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财经记者的牢狱告白

对于前中国财经记者刘成昆来说，被“失去自由”并非一句空话，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牢狱经历。2018年，他因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暗讽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的小说，被内蒙古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并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八个月。

“记者被抓、被迫害，我倒觉得在独裁国家是很正常的，”刘成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真正有良知的记者，往往会成为独裁者的眼中钉。”

个人狱中经历：度日如年与精神崩溃

刘成昆曾供职于《中国经营报》《投资时报》《时代周报》等多家媒体。如今生活在意大利、已经告别媒体圈的刘成昆回想起8个月的牢狱之灾仍心有余悸，用“度日如年”、“精神完全崩溃”形容刚被关进监狱的感受。

“近20个人挤在一个20平米的潮湿瓷砖地板的房间，我没有床睡，身子下面只有一个很薄、很脏、很湿的被子，要把衣服裹在身上才能睡觉。内蒙古冬天太冷，10月1日以后就冷的无法忍受，穿多厚也不行，晚上经常冻醒。牢头狱霸一开始还老打我。”他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长期睡在湿冷的水泥地上，刘成昆的腰部受了伤。即使出狱多年，他仍然需要非常柔软的床垫，否则就会疼得无法入睡。走路时间稍长，腰和胯部也会隐隐作痛。狱中不让碰笔的规定让他担心自己会忘记如何写字，只能经常蘸水在地上练习。他说：“当时在狱中被严管，不能剪指甲，特别难受。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在里面待多久。”

刘成昆还提到，狱中只有馒头可吃，长时间的碳水饮食导致他罹患糖尿病。“现在腿麻酸软无力，身体感觉垮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2024年度“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国家”报告。

回想起做记者的初衷，刘成昆形容自己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尤其是看到《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被收容致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中国对收容制度的讨论和废除之后。他笑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嘛，想为民请命。‘为生民代言、为万世开太平’的那种思想在我脑中很严重。”

他谈及当初的心路历程时说：“当然这辈子可能遇不到(孙志刚案)那种机会，但是如果当一个认认真真做报道的记者，对社会还是有贡献的。比如说做财经记者，哪个上市公司有大黑幕，如果能揭露出来，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那就是成绩。”

中国记者处境：从“高峰”打压到“万马齐喑”

刘成昆认为，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到2018年前后，是中国大规模抓捕记者的高峰期。“2013年我到地方采访，宣传部就直白地警告：‘你要如实写，否则我们就抓你。’可见当时官方对记者的整顿已经拉开序幕。”

在他看来，如今国内的媒体环境更加严苛，调查记者队伍不断凋零，“大家都感叹‘万马齐喑’，没人敢再做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了。”

已经远离中国、远离媒体圈的刘成昆感叹说：“如果说是为民请命的话，那记者这行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都做不了，你还得进去。大家都在感叹调查记者凋零，社会没有人敢说话了。”

2024年度被监禁记者人数逼近历史新高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PJ)本周四(1月16日)发布报告称，2024年度全球被监禁的记者人数达到了361名，几乎追平2022年的370人这一历史最高记录。中国仍然在监禁记者的排行榜上位居首位，其次是以色列、缅甸、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就全球范围来看，“威胁国家安全”已经成为记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罪名和被拘禁的理由。

CPJ自1992年以来每年对全球被监禁的记者数量和背景进行统计并发布分析报告。最新的这份报告指出，监禁记者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续的威权政权统治、战争、经济和政治动荡。其中，中国、以色列、突尼斯和阿塞拜疆等国监禁记者人数再创新高。

CPJ的执行主任朱迪·金斯伯格(Jodie Ginsberg)在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国家的政府对记者的监禁是故意为之，因为他们通过给记者定罪来恐吓他们，让他们不敢发声。”

中国长期以来位居监禁记者人数榜首

根据CPJ报告，中国之所以长期占据“监禁记者数量”榜首，一方面是由于维吾尔族记者和有潜在政治风险的记者受到打压，另一方面则与香港新闻自由的不断收紧紧密相关。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CPJ掌握到的中国境内被监禁记者有50名，其中一半是维吾尔人，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目前，很多国家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监禁或拘留记者，中国也不例外：前《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于2022年因“间谍罪”被捕并获刑七年；前《南都周刊》调查记者黄雪琴、湖南公民记者李维忠均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和被监视居住。

中国监禁记者的两个“重灾区”是香港和新疆。

报告说，在香港，媒体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在2020 - 2021 年被拘留的记者，由于法律程序一再拖延，至今仍在狱中，包括77岁的媒体大亨黎智英。黎智英创办的壹传媒和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的六名记者和媒体高管 - 林文忠、冯伟光、杨正基、张剑雄、罗伟光和陈沛文，已被监禁三年多，现在因“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待宣判。

在新疆，两名维吾尔族记者库尔班·马木特(Qurban Mamut)和米拉普·穆罕默德(Mirap Muhammad)首次出现在 2024 年的人口普查中。此前CPJ的研究确定，他们因为所从事的媒体工作被监禁。马木特曾是维吾尔语杂志《新疆文明》的主编，2017 年失踪，后因“政治罪”被判处 15 年徒刑。他的儿子告诉CPJ，直到 2022 年他才确认父亲还活着以及他的关押地点。穆罕默德曾是一名维吾尔网络博主，他的文章涉及维吾尔族和人权问题等敏感话题，自 2018 年因“非法向外国提供情报”被捕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

报告还特别提到，在2014年被判入狱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5名学生如今应该已经刑满释放，但是目前他们下落不明。曾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伊力哈木·土赫提于2014年因“分裂国家”罪被判无期徒刑。

“我们失去自由只是瞬息之间之事”

“我觉得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失去自由只是瞬息之间的事，”CPJ的CEO金斯伯格谈及全球记者所面临的危机时感叹道。

提到中国的情况时，金斯伯格总结有几大特点。“第一就是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以及为他们发声的记者遭到监禁；第二就是香港。香港直到不久前都还是个新闻自由的前沿阵地，但是近几年每况愈下。我们非常关注黎智英案，他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不仅仅是在香港，全球很多其他地方，记者也经常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入狱。”

金斯伯格说：“当民主规范恶化时，通常会先发生像香港这样的记者被拘留的情况。我认为，香港绝对是一个教训，说明这种变化可能会多快。你可能会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中相对自由地表达观点，但转眼间，表达意见就变得极其危险，你的自由也会受到威胁。”

金斯伯格在采访中还强调，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会监禁大量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国享有新闻自由，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内瑞拉监禁了三名记者，尼加拉瓜、古巴和危地马拉各监禁了一名记者。墨西哥尽管没有记者被监禁，但对记者来说，该国仍然是最危险的非战争国家。

“在某些情况下，在专制政权下监禁记者人数较少实际上表明，该政权在镇压记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金斯伯格说。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