描述，从事兼职工作是批量制造不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方式，随着服务业经济成为主流，兼职变成了一个粉饰太平的问题词汇，因为越来越多自愿或被迫做兼职的人，实际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原本预期或酬劳给付的时间。

而且，兼职工作的增加掩盖了失业问题与低度就业问题，比如在德国被迫从事“迷你工作”（mini-jobs）的人不断增加，却制造了高就业率的假象。

中国的问题要比德国严重得多，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的规模达到2亿人，撑起了“零工经济”新业态。这些人以劳务派遣工、日结工、学生工、外包工、独立承包商等名目繁多的身份，成为打工人中的二等公民。相比于有“编制”的正式工，这些人的工作显得很有“弹性”，这包含多种面向，比如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求的变化，适时降低工资；可以轻易裁员而无需付出代价；可以在内部调动员工职位，改变工作结构，并将反对力量与成本降到最低；可以轻松降低员工的技能需求。

这些弹性来源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扩散到世界，它存在的托词是为了留住投资与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其本质是系统性地降低劳动者的生活安全，因此追求弹性是推动不稳定劳动者数量增长的直接原因。劳动弹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更多的临时劳工，他们的成本具有优势，工资较低，享有的企业福利较少，因而企业可以快速改变雇佣策略来适应环境。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临时工往往是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背最黑的锅，成为正规部门推诿卸责的替罪羊。

在劳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沦为“临时工”的风险，这是国家和企业有意为之，把工作不确定性转移给劳动者承担，进而制造越来越多不稳定的边缘人。早在十多年前，国企就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把职校学生当成重要的劳工来源，这些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更多人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开始以不稳定的收入维生，三和大神“干一天、玩三天”就是劳动市场恶化的真实的写照。而且，大神现象扩散到全国，不仅在深圳，北京、苏州、广州、郑州、杭州、武汉等主要城市都出现集中的日结工市场，为零工们提供最辛苦和低端的临时岗位。

不稳定性也开始沿着阶级结构向上蔓延，比如互联网大厂的白领工作使用外包员工和实习生的比重提高，而且35岁到龄“毕业”成为行业默认的“规则”；高校“青椒”的工作状况同样在恶化，学术官僚把高学历研究者绑在绩效主义的战车上冲锋，模仿国外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沦为学校收割高级韭菜的镰刀，每个职称都设立准聘期，让不稳定工作的年限从3年延长到6年，最高可达12年，达不到晋升标准只有离开。

稳定工作的稀缺不稳定性在全社会的蔓延，让各个阶层的劳动者的处境更糟，只能不断内卷，在弹性中求生存，一旦遭遇失败，产生的影响对个人和社会都是负面。

长时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会让人产生挫折感，这些工作完全无法透过有意义的结构或网络让人建立人际信任关系，似乎也无法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因为职业生涯难以发展，不能满足对工作的期待，因而只能开始自我剥削，为了幻想中的向上流动而付出更多的劳动。但实际情况是不稳定性可能会贯穿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让人无法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持续不断的疲惫感与相对剥夺感催生了焦虑与绝望的情绪，只要一个小失败或厄运就能让人滑落悬崖，失去微薄的尊严。

正是因为害怕这样充满压力又没有安全感的境况，准备进入劳动市场的打工人对稳定的工作越发执着起来，很多大学生把就业目标转向“铁饭碗”，考上编制才算解脱，因此参加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每年都在攀升，2024年更是首次突破300万，平均约77人竞争一个岗位。如此激烈的竞争让人饱受压力，因为太害怕失去了。即使闯过独木桥考上编制，也不一定能匹配到跟自己的兴趣、能力相一致的岗位，这样下去只会在枯燥无味但稳定的工作中蹉跎。而且，有编制的稳定工作本身往往是不创造价值的，随着财政危机的蔓延，这类所谓的好工作往往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变得鸡肋。

