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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说运动员就更应该被欺负。而是在一个社达强国,运动员本属于权力食物链的下游,当批评一个运动员都不被允许的话,那整条食物链无疑就像一条生锈的铁荆棘,上面串满了无声的寒蝉。
我不喜欢那位跳水运动员,也谈不上厌恶。我讨厌的是动不动执“为国争光”的朱漆棍子狂舞的家伙。
当一个国的奖牌数与国民的康健雄壮越来越没关系,“为国争光”的“国”与“光”,大抵只是嘴炮,自娱自乐得了,太贪杯太入戏就不好玩了。
像我这种每天只为糊口活着,不知国为何物的小民,你可以说我可悲,可是我不吃饭是真的会死呀。
这会那会上的金牌,能当饭吃吗?我看一两场你国健儿勇夺金牌的比赛后,下楼去门口便利店买泡面,会给我打折吗?
我也一直搞不懂,一个跳水运动员水花压得特别小,对国计民生究竟有啥助益。
那记者也是多事,去纠结一位奥运冠军有没有文化。成王败寇可不是文化竞赛,只要能抢得金牌,哪怕是个文盲,也抵住十万个211985常春藤优等生。
冠军不但奖金丰厚,不差钱,以后退役了,想入编还就能入编。
所以,该记者不仅在羞辱人民的大英雄,更是在嘲讽人民的价值观。他社死,一点都不亏。
至于被举国体制夺走童年童趣,人格和认知发育严重滞后于同龄人、都不是什么问题,相反还是一种优势。一—你看她多么地稚拙可爱么么哒呀。
一将功成啥都好说,你要功不成,恐怕想给体制做个看门狗都会被一脚踢开。那就去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去洗浴中心帮人民搓澡吧。谁让你没文化,力气还大呢。
多年前,这几天以言取祸那记者受雇的大院里,发表了一篇《举重冠军之死》(见后附“延伸阅读”),一直被视作中国特稿的开山之作。
多年后,人民用愤怒和网暴为这个话题盖棺论定:
他贫病而死,说明他就不是真冠军。
如果是真冠军,你敢说半个不字,我们保证让你在悔恨中度过下半生。
延伸阅读:
举重冠军之死
本文刊发于2003年6月19日的《南方周末》第25版
撰稿人:李海鹏
由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多年受困于贫穷、不良生活习惯、超过160公斤体重的才力麻木地呕吐着,毫无尊严地死了。在生前最后四年,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
很多迹象表明,对于这位心地单纯、开朗乐观的冠军来说,退役后的5年是一生中最郁闷的时期,他不仅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的顽疾,
更受困于家庭琐事、地位落差和生活压力。而更根本性的郁闷,既来自两个地方、两个时代的寂寞与喧哗的对比,也来自于他一生都无法脱离举国体育体制。
母亲感到不祥的早上
这天是5月31日,早上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商玉馥梦见儿子喊她:“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在梦中,老太太最初以为儿子又像往常一样饿了,可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她猛然害怕起来。果然,儿子马上又重复了那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给那俩人吃!”商玉馥惊醒了,透过没有窗帘的窗子看了看微明的天色,心里堵得难受,叫起了老伴才福仲。这天清早老两口心情压抑,在租住的郊区房附近的野地里,紧抿着嘴,一言不发地走,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等他们回到家,吃了稀饭,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早在头一天夜里,刘成菊就在担心丈夫的忍耐力。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宿疾早已培养了刘成菊的警觉,像往常一样,头一天半夜她突然醒来,及时地看到才力巨大的胸膛艰难地起伏着,由于只呼不吸,憋得面色发青。她赶紧找来那台辽宁省体院付账的价值6800元的小型呼吸机,给他戴上,打开到中档刻度“10”。才力又睡着了,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突然顺畅但仍粗重的呼吸声。借助这间朝北房间里的夜色,刘成菊看到丈夫汗水涔涔的皮肤,结婚5年以来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深刻地意识到他活得有多么辛苦。
“我想我儿子了。” 在走过苞米田时,商玉馥对老伴倾诉说。才福仲没有吭声,但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觉得难受。当这对夫妇打开锁,回到在长白乡的租赁屋里时,在沈阳市铁西区艳粉新村24楼501号,他们儿子一家起床了。
那是5月最后一天的8点钟,沈阳正是初夏的天气,家里人走来走去,没有谁特别注意到才力瓮声瓮气的抱怨:“上不来气儿,脑袋疼。”由于忙于给全家人做饭,刘成菊也没有意识到,丈夫的烦恼已经预示了可怕的危险。在这套75平米的按揭房里住着6口人:才力夫妇、女儿、刘成菊的父母和外甥张宝珠。8点半,全家开饭,吃的是辣椒土豆片、炒鸡蛋、黄瓜蘸酱和米饭,刘成菊由于常年消化不良,只好吃1元钱3个的馒头。菜是才力的岳父刘敬玺昨天黄昏在菜市场临下市时买的便宜菜,一共花了4元7角。异常的是,以往食量惊人的才力这天早上什么都没吃。刘成菊觉得家里太乱,又怕才力真有什么病传染给孩子,就撵丈夫说:“你到长白去吧。”长白就是才力父母赁屋居住的长白乡。
刘成菊事后对因自己的口气而与丈夫发生的一点儿口角后悔不迭。才力给商玉馥打电话说,“妈,我上你那儿去。”换上鞋,走了。
“一个小时一年”
“才力要来啦,”早上梦境带来的不安一下子消散了,比儿子更为贫穷的商玉馥对丈夫宣布说,“去买4斤五花肉,咱们给儿子吃红烧肉和粽子。”
因为不能报销,才力打车从来不要发票,所以那天第一个载他的出租车司机已经没法找到。当天早上闲呆在院子里的居民们,都看到160公斤的才力摇摇晃晃地上了车,车身因此剧烈地一沉。一种莫名的担忧和惆怅,使得刘成菊站在窗口,目睹了这一幕,但她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
商玉馥的脸上刻满了黑色的、愁苦的皱纹,但她有着乐观的天性,回忆起快乐的往事时,甚至会像一个娇小的姑娘一样挥舞双手,雀跃一下。在接电话时,她跟儿子开玩笑说,“发啥烧啊,你不是得非典了吧?”
