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中产 开始逃离东南亚？

过去的两年，东南亚经历了一波低龄留学的热潮。2019至2024年间，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学生增加了11%，达到了11万以上。推动这波热潮的，是大批的中国中产家庭。他们有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逃离“内卷”，有的则希望孩子能在更好的英语环境下实现弯道超车。然而，在短暂的热情过后，也有大批家庭开始退场。“高性价比”背后，是语言的难关、家庭的分离和对学习模式的不适应。这些举全家之力来到东南亚的中产家庭，没能逃离对下一代的养育焦虑。

回国

小洁庆幸在自己出国前没有放弃家里学区的学位。今年春节，她带着女儿从马来西亚回到了上海公立小学二年级。第一个学期，一家三口都过得非常痛苦：孩子上课听不懂，连跳绳都不会。夫妻二人每晚盯着哭闹不止的女儿完成作业。开学的第三个月，在一家人的努力下，女儿的语文和数学总算及格了。小洁也终于得以重新找一份工作，回到了阔别两年的职场生活。

回想两年前，带着女儿到马来西亚生活的决定，小洁并不后悔。毕竟那时候，自己的生活卡在一个节骨眼上，急需做出一些改变。

小洁原本的工作在外企，夫妻二人都是上海独生子女。生下女儿后，小洁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就在家附近的居委会工作。在这期间，她刚好经历了疫情的基层工作压力，三年来几乎没有请过假。后来，她一走进单位就感觉心情低落，有些轻度抑郁的倾向，逐渐萌生了想出国散散心的想法。

本着离家近的原则，小洁选定了东南亚，又在比较热门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中选择了马来西亚。相比泰国使用泰语更多，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华人也比较多。槟城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城市面积也相对小，岛上的几个国际学校相距也不太远，小洁认为这里更方便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给女儿选择学校的整个过程，都是小洁自己靠搜索社交网站、给学校发邮件完成的。一所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回复很积极，一步步指导手忙脚乱的小洁。女儿由校长直接面试，校长是一个很和蔼的英国人，那时女儿刚上幼儿园中班，根本没有接触过英语，校长还叫自己会中文的助理来帮忙。这些细节都让小洁对这所学校很满意。她对比了学费，也比上海的双语学校便宜。

面试后，小洁带着女儿到滨城实地考察。国际学校比女儿国内的幼儿园大得多，校园里还建了游泳池。探校的一周里，女儿配合度很高。槟城的交通不像上海一样四通八达，女儿肯跟着小洁四处奔波，给了小洁很大信心，觉得一个人带孩子的生活，应该也不会太难。

在槟城的新生活，也展开得很顺利。小洁租的高层公寓房租折合人民币大约每月3000元，房子有80多平米，没有公摊面积。新家对她和女儿两个人绰绰有余，女儿能在家里玩捉迷藏，小区也配备了一个游泳池，放学后女儿经常去玩。但在安逸中，小洁逐渐觉察出一些不满意。

一年级开学后，女儿班里22个人中，包括她在内有3个中国孩子。另外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同样来自上海。她们是和另一对母女搭伙来的，两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和同期来到马来西亚的中国家长交流，小洁发现，他们对这里的期待大多是逃离内卷，给孩子快乐。但小洁接受不了“放养”。

小洁一方面自称不是一个“鸡娃”的家长，在国内对孩子的要求是“考试起码要及格”。但另一方面，她觉得孩子很难有真正有自觉性，如果家长或学校不管得“严一点”，孩子就不会主动完成一件事。

女儿的小学生活非常轻松，没有作业，老师都对孩子非常温柔。据小洁了解，如果在国际学校升入初中，学习量就会逐渐增加，到了九年级还面临着选科，但学校依然是宽松的。老师不会逼迫孩子学习，全靠孩子自己的自觉。小洁担心女儿“这样懒散下去”，连个大学文凭都拿不到。

在国内时，小洁会在幼儿园放学时送女儿学舞蹈，但到了马来西亚，试了几节课，女儿就说不感兴趣。而女儿更感兴趣的游泳，无论是学校还是兴趣班，孩子们就是在泳池一起玩，教练也不会严格要求认真上课。一年下来，游泳只能算是“会了”，姿势绝对谈不上标准。