不稳定性在全社会的蔓延，让各个阶层的劳动者的处境更糟，只能不断内卷，在弹性中求生存，一旦遭遇失败，产生的影响对个人和社会都是负面。一方面很容易让人失去目标，另一方面也损害社会的团结系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就业不稳定、职位无法长期存在、劳动保障极少，这样的局面已经是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在服务业经济中，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加大，必然使用临时工，企业可以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劳动强度更大，而且临时合约更方便注明短工时的需求，比如淡季时工资随着工时缩短而降低，临时工业更容易用恐惧来管理。如果他们没有顺利完成要求，就可以直接开除，成本很小，也不会引起什么麻烦。

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和企业逐步放弃提供更多长期稳定工作以及相关配套福利措施。在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下，归属感与信任都变得脆弱，导致越来越多大众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并且容易愤怒，这是危险的征兆，会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从理论回归现实，当下中国劳动市场的状况正在大规模地制造不稳定性，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在快速显现。

不稳定劳动的后果就中国经济的现状而言，不稳定劳动雇佣的扩大化在表面上维持低质量就业，但深层次的矛盾会在某个时刻或因某个事件而爆发。

在传统制造业经济中，企业逐渐放弃正式的劳动用工，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小时工、学生工成为生产线上的主流，他们作为商品被不同的劳务中介转手倒卖，最终进入生产车间时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发生劳动纠纷后难以通过劳动关系来依法维权。在平台经济中，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为了维持较低的人力成本，平台通过成本与风险的转移设计，让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成为独立承包商，而避免建立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导致骑手和司机看起来是从事一份自由的工作，但不安全感会如影随形。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临时工提供服务的社会中，瑞幸咖啡师、互联网大厂外包、外卖骑手、地铁安检员、银行客服、工厂学生工、辅警等等。从理论上说，用人单位把员工作“核心-边缘”的二元划分是正常的，两者的比例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比例严重失调，核心工人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而边缘工人成为主流，支撑着业务和服务的运转，企业从短期利益出发，通过不稳定的劳动雇佣来增加弹性，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前文已经在理论上进行阐述。而就中国经济的现状而言，不稳定劳动雇佣的扩大化在表面上维持低质量就业，但深层次的矛盾会在某个时刻或因某个事件而爆发，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非吉兆。

斯坦丁说中国是史上最资本主义的大型经济体，秦晖说中国模式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不认为有什么优越性。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新自由主义式自我剥削，中国经济看似创造了奇迹，最新的案例就是以拼多多和Temu为代表的廉价商品平台，成为中国和世界市场的主要占领者。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商品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将劳动不稳定化，拼多多作为新兴大厂是以没有人性出名的，各种程序员、外包在996、007后猝死的案例，可以说它的竞争力是员工用血和命盖起来的。而为拼多多提供产品的中小商家，它的生产和物流过程中无不充斥着各种类型的临时工，日结工。

这种极致的不稳定性让经济发展陷入某种成瘾状态，企业变得更想“轻装前行”，而劳工则揹负更多压力，安全性降低，更难享受到工作的趣味，反而产生心理抽离。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拉动增长的房地产和出口制造业都遭遇严重的问题，增加弹性成为政府和企业走出困境的救命稻草，处于边缘地位的临时工往往成为最早一批被“甩包袱”的群体，这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单位虽然效率低，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了城市居民就业和生活的稳定，但是现在的“国进民退”不但妨碍了新就业岗位的创造，而且扩张中的国企已经无法提供原来的那种稳定性福利，反而会通过劳务派遣和外包制度来转嫁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考国企的编制就如梦幻泡影，其他类型的编制也是同理，挤破头去考公考编，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体制的边缘成为临时工，而且当财政危机来临时，降薪缩编的冲击会首先落在边缘人头上。

劳动就业问题已经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资本撤退潮，这加剧了劳动就业问题，失业率屡创新高。自统计局停止发布青年失业数据以来，观察者仿佛进入一个黑箱，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政策制定者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并不能掩盖劳动者本身的感知，就业难让每个人都去追求安全的工作，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太稳定的工作了，这既是全球性的趋势，又在中国特别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不稳定劳动者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安全感下，四处流动，无人领导，燃烧着潜在的怒火，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民粹主义者煽动，演化出更深的社会或政治危机。

（ 注：本文原标题为《由“临时工”提供服务的社会：中国劳动就业的不稳定化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