才力到达是在差5分钟9点。他穿着蓝色无袖T恤,白色棉短裤,趿拉着一双37码的廉价白胶鞋,有点儿轻咳,但看上去精神不错,像往常一样非常乐观。
父母租住的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屋子,摆了两张大床,地面是水泥的,墙壁看上去至少有10年没有修缮过,除了一台没接有线、没有天线的长虹电视机之外,没有别的家电。才力喝了一口急支糖浆,睡了半个小时,然后就跟父母一起坐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聊天。与消瘦、体弱、外向的妻子相比,才福仲身体很结实,明显地沉默寡言,更多地是在听妻子与儿子谈话。这天他们聊了5个小时,主要是回忆起往日生活中的乐趣,尤其是才力退役5年中的事情,商玉馥后来痛苦地总结说,“一个小时一年”。
时近中午,她让儿子吃饭,但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个一向食量惊人的男人几乎什么都没吃,甚至连红烧肉和粽子也不能吊起他的胃口。下午两点半,商玉馥又一次催促儿子去医院,才力磨蹭着不愿意去,留恋地说:“再唠唠嗑,走了就回不来了。”早在1999年,医生就告诉过商玉馥,她儿子随时可能死去,因此这句话让她特别敏感。她气恼地质问说,“这叫啥话?”
才力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大声地争辩说:“住院就隔离了,能回来吗?又不是死!”
他揣着母亲给的20元和父亲给的100元,打车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8个小时后真死了。
为了一笔象征性住院费
按照路程判断,前亚洲冠军应该在下午3点钟之前到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但直到一个小时后,在医院门口经营小卖店的刘思齐才看到他,第二天,当才福仲夫妇带亲友到太平间看望儿子时,他还向他们提起了才力走下红色出租车、走进医院的情景。
为了防范SARS,进入呼吸内科的病房需要多项程序,因此才力不得不在挂号处滞留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才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己的钱只够看病,不够住院。由于父母都是这所医院的退休工人,因此从1999年第一次住院以来,院方一直很照顾他,这一次,大夫告诉他,住院费只需要象征性地先交一点儿就行。但是才力裤兜的钱连这“一点儿”也不够。
刘成菊是在下午5点接到丈夫的电话的,她盘算一下了家里的钱,只有300元。
邵永凤今年68岁,住在才力家楼下的二楼,那天晚上6点钟刚过,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五楼的老头儿刘敬玺来借钱,“我女婿才力住院了。”邵永凤本来有550元钱,但儿子下午去买鞋,拿走了200元,只剩350元。刘敬玺想了想,借了300元。
就在岳父借钱的这个当口,像是一栋被侵蚀太久的庞大建筑物,才力的健康状况突然间开始崩塌了。刘敬玺拿着300块钱站在走廊里,正在考虑该再向谁开口的时候,他的女婿进了病房,在住院记录上,他当时的血氧分压值已经只有20,血细胞却高达17000,已经显示出呼吸衰竭的征兆。稍早前拍的X光片被送了过来,呼吸内科专家康健看了看,肺部已经有了明显可见的浸润阴影。
刘敬玺这时发现自己借钱很难。才力贷款购买的房子就在艾敬唱过的艳粉街上,小区由一个滑翔机场改造而成,路面残破,空地上堆积着碎石和砖头,任何人只要一望,就可知道这是个廉价街区,居民们普遍没什么钱。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350块钱一平方米的补差价,回迁户们觉得已经太高。
康健教授事后回忆看到X光片时的感受时说:“当时就知道没救了,肺部几乎没好地方,什么都晚了。”他觉得如果早一些送到医院,才力本可以避免死亡。才力一直拖延没有就医,事实上正是因为缺少医资。亲人和朋友都猜测,那天他到父母家实际上是希望能借些钱的,但始终没能开口——父母收入微薄,宁可赁屋居住也一再帮衬他,让他早已惭愧不已。
这一切家人还都不知道。刘敬玺已经又借了100元。七点多,天已经擦黑了,马玉芹正在艳粉新村的铺面里卖一天中的最后几个馒头,刘敬玺急匆匆地走过来请她帮忙。马玉芹跟老头儿并不熟,但觉得他很可靠,就从自己的450元钱里拿出400元借给了他,两张百元钞票,其余的是零钱。
这时,最初的药物治疗已经失效了。“上呼吸机。”康健说。护士把管子插到才力的气管里,呼吸机开始工作,暂时代替了他的肺。
