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 “非常想”去中国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继续他为期11天的亚洲和大洋洲四国之旅，走访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观察人士指出，耐人寻味的是，在教宗方济各启程前来亚洲之前，梵蒂冈发布了耶稣会中华省媒体对他的专访，尽管他的行程并不包括中国。

在采访中，教宗方济各表示，他“非常想”去中国，尤其是访问上海佘山的圣母朝圣地。他希望与中国的主教们和“忠诚的天主子民”会面。

“他们是那么忠诚的子民⋯⋯。他们经历了许多事，却依然保持忠诚，”教宗方济各说。教宗强调，中华民族拥有“希望”的感染力，“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这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不要糟蹋这份遗产，应耐心地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

这并不是教宗方济各第一次积极谈论中国，尽管中国与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而梵蒂冈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

从1929年梵蒂冈成为独立国家以来，还从来没有教宗访问过中国。教宗保禄六世在1970年访问香港时距离中国最近，但当时香港还处于英国统治之下。

自2013年成为教宗，方济各在对外访问中频繁与中国保持沟通，每次飞越中国领空，他都会发出电报问候；每次访问中国的邻国，他也会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和尊重。人们预期，教宗下个星期到访新加坡时，将有另一次机会向北京伸出友谊之手。新加坡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为华裔，并且华语是官方语言。

资料照片: 2024年9月5日教皇方济各(中)在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大伊玛目纳萨鲁丁·乌马尔(右)和雅加达大主教伊格内修斯·苏哈约枢机的陪同下，参观连接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和雅加达大教堂的友谊隧道

中国天主教徒专程到新加坡等候觐见教宗

来自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陶女士已经到了新加坡，准备觐见教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一行几人都希望能见到教宗，向他表达在中国生活和实践天主教信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我们的宗教自由受限、教会活动只能是隐藏着进行、地方政府对宗教组织的干预越来越多。我们会请教宗为我们的信仰之旅祈祷，希望得到来自教宗和教会的精神支持和鼓励，”陶女士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天主教徒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梵蒂冈能够与中国政府进行更多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改善信徒的处境，获得基本宗教自由。希望教宗和教会能够更加关注中国信徒的困境。

教宗警告不要利用宗教挑起冲突

9月6日教宗方济各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在这里的三天访问，这是他这次亚洲之行的第二站。在此之前，他在印度尼西亚刚刚待了好几天。在这个拥有2.79亿人口的千岛之国，穆斯林占多数，其基督徒人口约为2050万人，其中850万人是天主教徒。

9月5日教宗方济各与印度尼西亚最高伊玛目纳萨鲁丁·乌玛尔（Nasaruddin Umar）进行了会面，两位宗教领袖发出了共同的呼吁，反对宗教暴力并保护环境。在雅加达的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教宗与伊玛目站在“友谊隧道”入口前，这条隧道连接了清真寺与邻近的天主教堂圣母升天堂，象征着宗教间的友谊与合作。

教宗方济各与最高伊玛目纳萨鲁丁·乌玛尔签署了一份宣言，并警告不要利用宗教挑起冲突。在伊斯蒂柯拉清真寺（Istiqlal Mosque）举行的签署仪式，是87岁的教宗对印尼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最重要项目之一。该宣言称，宗教绝不能被滥用来为暴力行为辩解，而应该被用来解决冲突，保护和促进人类尊严。该文件还呼吁采取“果断行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并将当前的气候危机归咎于人为行为。宗教和谐是方济各这趟访问的核心主题。

在教宗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之后，印尼警方宣布，分别于9月2日和9月3日在雅加达、茂物和勿加泗逮捕了一个试图刺杀教宗方济各的人。警方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被捕者是否彼此认识或者是否属于同一个恐怖组织。

教宗亚洲行会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吗？

迄今为止，教宗方济各还没有在行程中提到任何跟中国有关的问题。但就在教宗亚洲行一周前，梵蒂冈在8月27日表示，95 岁高龄的天津地下天主教会的石鸿祯主教获中共当局的认可。石鸿祯此前曾因拒绝加入中国政府支持的三自爱国教会而被长期软禁。梵蒂冈在声明中说，“这一举措是圣座与中国政府多年来建立对话的一项积极成果”。

对华援助协会说，现年95岁的石鸿祯主教于1954年7月4日晋铎，1982 年被祝圣任命为天津助理主教，并于2019年6月接替已故的李思德（圣名斯德望）主教的职务担任天津主教。李思德主教因维护宗教自由而被监禁和关押，直至2019年去世。

观察人士指出，教宗这次亚洲行的时机也颇为敏感，因为梵蒂冈与北京即将续签2018年的主教任命协议。这份协议旨在缓解中国地下教会与官方爱国天主教会之间的长期分歧，是双方在宗教事务中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该协议签署后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自此都承认教宗为天主教的最高领袖。2022年，协议续签两年，反映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持续合作与承诺。

