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很惨”的背后 全是流量生意

   　中国互联网舆论对外卖骑手的“重视”，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忽而是“困在系统中”的悲情满满，忽而是“年入百万”的励志传奇，忽而又成了“每月不到900块”的心酸代表，乃至骑手的队伍规模、收入水平竟成了观察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

　　各路人马拿着放大镜研究“骑手“，不管是电影导演、高校学者，还是街边路人、营销号段，都能在这个话题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叙事角度。这两天关于“745万骑手收入800亿”引发的全民帮外卖骑手算账，就很有代表性。许多人动动计算器简单做个除法，便得出“每人合计1万多元”“人均每月不到900块，年薪刚过万”的唱衰语调，表示心酸！

　　且不论这个算数水平如何，光是引发的批判算法、批判平台的“政治正确”言论，就再一次如蛆附骨般海量涌现。事实上，根据美团研究院自己公布的数据，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不足30天。也就是说，这些算术爱好者首先就选错了基数，犯了常识性错误。

　　而如果一个骑手全年跑单超过260天，日均接单时长在6小时以上，其收入在当地具有一定竞争力。美团公布的数据表明，以2024年6月为例，如果骑手在一线城市跑单，月收入可达7354元以上，如果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月收入可达5556元以上。今年1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也指出，2023年外卖员月均收入为6803元，超过蓝领群体的平均值6043元，外卖员、月嫂、货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位居蓝领前列。

　　但数字常常抵不过情绪，频上热搜的“骑手叙事”，杂糅了底层悲情、劳资矛盾、经济焦虑，依然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的独特叙事。支撑“骑手叙事”的，是三套“算法”：送餐服务的平台算法、社交媒体的流量算法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市场算法。

　　三种算法一台戏，骑手叙事一锅粥。

　　被污名化的平台算法

　　平台算法是中国网民熟悉的“陌生人”。

　　2023年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了5.4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9.9%。同平台算法打交道、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算法的网民，真正了解过平台算法的百无其一。但是，无知并不影响他们声讨“算法罪恶”的正义。

　　绝大部分的骑手叙事中，“平台算法”都是头号反派，是“资本万恶”、“算法剥削”的罪恶工具。那么，一边点着外卖，一边骂算法的正义网友，又算什么呢？

　　二十块钱点外卖，附赠一份声讨算法的免费正义。键盘侠总能赢两回——花钱买回来的服务，和靠无知充值的自信。

　　只要你足够无知，看啥都是恶意满满的阴谋。平台算法就这样被“无知之幕”包装成了罪恶工具。

　　平台算法哪有什么阴谋？按件计酬是人类最古老的报酬支付方式，又不是平台经济崛起后的新发明。流水线作业不是按件计酬吗？平台出现之前，零星分散的外卖业务不也是按件计酬的吗？所有的按件计酬都需要精确计算劳动贡献，底层逻辑别无二致。归根结底平台算法只是按件计酬的技术工具罢了。何至于“算法剥削”，一惊一乍？

　　平台算法并没有改变按件计酬的底层逻辑，而是在技术力加持下让计算更便捷、更公开、公平了。每一单平台收费多少、外卖员取酬多少，明明白白的。所有的计算自动完成，没有“人情世故”的人工干预。收入即时计算按时给付，算法可不会拖欠薪资。

　　算法的确是机械的、冰冷的，无喜无悲不带好恶的偏见，这不正是按件计酬的最好工具吗？批评算法“没人性”的，难道都是没有被人事部门“手工KPI”毒打过的温室花朵吗？真正的“打工人”，可不会对职场的“人性”抱有温情脉脉的圣母想象。

　　送餐服务这样技术门槛不高的自由职业，需要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人性之光”，而是“丁是丁卯是卯”的精确计算。这种有一单算一单的行业，不折不扣地做到多劳多得，才是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尊重。

　　对于劳动者而言，“人性化”不是道德高调的空头支票，而是更多元化的自主选择。便捷高效的平台算法降低了从业的门槛，增加了劳动者自主选择的空间。从业者可以选择兼职赚零花，也可以全职干。可以卖力接单当“单王”，也可以选择“摸鱼”放空。

