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教授、红三代：中国神话根本不存在

 　　早在2022年，当全世界都以为中国会在新冠疫情后迎来强劲的经济复苏，国际知名中国研究学者、曾任世界银行顾问，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教授的黄亚生，就已经写书预言——中国经济将迎来衰退。

　　身为“红色家族”第三代，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黄亚生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见证过贫穷、压迫、混乱的社会，黄亚生对共产专制体制抱持质疑。赴美留学后，他长期投入中国政经研究，以社会科学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现象，见解鞭辟入里。

　　针对目前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消费疲软、外资撤离等经济困境，黄亚生认为须归因于专制体制。

　　发展来自民主体制养分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许多人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模式”，也就是以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等措施干预市场，保持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让经济在相对不自由的环境缴出亮眼成绩。

　　但黄亚生认为，其实“中国模式”并无特别之处。归根究柢，是民主自由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专制体制则不然。黄亚生观察，专制体制下的中国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是因为向外汲取了民主自由体制的有利条件，“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最自由开放的时期。”

　　他举例，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香港作为英国扶植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提供原本缺乏的法治和有效率的自由金融市场。许多由中国官方扶植的企业，得利于香港的金融市场而快速发展。例如联想，1994年在香港上市，因此在创立、扩张时期都能取得足够的资本，“这在中国本身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此外，国际合作也解放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例如原本采用“上对下”管理的中国大学，因与美国大学合作而享有学术自由。“这是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学，还是能够取得很多科技方面的进展。”黄亚生补充，许多中国的科技公司也在此时期走进国际市场，例如华为。“许多人认为华为是靠中国政府扶持、政策补贴的公司，但你仔细看历史，华为许多早期的成功都是在海外。它是中国最有国际合作精神的企业。”

　　简而言之，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并非受益于专制政府的干预措施，而是“借用”了西方的民主法治体制、自由金融市场及产业合作、学术合作而成功。“中国的成功，是开放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是在国家权力减少的情况下成功，而不是在国家权力增加的时候成功。”

　　厘清了这一点后，如今中国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政治或经济上都正走回封闭路线。

　　封闭路线致科技落后

　　土地国有制成经济困境远因

　　近年中国政府重返专制，也升高对经济的干预。香港向中国金融体系靠拢，无法发挥自由金融市场的作用，股市一落千丈。而习政府对西方世界充满敌意，发动“战狼外交”，导致与西方交流中断，随之而来的是外资撤离、一波波贸易战和经济制裁。

　　黄亚生观察，失去国外的资金、学术交流和产业技术合作，中国于是大力资助国内研发。然而，他不看好这种“闭门造车”模式，他以华为为例，指华为声称使用中芯自研芯片的产品，拆解后发现，其实使用的是台积电较旧的芯片，显示中国研发成果有限，也凸显国际合作之于科技发展仍然重要。

　　中国政府另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是国营事业。由于土地国有，要动员兴建基础建设相对容易，透过大量基建来创造内需，是中国刺激经济的手段之一。黄亚生则认为，基建并不能真正帮助经济，一些中国官方经济学家如林毅夫等人是错置了因果关系，以为“大量基建成就GDP（国内生产毛额）高成长”，实际上却是“GDP高成长使政府财政收入上升，因此有本钱推动基建”，一味推动基建，只会适得其反。

　　黄亚生指出，尤其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国为了救急，推动“4万亿投资计划”，投入4兆人民币，却造成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

　　此外，黄亚生补充，土地国有制虽然有利基础建设，却也导致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财务收入几乎毫无成长。他感叹，如果中国20年前就开始实施土地私有化政策，或许建不了这么多的机场、高速公路与高楼大厦，“但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当这个占中国逾3成人口的族群收入提高，许多现今的经济问题如消费疲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高负债等，或许都不会存在。

　　换言之，种种迹象都显示，舍弃与民主世界交流、走回专制老路的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但要中共放弃专制，又谈何容易？

黄亚生资料照片

　　无法脱离专制体制有迹可循

　　科举制度为统治阶层服务

　　在2023年出版的《EAST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一书中，黄亚生讨论到中国无法脱离专制体制是有迹可循的，并且要一路回溯到隋朝，甚至更早。

　　“民主的思想啊、科学啊，没有在中国能够出现，就是因为科举制度。”他表示，中国历史上曾有思想多元、百家争鸣的时代，只是自隋朝实施科举制度以后，专注于一家思想而抑制了其他思惟方式，也让日后的专制政权更便于统治。此外，“科举制度把最聪明的人纳入国家体系、文官体系，他们就不去搞科学了。”

　　不仅如此，黄亚生观察，考试制度也使中国社会强调个人竞争，而非集体合作。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就很少出现社会集体的政治表达，这无疑也是专制政府巩固威权的有利条件。

　　不过，近代中国史上也曾出现民主自由的契机。黄亚生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最民主的时期在邓小平时代。“当时赵紫阳是总书记，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李先念是国家主席，李鹏是国务院总理，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陈云，相当于是五权领导。”当时的经济政策讲究实事求是，以数据为准，具一定的客观性，和如今中国政府强硬推动基础建设的手段相比，更自由也有效率。

　　“如果赵紫阳没有失势，中国的政治不会是现在这样。”黄亚生感叹，六四事件后，温和派的赵紫阳遭软禁，强硬派上台；中央顾问委员会被废除，也让一八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更畅行无阻，而其导致的自然结果是，习近平几乎一人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一连串历史的偶然，让中国走回专制老路，在这条路上中国能走多远，不得而知，唯一可以预期的，或许是专制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将持续受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