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江平、吴敬琏的“最后呐喊”

临近岁末，情绪极度低落。

冰天雪地，寒冷异常，疫情再度抬头，校园家属区“外松内紧”，加强封控，限制人际交往。保卫部以“安全”为由，盯梢师生，增添摄像头，加派特务生，逐级汇报可疑言行。

所有神秘动作，都逃不过我邻居老张的法眼。

这位退休老保卫干事，不但“眼特尖”，能发现任何新监控花样，而且“耳特灵”，部下晚辈常给他透风。为免惹事，我听从老张建议，谢绝学生来访，难得过清静日子。

两位尊师的“最后呐喊”

如今，为送别老师，我无论如何得写点文字，顺便谈谈他跟吴敬琏共同发起的“法制化市场”研究。吴敬琏跟江老师同龄，都94岁高寿。上世纪80年代，吴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曾来我校兼过课，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算我的启蒙老师。

人们之所以把江老的“法制化“，与吴敬琏的“市场化”，联系起来，掀起改革开放的“最后呐喊”，我想跟下列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法制化市场研究”，本是二老九十年代发起的研究课题，但举步艰难，历时三十年，才受到主流学界认同，及少数高官支持。如今，市场化跟法制化严重脱节，所以，两位九旬老人的呐喊（毛粉称“绝望的哀鸣”），有振聋发聩的示警作用。

第二，当前经济萧条，内外交困，危机成堆，高层拿不出任何救治方案，只有懒政怠政，任由体制空转，局面恶化，坐等出事。强调“法制化市场”，对体质内的智囊们来说，也有提供政策选择（另类思考）的意图。

第三，今年是改开45周年，有媒体借纪念之机，试图推动新一轮突破，比如《财新网》发表“事实求是”的短文，虽被迅速封杀，但影响深远，算上一轮改开的历史回响。

第四，支持改开的明白人毕竟不少，就算形不成派别，但愿望强烈，能形成合力。与45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认识更加清醒，更容易理解温家宝的临别赠言：“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难以彻底，已经取得的成就，还可能得而复失。”

或许预感风向有变，校内监控有所放缓，窃窃私语开始活跃。最让我吃惊的还是老张，一向谨言慎行的他，居然送给我两篇打印出来的“重头文章”，说“体制内流传广，都跟纪念改开有关”。一篇是国务院智囊胡伟（参事室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的大作，题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其中，有些新颖提法：比如，应该“毛体邓用”，还是“邓体毛用”？另外，也分析了中国与欧美关系的重要性；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性，等等。

奇怪的是，文章结尾哀叹，这应该是他“最后一篇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章”，大有与文坛诀别的味道。其实，与三十年代出生的江、吴二老相比，五零后出生的胡伟，年轻许多，应该不是年龄问题。那么，究竟是因为“说了也白说”，故此宣布封笔归隐？还是因为处境险恶，自感随时有可能“被归隐”？不得而知。其中苦涩，的确耐人寻味。

另一篇“奇文”，是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崇拜权力的力量，大数据帮不上计划经济什么忙》，锋芒更露，是他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最早发表在2020年2月18日的《中国企业报》上，现在拿出来，明显属于炒冷饭。我之所以称为“奇文”，是因为它的立论，三年前不太扎眼，因为当时的局势，远没现在严峻。那时的改革开放，还经常占据报刊头条，不像现在这么模糊不清，甚至成为“敏感词”。如今连怎么定义“改革开放”？或者说，改革开放需要什么“前提条件”？都需要辩论了。因此，老张私下说，如今的官媒宣传，其实是“借改开之名，行倒退之实”。

市场法制化，本属基本常识

说到市场与法制的关系，45年前并非没讨论过。记得当时，在江老师主持的民商法讲座上，两派激烈辩论。一派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用来镇压产阶级敌人的，有宪法和两部主要法律就够了。刑法针对敌我矛盾（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民法解决内部矛盾（各类社会纠纷），这是列宁的教导。再增加民商法，属于画蛇添足，繁琐哲学，自缚手脚。但以江平老师为代表的一派（我也在其中），不同意上述看法。我们认为，如今国家要改革开放，对内需发展统一市场，对外还要融入世界经济，吸引外资，三来一补，经贸关系日益复杂，决非毛时代两类矛盾那么简单。就算都是国企（其实，全民所有也是名义，实际都是部门所有，或地方政府所有），按市场竞争原则，也必须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处理债权债务，也需要按独立法人对待。遇到无法协商解决的纠纷，还得对薄公堂，由法庭审判裁决。更别说私企/国企，内企/外企之间，个人、集体、和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了。

