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国是专制社会，美国是民主社会。从政治制度角度，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以及更大视野中的中西关系？

民主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开放和多元。社会非先验存在，而是共享资源基础上，各类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多种价值和利益的主体；统一的社会认同取决于实际的国际关系和社会运行状况，不存在超越于现实的共同社会价值（当然左派观点有所不同）；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结果，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具有包容性。

专制社会中统治者占据支配地位，通过国家机器维持社会，具有封闭、强制等特征。专制社会的运行依赖政权组织，缺乏自发的关系和秩序，因此不具有传统和民族基础的专制社会，政权崩溃后社会即解体；专制社会中统治集团独大，缺乏其它社会性的价值和利益主体；代表统治集团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价值取向主导社会，个体及群体、阶层利益被压制；统治集团通过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获得强大动员能力，政策的实施具有全社会动员特征，并且专一、迅速。

对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来说，社会是多元的，有多种价值取向，也有多元化的政治行动主体，因此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多元的，不同的领域应分别看待，不存在单纯的互利或对立关系。价值立场上，国与国关系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影响，人们主要从自身价值和利益出发进行取舍，并且与对立的观点共存。公共政策上，首先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完成决策，还需要区分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欧洲人所言，在该合作处合作，该竞争处竞争。

但对专制社会的人来说，情况就没这样复杂。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纵使人们心里有一千种不同的想法，但到了社会层面，基本就剩一种。国与国的关系只由政府的利益和取向决定，即使有不同的中美关系，也只随时间而变化，并不同时存在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不同领域的关系。体现到公共政策上，既然一切为了党，那么只存在策略上的选择，恨美国还是爱美国，只因形势有别。

两种视角带来什么影响？很明显，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即中国与西方之间出现了不对称的关系。

1、最重要的是经济领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情况很简单，因为基本上没有关系。改开之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入了国际经济体系，成为其中一员。从西方视角看，这意味着与中国的关系变得与其它国家一样，具有两个层次的关系：一方面是微观上市场主体在市场中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政府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和博弈，主要目标在于市场一体化，以及本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但对中国来说，因为统治阶层与市场主体，即与资本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其利益趋向一致，因此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主要集中于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这意味着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西方都面对一个权力与利益的复合体：微观上，企业交易与竞争的对手，背后有强大政府的支持，西方企业面临法律和政策上的不平等；国与国关系上，中国政府目标不是平等与市场效率，而是通过政策、法律、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追求市场竞争优势，追求产业规模，以及直接的经济利益。这种不对称关系，使得西方国家难以应对，其结果就是20多年来持续发生的事情：一方面通过欺骗、钻空子等各种政治手段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各个产业都在国家机器加持下在全球市场攻城掠地。

2、二战后国际关系是在西方主导下形成的多边体系。它是欧美国家国内政治运行的结果。现行国际体系依赖的主权独立，平等，契约精神等等实际是民主政治的延伸（美国转变为守护者角色）。而专制国家所对应的国际关系，更倾向于战前的国际关系。当中国进入全球市场，需要为自己争取利益时，必然继续其权力主导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国与国关系中不择手段，无视现行国际关系规范，表现出霸权主义特征；作为多边体系的一员，寻求主导地位，为其双边关系中的霸权行为护航。这就出现不对称：面对中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各国仍然依赖多边体系解决问题，而多边体系却在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下逐渐失效。导致各国都难以单独应对中国的行为。

3、经济领域之外的各种国际合作的领域，包括环境，气候，卫生，安全，贫困问题等等方面，是西方社会多元价值的结果，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在中国，它们基本不存在价值基础，而只因策略上的意义而进入政治考量。现实中可以看到，过去中国基本未参与相关事务，2000年来基于增加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中国在相关领域日益活跃。因此在国际合作领域，西方面对的实际是一个虚假的合作伙伴。两者并不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中国的参与基于其它目标，基于这些领域对其它国家的重要性，它们并非独立的领域。因此在这些领域里与中国的合作，必然被带入整体的国与国博弈关系中，最终被中国利用。