　　传统的按件计酬可没有给打工人自主安排工作量的选择空间——进厂打螺丝的“临时工”，别说白占工位摸鱼，就是上厕所也得精确到秒。只要不带偏见，不难发现平台算法不仅比传统流水线生产的计件报酬更公开公正，也更“人性化”。

　　当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平台算法不是万能的。平台算法只是送餐服务的计酬工具，这种企业经营机制不能替代社会福利分配机制，更不能替代宏观经济和劳动供需关系的市场算法。

　　骑手的“苦情叙事”总是把骑手收入、平台经济红利的矛头指向平台算法，完全搞错了方向。

　　被遮蔽的市场算法

　　“算法剥削”的指责，是对骑手收入分配机制无知的想象。这些键盘侠的经济观念还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想当然地认为平台的盈利和几百年前的手工工场那样赚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是非常荒谬的想象。

　　实际上，平台企业的财务报表清晰地显示，非但不是平台赚了骑手的血汗钱，反而是平台用“生态红利”补贴骑手的劳动收入。

　　2023年，美团全年营收2747.45亿，其中配送服务收入821.91亿及佣金收入746.31亿。美团有745万骑手，不计任何其他成本，配送服务收入即“跑单费”收入全部平摊到骑手每个人头上，人均年收入1.1万元。同理，把从商家收取的佣金收入也平摊上去，人均1万。反正，用户给的跑单费和商家给的佣金加在一起，也只够支付外卖骑手2.1万元的年收入，月均仅1千多元。就这三瓜两枣，得多大脑洞才能想象出平台抽成骑手收入赚钱？真要靠骑手跑单收入抽分子，那平台只能喝西北风。“算法剥削”，实在荒唐。

　　真实的情况是，大型外卖平台不仅不能从外卖员跑单费里“抽分子”，还得从广告等其他线上业务中转移一部分收入，用以补贴外卖骑手收入。

　　2023年51%的中国外卖骑手月收入处于7000—12000元区间。显然，骑手收入主要来自平台生态红利的补贴。

　　平台的生态红利来自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科技效应，增值了外卖员的劳动。在整个生态体系中，送餐服务是“烧钱”养着的成本支出项，而不是利润来源。外卖配送服务的平台经济中，从来都没有“骑手红利”，只有补贴骑手的“配送成本”。

　　由此可见，对外卖骑手终端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按件计酬的平台算法，而是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市场算法。

　　宏观经济好一点，平台上的商家经营活跃、广告投放多，可供分配外卖骑手的生态红利蛋糕就大一点。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分流外卖骑手的队伍，那么外卖骑手的人均收入就高一点。

　　反之，平台商家的日子紧巴巴、广告等线上业务收入减少、跑外卖的人员增加，平台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外卖骑手的收入也堪忧。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生态体系中的合作共赢，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互害。

　　这几年骑手收入下降，就是“市场算法”的结果。消费和就业两头堵的大环境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平台经济的生态红利分配僧多粥少，就算把平台算法改出花来，也改变不了“市场算法”对平台和骑手造成的宏观压力。

　　把骑手收入问题归咎于“平台算法”的“道德家们”，是对“市场算法”选择性失明。这种有意识的顾左右而言他，构成了“骑手叙事”的第三种算法——流量算法。靠渲染骑手职业的苦情赚流量，并不是真的关心骑手权益，而是挑动、激化社会矛盾，“吃人血馒头”。

　　贩卖情绪的流量算法

　　“骑手叙事”已经成为了互联网舆论的常驻热点，“流量不够，骑手来凑”已经到了怪异荒诞的程度。编造骑手“苦情叙事”，特别符合国人听祥林嫂哭诉的重口味，

　　今年4月份，江苏省泰州警方破获一起冒充外卖骑手虚假摆拍引流案件。作案者没有跑过一天外卖，却天天晒“外卖员真实工资收入”，千篇一律的六七十和各种奇葩扣款。作案者赚到了流量和打赏，却给当地外卖平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无独有偶，近日一名外卖小哥自拍在大雨中崩溃大哭的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画面字幕中写着“三单全白跑，还摔了两跤”“外卖小哥大雨中连接3个订单，第一单顾客说没做好防护，雨水打湿了，虽然那只是一箱矿泉水。第二单地址不详……第三单骑车摔倒……等红绿灯时情绪瞬间‘绷不住’在路边崩溃大哭”。

