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评论分析文章:走出三中全会情结,洞透中国改革本质:所有威权制度下,只有两次改革,第一次,是存续,第二次,是终结。中国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涉及压缩党对社会控制的改革,其他所有三中全会,都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中国改革的本质,是官本位改革以缓和统治危机。2015年4月23日王岐山会见大名鼎鼎的政治学者福山,专门讨论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次会见,可以视作中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未来改革的态度与认知。
因为改革自身的双刃剑特质,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改革的回旋镖特质,更加上法国大革命的改革陷阱先例,导致并决定了中国现有体制之下,不会,绝不会再有类似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式的改革。
所以,中国改革,已死。
一,2013年以后,中国不再有名义上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放弃党对中国社会全方位控制为代价,赢得经济增长,获得所谓的执政合法性。但任何改革的双刃剑特质,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了,就是经济上培育出一个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意识形态上出现思想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本身,就是对威权制度的自我反噬。
2013年,中宣部对南方系的战役,习近平面向整个文宣系统的七不讲宣言,就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所产生弊端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共党内开始清算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负面清单,当然也意味着党内主动改革,走向终点。
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以官本位出发,而非民本位考虑。
非民本位出发,才是中国从古至今,所有改革的真正出发点。即通过改革以缓和统治危机,以更好的统治底层。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例外。
从最早系统性的商鞅改革开始,中国改革就呈现两大特征,第一,自上而下,重新分配最高层资源控制程序,第二,适当放松底层控制以增加底层增量,缓和危机度过难关。商鞅变法侧重国家整体控制力,以适应新兴地主阶层,到汉武帝盐铁专营,官办企业诞生,王安石青苗法向民众输血以缓和财政危机,到张居正重新丈量土地以核酸税收,慈禧太后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民众利益,都是改革产生的附属品。
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代表的当下改革话语范畴,从改革中,真正获得巨大改革红利的,是以保利和华润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国资委是中国政府控制所有国有资产的代理人,看看国资委的资产溢价曲线,就能明白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财富从哪里来,又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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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个体,早就应该从中国改革的迷思中走出,不再对以官本位为出发点的所有改革,抱有幻想和期待。
只要中国的民众,思想界,精英群体,还继续对改革抱有期待和预期,那么,每一次的改革,就是针对你们,量身定制的鸦片与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