江老讲《民商法》的时候，就明确说过，商法，相当于市场行为的指导原则。它既有调解商务纠纷的功能，也向社会成员（包括法人和自然人）提供行为规范，起到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的教化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的交换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已经比较规范的市场形态，已有法制化的制度安排。尽管两百年前的法制体系，其完善程度，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初步具备了相对完善的配套，其中最基本的内容，例如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商品所有者（包括劳动力所有者工人）的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土地，原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在不同地域和不同部门间的自由转移；等价交换，自由决策，不受胁迫；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等（我戏称“五毒俱全”）。如果缺乏这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正常交换秩序就无法维持，资本主义市场也难以形成。

有学生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出版）里不专设一章，来谈论法制化的市场秩序呢？我的回答是：19世界中叶，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西欧主要工业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制化市场体系，上述条件，已经不言而喻。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常常提及，否则，就没有《资本论》的分析基础和立论条件。尽管恩格斯出版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其中列举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但不可否认，英国工人的整体状况，逐渐改变。以8小时工作制为例，就在恩格斯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年后，英国于1847年通过立法，规定8小时法定工作日，超时需超额补偿。发展到今天，欧美普遍进入40小时工作周（每周5天，每天8小时）时代。还有些欧美亚国家，开始试点4日工作周（每周30多小时）。对比咱们中国，许多员工，继续遭受996（每天12时，每周6天）的血汗盘剥。

中国的改开，实为回头走资（相当于刘少奇在五零年代说的“资本主义补课”），突然从毛左体制转弯180度，难度很大。以率先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难的不是生产经营者个人。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原本就是男耕女织，半农半商、精打细算，准许恢复个体经营，对他们来说，求之不得，易如反掌。

难的是他们头上那些吃官饭的党政人员（用孙大午的话说，八个大盖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以及替他们跑腿的村级干部。这些人，非但对合作化以前的市场经济已经淡忘，甚至对“复辟走资”怀有恐惧和抵制心理。因为他们长期习惯打压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内行，如今让他们支持“单干”，鼓励农民“发家致富”，非但内心反感，面子上也难转弯。所以，仅仅把承包田分到社员名下，根本不能保证农民自主经营的合法权益，因此，提出法制化的市场经济，非但应该，而且必须。最起码，当经营者遭到非法打压，无理罚款的时候，能用法律招架一下。比如，我去农村赶集买菜，就看到摊户们，常把放大的经营许可证，以及相关法律条文，高挂在头顶，还配上八个醒目大字：“照章纳税，合法维权”。所以说，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理应如此，向来如此，深入民心，天然合理。

法制化，离不开民主化

当然，江、吴二位老师也多次表示，法制建设的成败，最终还要看民主化是否到位。比如“司法独立”，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以个体农户为例，他们自产的蔬菜水果，经常被垄断性收购公司压价压，损失惨重。拿到集市去零售吧，又被市管会强收管理费（要收据多缴，不要收据少缴），还有地痞流氓敲诈保护费，不堪其扰。总之，非法盘剥相当严重，往往占售价两三成，让你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白干。所以，年轻人宁可外出打工受气，也不想在家耕种，任由土地荒芜，乡村破败。

大家心知肚明，垄断公司、市管会、黑社会，往往跟当地司法，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就算你有人证物证，可以告官，也根本没有胜诉机会，还会遭到更严厉报复。原因很简单，公检法都归政法委管，最终由一个书记说了算。寻租各方私下串通，分头打点，根本没有百姓说理的地方。江老跟我说，他知道咱们是“有法律之名，没法治之实，一元化（党管司法，还有私有模糊，言论自由等）是问题的病根。没有政改，法制化也是空谈。但就连彭真，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谁提司法独立，谁就被打入另册，成为批判对象。”

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能在民商法“总则”部分，点明法制完善与政治改革的紧密关系。这个问题，曾经多次列入人大法制组的议事日程，但讨论无果，最终在高层授意和政法委直接干预下，胎死腹中。

