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觉醒与民主抗争的独特力量

　　近日，网上流传一封任志强女儿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信，信中请求习允许在狱中服刑、身染重病的任志强保外就医、出国治病。据多方信息，任志强确实在监狱状况恶劣。

　　任志强是中国企业家，曾在国企担任总经理，时常针砭时弊。2020年，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是“脱光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而被捕，后以“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

　　而任志强之外，同样热心政治、批判体制、以各种方式参与公民抗争、启蒙大众的企业家，寥若晨星。比较知名的有王功权、孙大午、李怀庆、王安娜等。其中李怀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共重判20年。孙大午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和“寻衅滋事”重判18年。王功权自2014年后就噤声，王安娜则流亡海外创办了“光传媒”。敢于反抗的知名企业家为数甚少的理由其实也简单：要在国内做生意，中共随时可以卡死你。所以有些企业家即便支持自由民主，也仅仅是暗中相助，怕被中共当局知道。

　　除了任志强等人，还有一些企业家曾经遭受迫害，如兰世立、顾雏军、褚时健、牟其中等。但他们主要在乎的是自己的财产和地位，没有超出个人私利、关心百姓疾苦、愿为民主人权付出真金白银、希冀改变黑暗世道的精神和行动力。

　　而更多中国企业家，根本就没有公共意识和民权概念，一方面唯利是图、为获利不择手段，另一方面，却对公共事务和政治话题态度冷淡、谨小慎微、沉默是金，对于社会不公不义从不发言批判、对大众疾苦毫不关心。对这些商人而言，豪车、别墅、美女、黄金白银，才是人生的追求和思想的焦点。

　　企业家反抗中共极权的独特优势和巨大影响力

　　这样的大环境下，任志强、王功权等人道德品性、公民意识、抗争勇气、实践能力，才更加值得钦佩。他们利用自身作为企业家的身份和资源，做了许多其他人(包括人权律师、学者、媒体人、各种身份民众)没有能力做、却又急需做的事。如召集各方学者和名人开重要议题论坛、成立公民组织直面现实焦点问题、建立媒体平台宣传和启蒙大众，都是有雄厚财力和广泛人脉才能做得到的。

　　一些具有号召力和亲和力的企业家，如果其本人参与公民运动，也能直接带动许多人一起参与。例如孙大午就依靠其正直的品格和实干精神，让许多亲朋好友、企业员工愿与他共进退，一起对抗暴力执法、守护厂店。这也是大多数人做不到、而企业家凭借其身份可能做到的。

　　另外，企业家因为需要长期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结交各路官员、公务员、公检法人员，也比多数人更了解中国各种政治内幕、潜规则、黑暗面，也就更明白中国社会的症结、知道如何做利于体制改变。企业家走南闯北、见识丰富，又有钱有闲、阅读广泛，对事情的判断和决策、引领社会变革的能力或潜力，也就显著强于常人。如果国家发生转型，这些企业家很可能成为政党领袖，在转型和民主之后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企业家参与公民运动和政治抗争，有不少独特的优势，若当事人有志参与，往往会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若利用其财力、人脉、经验协助民权人士，则能成倍放大民权人士抗争的能力和成果。

　　企业家关心公共事务和参与政治的必要性：中共的残酷迫害、人身自由与财产的被剥夺及危险

　　而同时，企业家参与政治，也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企业家，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安全的保护，是其保持投资和经营信心的前提。在中国，这些都是缺乏的，但企业家无奈之下只能冒着随时进监狱风险，和官员勾结分赃。但这终究是不安全不稳定的。多数企业家都渴望有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而不是冒过大风险、碰运气、参与各种不法行为。企业家深受中共专制、权贵巧取豪夺之害，也更有动力去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现实。

　　在其他国家，企业家从政或选择支持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是常态。美国2024年大选还有时日，美国各大公司已开始站队捐款、为各自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宣传。如知名企业家马斯克，近日力挺共和党和总统候选人川普万斯组合。俄罗斯的寡头、日韩的财阀、印度等国的富豪，都深深介入政治。企业家参与政治，有利有弊，但参与本身是必要的。企业家参与政治，也是履行公民义务。

　　但正如前文所说，在中国企业界，除了寥寥无几的极少数人，鲜有其他企业家有理想和行动力为公民运动和政治抗争出力。这是让人遗憾甚至悲哀的。中共体制是钳制中国企业家使其无法正常参政的根源，但这也应更加激发他们反抗中共、改变现实的欲望和动力。