教宗方济各2023年5月24日在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发出呼吁，希望让中国的天主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天主教徒在中国属于少数宗教群体，在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正宗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常常遭受骚扰和迫害。这也是梵蒂冈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项协议虽然已获续签，但仍然是临时性质，而且内容一直没有公开，因此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有人甚至认为协议是梵蒂冈对中国政府的妥协，而且并没有显着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处境。

虽然梵蒂冈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历来充满矛盾，但方济各已将两国关系正常化作为优先事项，并在2018年就任命主教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基础上继续努力。

梵蒂冈对北京的姿态备受争议，因为批评者认为这是对一个被指责践踏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政府的一种绥靖。中国当局一直奉行“宗教中国化”政策，试图根除外来影响，强迫人们服从共产党，1000万左右的中国天主教徒的很多宗教权利被强行剥夺。

2018年，为了得到中国的更多接纳，方济各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基本上未公开的协议，确保在主教提名的问题上进行更多合作。主教通常由教宗任命，但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都坚持自行任命，以便更严密地控制由国家掌控的教会。中国单方面任命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该协议。

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维吾尔学者伊利夏提认为教宗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不会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问题或西藏问题。他说：“教宗即使在维吾尔族种族灭绝被西方国家确认后，也未公开发表相关谈话；对香港的自由丧失也保持沉默。教宗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被认为是合作性质的，主要关注在中国的发展和基督教传教事业，而非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

伊利夏提指出，教宗访问其他国家的主要关注点是宗教对话，且可能会重复其既定的谈话主题。“与冷战时期的教宗若望保禄不同，现任教宗缺乏对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号召力。教宗方济各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改变国家政策方面，”伊利夏提说。

伊利夏提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事务上的角色表示失望，认为这些宗教领袖在面对压迫时缺乏正义立场，常常与政权合作。他强调教宗及一些伊斯兰学者对中国的期望和策略是不切实际的。

时评人马聚在接受采访时说：“教宗在这几年里一直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与中国之间的所谓的外交合作关系。比如2018年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那份越来越受到诟病的协议，是其努力的一个体现。”

他表示，从教宗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东方这么多的人应该接受天主教的教义，并且通过宗教来改变中国社会，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推动文明和推动进步的方式。

“包括伊斯兰在内的宗教界人士大多都怀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在此前提下，教宗是不会谈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虽然说他依旧会在全世界推动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对中国，他一定会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回避，”他说。

专家：梵蒂冈的中国政策注重务实

尽管如此，观察人士指出，教宗方济各的此次访问无疑是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重要一步。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复杂的国际背景，教宗的外交努力为中国宗教事务的改善注入了希望。梵蒂冈与中国的对话将继续在多方面展开，涵盖宗教自由、人权、以及地区稳定等议题。

印度尼西亚大学的穆罕默德·夏罗尼·罗菲教授（Prof. Muhammad Syaroni Rofii）认为中国的宗教群体，包括基督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常常面临国家控制和限制其宗教活动的问题。

“教宗在面对特定国家时，尤其是中国时，通常较为谨慎。然而，教宗在印度尼西亚的访问是一个强化宗教自由和宽容普世价值的机会。教宗方济各访问印度尼西亚并与不同宗教社区互动，强调了宗教间对话的重要性。虽然教宗的讲话可能不会直接涉及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但这种对话对于促进相互尊重和理解至关重要，”罗菲教授说。

作为宗教领袖，教宗方济各和其他宗教领袖通常在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时更加务实，会采取一种富有同情心且具有建设性的态度。具体到中国宗教信仰群体的情况，这种态度可能会表现在他的讲话、声明以及国际合作中，以促进对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广泛尊重。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研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格雷格.巴顿教授（Greg Barton）认为教宗此次访问总体上是积极的，并且教宗行动上做得很好。他说：“教宗方济各这次访问印尼是其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旅行，且是35年来首次访问印尼。教宗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这次访问不仅包括会见印尼总统和宗教事务部，还涵盖了与宗教团体的交流。”

在回答记者关于教宗为何不选择中国为访问的对象时，格雷格.巴顿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访问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对中国教宗应该进行一次专门的访问，而不是将其与其他国家的访问合并。同时，印尼、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政治复杂性相对较低，教宗访问这些国家的难度较小。”

格雷格.巴顿教授认为教宗及其办公室在处理中国问题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说：“他们需要现实地考虑他们能够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平衡教会在中国的利益。虽然教宗可能希望推动变革，但必须考虑到教会在中国社区的实际情况，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教会社区受损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