七点半,才力的病情平稳下来,抢救告一段落。拿着800块钱的刘成菊和外甥张宝珠赶到了医院,但因严格的SARS预防措施而被阻挡在病房外,院方说只能进一个人。刘成菊到门口买了两瓣西瓜、一瓶纯净水和一瓶鲜橙多,让外甥送进去,嘱咐说,“让他开机。”
这是才力最后的清醒时刻,他打开了手机,跟妻子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刘成菊问:“力力,你怎么样啊?”才力回答说:“正呼吸呢。”对于他来说,“呼吸”几乎是个医学名词,专指依靠机械的辅助进行呼吸。夫妻二人聊了会儿体己家常,刘成菊哭了,然后说,没事就好,先挂电话吧。赶在妻子挂机之前,才力说出了最后的遗言:“别哭,别哭。”
第二天早上8点,二楼的邵永凤又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又是刘敬玺,脸色发黑,手里攥着300块钱。她问他:“你着急还啥呀?”老头儿痛苦的回答把她吓了一跳:“才力死了。”
沉重身心的最终解脱
在退役后的5年中,才力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着。从1998年起,除了后来致死的呼吸疾病之外,腿伤和腰痛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个大力士的折磨,少年时代在手掌和颈背做的肉茧手术造成了后遗症,常常疼得他汗流浃背。命中注定地,自打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之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贫穷曾使他买不起肉,偶尔吃一次,全家都因肠胃不适而呕吐。在与人聊天时,说不到20分钟,他就会突然睡着。他尽量不穿袜子,怕弯腰时猝死。为了省钱也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都以160公斤以上的体重骑自行车上下班,结果自行车就压坏了十几辆。因为过胖,他在找工作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
邻里琐事与家庭纷争也使他烦恼。父母家他难得去一次,而自己家,由于保安工作需要值班,他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最现实又最经常的烦恼是钱,家庭纷争常常与此有关。由于月收入只有1200元,工资卡又由妻子掌握,才力经常囊空如洗,养成了买东西尽量赊账的习惯。在他工作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附近,有好几个小商店都向他赊销过日常生活用品。在他死去的第7天,父母两人挨店逐铺地还了800多块钱。
这一切烦恼,在外甥张宝珠第二次进病房时,事实上已经解脱了。
那天晚上9点,看到他病情平稳,父亲才福仲和妻子刘成菊就都回了家,张宝珠暂时留下陪护。才福仲刚到家坐下,就接到张宝珠的电话,“快来吧,病重了。”刘成菊刚进家门脱了鞋,手机就响了,“我姨夫不行了,你快回来。”
张宝珠第二次进病房是在夜里10点,医生告诉他才力在睡觉。他推门进去,却看见才力仰躺在床上,嘴巴里满是泡沫,枕头湿了一大片,他使劲拍才力,但是没有任何反应。从这时起,才力就再也没有醒来。由于长期低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身体肥胖、血压高、肺高压、心血管系统比较薄弱,可能诱发了心血管系统并发症,才力先是意识丧失,随后心脏停跳。第二天是女儿的节日,一周后是结婚5周年纪念日,但是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赶在午夜之前,冠军与五月一起离去了。刘成菊赶回病房是在夜里11点多,看到医生们正在做胸压,心电图显示一条水平线。她愣住了,“觉得还能救回来”。
从被布谷鸟惊醒的梦中脱身出来之后19个小时,商玉馥看到梦境的征兆变成了现实,她走进病房,第一眼就看见才力只穿着一条内裤,姿势僵硬地仰面躺在病床上。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本能地尖叫起来:“哎呀!快给他穿上裤子!”
这时病房里所有的家属都看见,一直俯身做胸压的护士停止了动作,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准备后事吧。”他们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听懂这句话,就像被截断了一条肢体之后以为它还在那里,很难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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