　　虽然有一些评论看出了猫腻，指出了“哪有那么巧，肯定有剧本”，但是更多的还是出于同情的点赞转发。结果，该短视频播放量超过千万，登上社交媒体热搜。然而，这也是一条摆拍的假视频。经公安机构查证，拍摄该视频的张某摆拍造假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带货变现。最终张某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这是真要“崩溃大哭”了，但不是骑手的苦情，而是骗子的报应。

　　这类爆款视频还有很多，短视频行业“小剧本”的想象力都用在了“骑手卖惨”上。诸如“女骑手深夜被盗车后大哭”的闹剧，以一窝骗子被警方处理告终。“#211毕业男子被裁员后瞒着妻子送外卖#”上热搜，其实是盗用身份的炒作。

　　“骑手卖惨”的苦情叙事，已经成为公开的、成规模的灰色流量生意。

　　剧本被批量制造，在网店里公开售卖，业绩不俗。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外卖小哥被投诉”“叫外卖不让打电话”“送外卖电梯坏了”……在相关网店里，38元就可买到两万多个短视频剧本，这些与外卖骑手相关的剧本也在其中。网店上还服务周到地提供外卖工装，号称“保真”。

　　显然，摆拍的“苦情”不是同情，批量制造的“卖惨”剧本不是真惨而是“卖”。被这些流量生意伤害最深的，正是外卖骑手群体。

　　自食其力、靠劳动吃饭的正当职业被刻意地贴上了“底层标签”后，就成了社会情绪宣泄的猎奇狂欢。闻者无意，说者有心。围观外卖骑手、编造骑手叙事，已经成了一种病态的舆论病。这是利用大众同情底层的朴素感情，炮制了一场对普通劳动者的集体羞辱。有外卖小哥在视频中抱怨道“我跑外卖赚的又不比村里的少，怎么就成了弱势群体，害我娶不上老婆”。

　　这个老实孩子不可能理解，中国社会高举“劳工神圣”的旗帜，却是用来包根深蒂固的体力劳动歧视。哪怕月入7000-12000的中位收入水平，高于唱唱跳跳擦擦边的小主播，也高于写字楼里的小白领，却洗不掉身上的“底层标签”。一个靠劳动赚钱的体面职业，被流量炒作成了灰头土脸的“失败者”、“弱者”。苦情和卖惨不是同情和关心，而是侮辱和损害。

　　这些“假骑手”的小剧本大行其道，是流量算法的最优解。骑手被剥削的底层受害者和平台企业加害者的身份标签，完美符合国人的经济想象。因此，刻意制造骑手的“苦情叙事”，已经从短视频的“草根领域”向学者专家的专业领域蔓延，制造了“算法剥削”“逆向改进算法”之类的“金句”。专业性挡不住流量算法的诱惑，守不住理性的底线，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

　　上下呼应之下，骑手成了“完美受害者”，平台企业也就成了黄世仁、周扒皮的平替。编好了故事，分配好了角色分配，生意就更好做了。制造话题、挑动矛盾、贩卖情绪，的确是完美的流量生意。

　　“外卖骑手”的叙事之争，成了三种算法恩怨情仇的大戏——平台算法创造就业、释放经济红利，却遭到了流量算法的狙击。流量算法从污名化平台经济中赚得满坑满谷，全然无视市场算法发出的报警……

　　很大程度上，这台“大戏”可以视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之所以流量生意的骗子能无往不利，不是骗子太高明，而是我们的经济观念太陈旧。敌视商业、漠视市场规律的陈旧观念依然主导着我们的社会。道德空谈和乌托邦空想扭曲了现实，已经影响了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决策。只要错误的观念还在制造中国经济的出血点，源源不断地向流量生意输送卖血钱，我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经济痛感之下，狂热的情绪终于有了冷静下来的迹象。为平台算法正名，高度警惕流量算法的危害，才能改善市场算法的结果。唯有如此，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才有未来。千万外卖骑手和数不尽的普通人，才能重获到经济发展释放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