反对把法制建设与政治改革挂钩的意见，据说来自老邓本人和江、胡两任总书记，他们抵制的理由是：新加坡和香港，都没有政治民主（党派竞争与政府民选），但有相对完备的司法体系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群体，应该成为中国学习的样板。“圣旨”这样批示，下面不让讨论，成为禁区。直到温家宝下台谢幕，才勉强打破沉默（脱稿）说了他对政改的看法。

对“没有民主化，也能法制化”的说词，我有三点评论，曾跟二位私下讨论过，他们表示认同：第一，民主程度，有高低层次：先看新加坡，有人认为，那里没有民选政府，是“威权主义”，甚至“一党专政”。其实，无论按它的宪法定义，还是实际执行，实行的是内阁制议会民主。尽管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并控制国会，但国会议员经投票直选产生。李显龙上台后，逐步放宽言论管控，允许反对党存在，因此，许多人说，新加坡应该属于“部分民主”，或者“有缺陷的民主”。

再说香港，回归前是殖民政府，由君宪制的英国首相任命，虽非民选，亦非专制。其司法相对独立，廉政公署执法之严，效率之高，广受好评。二战之后，港英曾打算还政于民，开放直选，但被咱们党中央出面制止，因为毛、周担心，主权回归后，民选产生的港府，可能不听北京指挥。因此，只有立法局部分议员，开放间选，且无实权。主权回归之后，按《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承诺逐渐增加直选议员比例，等等，实际执行如何，下文细表。

第二，虽无民主，但有自由：社会生态，由多项指标综合决定，其中民主自由，常被相提并论。新加坡和回归前的港英，就算没有政治民主，当地百姓也没感到太压抑，原因是自由度较高，除了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更有从业，经商，投资，移民等各种自由，这些必不可少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法制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市场跟随时代潮流，不断提升档次的必要条件。正由于这些经济自由和与之配套的法制体系，才创造了“亚洲四小龙”，让它们一度成为企业家的投资天堂。

第三，英国殖民，影响犹存：最后，不能不提到英国因素。新加坡和香港的良好投资环境，归根结底，跟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遗产，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纵观诸多前殖民地，有些非常糟糕，比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留下许多社会弊病，导致它们独立之后，腐败横行，政变不断，难以良性发展。而英国在前殖民地留下的遗产，就能成为法制化市场的推动因素，新加坡和香港就属于后一类。究其原因，跟英国曾经是工业革命发源地、市场经济领头羊，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是英国原有法制化市场经济的制度（或文化）基因，为后殖民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明基础。

当然，英国打下良好基础是一回事，独立（回归）后的新政府，能否善加利用，再创辉煌业绩，则是另一回事。从目前情况看，新加坡属于成功例证，而香港，则不幸成为失败典型。

香港主权回归后的前十年，一国两制总体平稳，港人也为内地的改革开放贡献良多。后来，是北京片面强调“一国”，逐渐忽略”两制”， 从2019年开始，围绕“送中”与“反送中”的所谓“国安议题”，中央、港府、和港人之间，出现博弈，爆发冲突，导致香港自治地位和法制状况，明显倒退。“一国两制”徒有虚名，香港“内地化”已成事实，原有的法制体系、廉政形象、投资天堂等等，都成过眼烟云。企业外迁，资金外逃，曾经赫赫有名的亚洲金融中心，已被新加坡取代，就连投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也被台湾股市超越。

如今，中国形势异常严峻，房地产、连环债、私企倒，外资撤，失业率高，产业链断，内外安全，危如累卵。媒体空喊改开，实际倒行逆施，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日子都不好过。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法学泰斗江平和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联手推动法制化市场经济的长期努力，终于获得大众认同。尽管舆论环境，远未宽松到可以高呼“民主化，法制化与市场化”的宽松程度，但开始感受民心躁动，多少给我一点希望，看到一丝光明。辞旧迎新之际，希望明年带来好运。

至于黎明前的黑暗还有多深，面临的艰难险阻还有多大，我们管不了，只有义无反顾，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呐喊，持续抗争（说哀鸣也行），就像北宋诗人王令说的 “子规半夜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群书生，除了用语言文字表达信仰，拥抱三化（民主化、法制化与市场化），我们别无选择。

2023年岁末初稿，2024年元旦修改

于北京寓所

作者关凤翔为北京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