　　中国的企业家、商人阶层，在毛泽东时代几乎荡然无存。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通过各种手段趁机“富起来”，在财富上成为中国社会前1%的存在。但他们缺乏政治权利，时常受官员甚至小吏盘剥，人身和财产都不安全。这些商人相对于老百姓，是“上等人”、既得利益者，相对于官吏，又是奴仆、“唐僧肉”一般的存在。许多商人被迫寻找官员做“保护伞”，与官吏分成。但这种官商关系显然不健康不稳定，一旦官员落马，商人也会跟着倒霉。

　　而像任志强这样的“体制内”商人，虽然一般相对安全，还往往受到各方格外尊敬，但必须谨守各种“戒律”，只能“闷声发大财”，不能过问政治、不能泄露内部秘密、不能独立参与公共事务，还要和权贵集团同流合污。真正有良知的人不会容忍这种体制和规则。“体制内”的红色权贵商人，也要面对其他权贵的竞争、相互间也有“大鱼吃小鱼”的残酷斗争。如掌管安邦集团的陈毅之子陈小鲁，其临终前企业被强制接管，间接刺激他猝死，就能反映权贵内斗之烈。而且“体制内”若不“脱钩”和反叛，未来政权倾覆，很可能被清算和殃及。

　　所以，中国企业家在内的商人阶层，无论体制内外，无论出于是非道理，还是保全个人安全和利益的动机，都应当反抗现行体制、参与公民运动、促成中国民主宪政。任志强、王功权、孙大午、李怀庆、王安娜这五人，就是榜样。虽然他们的抗争都惨遭打击报复，任志强和孙大午还均被判18年重刑，但这更反映习近平政权对企业家反抗的畏惧、商人阶层抗争的价值。

　　还有许多商人即便不加反抗，或只在涉及私人利益上反抗，不少也下场悲惨，被酷刑、被判刑、妻离子散、企业充公。如湖南商人曾成杰，2010年因涉入非法集资(而事实上是否非法及罪行程度均存在争议)，被判处死刑，并于2013年被枪决。而因为牵涉官商勾结、各种灰色地带，被关进监狱的企业家更是不计其数。即便中国大陆之外的商人也难免受害。如香港商人刘希泳，被吉林检察院人员刑讯逼供中酷刑折磨致死。那些没有入狱的商人，也长期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相对于体制内国企和与权贵关系紧密的“红顶商人”，许多没有势力的民营企业家，也时常遭受国企和“红顶商人”的不正当竞争和挤压。如企业家被指控“非法集资”、“欠债不还”，很大程度就是在于民营企业无法像国企那样得到优惠政策和贷款支持，只好从民间募资。而一旦资金链断裂，又不会像有关系背景者那样得到兜底支持。有的民营企业家谨谨慎慎经营得利，却被权贵或国企盯上，联合官员将其整得死去活来、苦心经营的产业被并吞。

　　中国企业家不应“与虎谋皮”，唯有反抗专制、缔造民主宪政，才能长久安全

　　既然企业家沉默和忍耐也是这样下场，为国家人民而抗争，岂不是更有价值?在清末民初，许多中国企业家(或海外华人企业家)如张謇、卢作孚、侯德榜、陈嘉庚等，投入“实业救国”的浪潮，为对内推翻专制独裁、对外抗击外敌侵略而奉献自己的资金、厂矿、生命，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虽然1949年后，“实业救国”成果被中共利用和毁坏，但那个年代中国企业家和工商阶层中的许多人，其爱国爱民的企业家精神是不能磨灭的。

　　另外，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被重判、王功权不得不噤声，王安娜流亡海外，恰恰在于其他企业家和公民保持沉默，于是这些“出头鸟”就被中共重点打压、不惜重判。若更多企业家联合各界公民共同发声，法难责众，众又有理，中共反而不敢再大规模逮捕和判刑了。即便存在风险，中国企业家、商人阶层，也应该勇敢站出来。因为他们相对于老百姓，仍然是既得利益者，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有比其他公民更大责任去关怀社会、改变不公不义、回报劳动人民。

　　今日的中国，专制独裁下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政策朝令夕改、企业家动辄得咎，国家到了必须变革不可的情况了。企业家们应该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和人脉优势，与有志于推动中国变革的可靠人士联合，既为自己，也为受难的同胞，与专制决裂、向独裁者开炮、迎接民主宪政的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