4、在中国，国与国关系具有单一的、统合的特征，各个领域之上存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使其具有一种宏观、整体的视角和全社会动员的行动策略；西方社会里国与国关系则表现得多元和包容。这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关系。在西方主导的时期，中国模式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但当中国与西方之间实力接近，中西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国家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模式及其挑战。即西方也需要从整体的国与国关系角度考虑和应对。这样我们看到中西之间最大的不对称关系：当中西之间日益走向对抗，中国政府利用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把中西之间社会关系的每一个方面都变成战场，而西方社会的开放使其成为毫无防守的花园。从国与国的对抗关系来看，中国可以动员全社会资源，以长期的、系统性的策略进行对抗；而西方国家只能通过社会利益格局变化，政治气候转向，政治博弈，决策，政策执行等冗长过程，才能实现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反应。当西方国家仍然认为国与国关系需要经历“竞争-政治博弈-冷战-热战”的逐渐过渡时，中国则已通过变化多端、无所不在的手段，获取对抗的优势。热战未到，而胜负已分。

中国的兴起，导致前所未有的局面：一个专制大国与民主社会产生全面而紧密的联系，在各个方面都对民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与过去民主社会对后发展国家的单向影响截然不同。西方已经认识到，通过接触和融入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希望已经破灭，但形势发展如此之快，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不会被专制中国改变？

被动的角度看，变化已经发生，这是被中国赖以兴起的全球化推动的结果。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它依赖资源的全球流动，但实际上，人员难以流动。因此全球化过程中，西方社会中的实际受益者是资本和技术，而人成为受害者。这导致西方社会的政治右转。各国民众日益注重本国利益，反对于已不利的开放和多边关系。这相对减弱了西方社会受中国侵蚀的速度。

但需要认识到，专制政府采取何种策略，并非取决其所想，而取决于其所能。当下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如此之大，当它的步伐受到阻碍，其可用策略已远超过去。这意味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策略会日益激进，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将迅速恶化。如此，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就不得不从梦中醒过来，而采取主动的策略来应对事实上的与中国的对抗关系。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对抗专制中国？

基于以上分析，西方国家实际处于不利地位。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法运用专制政权所具有的那些手段，作为开放社会，在应对中国的全面渗透、攻击上也有心无力。（这从政治右转过程中的各种阻力可见一斑。）但是，正如中国能够攻击西方社会之软肋，西方策略之关键应在于中国专制政权的软肋。其软肋在于经济。

在前文“专制中国的经济走向分析”中已经说明，中国经济是一种畸形的经济形态，不应该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首先属于“攫取性经济制度”，因为机缘巧合进入全球市场，推动其经济的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但是，市场化必然因触及权贵阶层利益而停滞，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最终成为政府和权贵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即是说，政府和权贵们通过压制劳工权利，奴役民众，破坏环境而取得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通过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维持生产规模增长，从而获得利益以及全球影响力的增长。

这意味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高度依赖。事实上，在掠夺体制下中国的国内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仅仅依赖高速的外贸扩张和举债支撑的公共建设才能维持增长表象。当基建失去作用后，外贸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单一支撑，当外贸停止增长甚至增长减弱，这头巨兽就变得步履蹒跚。

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是以西方国内经济为代价的。欧美企业一直面对不平等的市场竞争。这意味着仅仅是采取措施实现市场竞争的平等，都会打击到中国经济。例如欧洲已经开始推动的市场准入政策的对等化，阻止中国电商钻空子等政策。当然局势已容不得如此慢悠悠的进展。更有效的策略是，采取主动的措施，与中国经济脱钩。这会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瓦解中国专制政权之力量。

按照西方的政治现实，要实现这个政策转变并不容易。目前大致处于形成政治共识阶段。不过幸运的是，在美国这个进程就要快得多。眼下的风暴看似偶然，实则是专制中国威胁下的必然趋势。让我们稍安勿躁，静待贸易大战的结果和最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