一个人带孩子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也比小洁想象中更艰难。小洁从没当过全职妈妈，一年半的陪读生活让她感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消失了，生活几乎完全围着孩子转。她需要7点把女儿送上校车，回到家里，买菜做饭，把衣服洗洗晒晒就到了中午。一年级放学很早，小洁要下午两点半左右就到校车站点等着接女儿，陪着女儿玩。学校每周五都有活动，过各种节日，小洁就要给孩子买衣服置办礼物，到学校和孩子一起参加。马来西亚每年有五十多天的公共假期，听起来令人羡慕，但到了假期就意味着全天候带孩子。而当孩子生病住院时，小洁更是孤立无援。

小洁的先生需要在国内工作。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年，先生每三个月都会来一趟，待一周就离开忙工作。2024年春节，小洁的先生开始自己创业，变得更加繁忙，有半年的时间没能过来，夫妻二人开始频繁爆发争吵。

小洁希望先生过来陪陪自己和孩子，但先生说自己忙不过来。小洁心里也明白，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开销都需要他来负担，他没有错。她更担心的是父女之间的感情正在变得冷淡，每次视频通话的时候，女儿最常找爸爸做的就是买东西，然后先生就负责打钱过来。

在这期间，小洁的父母也来过一次马来西亚。父亲常抱怨出家门都没有早餐店。小洁逐渐也觉得，虽然这里的气候很好，空气也很好，但好像也仅限于此。相比上海，槟城没有地铁，生活不便利，除了榴莲便宜，其他的消费也不低。看着无法来马来西亚的丈夫，和英语飞速进步，中文开始变得颠三倒四的女儿，小洁终于提交了退学申请。

没有“退路”的选择

不像小洁，差不多在同年来到马来西亚的刘燕是没有“退路”的。

刘燕来自杭州，儿子此前在公立初中读初三，因为孩子成绩一般，她原本的计划是让儿子在杭州读国际高中。但私立国际学校收费高，好的公办国际高中名额也有限，她感觉儿子“有点悬”。

刘燕有朋友的孩子在马来西亚上学，推荐她来看看。刘燕一边旅游一边探校，很是心动。一些国际高中对语言的要求不算高，学费大约每年8.5万人民币。她计算，加上租房生活费和补课费，每年大概需要20万。她认识的另一个孩子，同年去了杭州一所不错的民办国际高中，每年学费加住宿费就要给学校交20万。

来马来西亚的第一个月，刘燕是让儿子请假过来的，她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出乎预料的是，儿子的考试成绩比她预想得要好，中文和数学都拿了A。根据马来西亚当地的升学要求，三门A就可以报考当地的专科，五门A就可以读大学预科，现在已经有了两门A，刘燕觉得这样起码考进当地的大学不难。

但真的入读之后，刘燕发现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首先是语言关。初中时，刘燕的儿子英语和文科成绩就不错，她本以为英语的过渡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但她发现，不是来了全英语的环境，孩子的英语自然就能好起来，不少中国学生坚持了半年就离开了，因为语言实在跟不上。全英文授课下，孩子听不懂也不会下笔。

本来处于对语言的担忧，刘燕特地为孩子选择了吉隆坡一所外教比例占70%的学校。一个年级3个班60人，只有5个中国学生。但她还是没想到，平时，这五个中国孩子都更习惯一起拉群活动。

刘燕虽然希望儿子能走出中国人的圈子，多和其他国家的人交流，但这对于内向的儿子来说并不容易。当地的其他孩子都是从小到大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的，拥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哪怕是华人圈子，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也很难融入进去。刘燕自己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和一个华人家长关系不错，希望能拉自己儿子加入他们孩子的学习小组。但那个家长告诉她，孩子的事情孩子自己沟通，家长不要介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学校过于“佛系”也让刘燕很不适应。“早上8点45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作业也没有，国家一直在放假。”刘燕意识到，马来西亚国际高中的学习更多是靠学生的自律。刘燕在儿子初中时是家委会主任，每天管理着很多班级家长群，对着群消息核对儿子的作业，手机叮当响。但来马来西亚之后待了一周后，她就发现这里班级、年级、学校群一个都没有。她跑去问学校招生的老师，想问问儿子的班主任是谁，对方告诉她，孩子都上中学了，让她不要管了。

儿子所在的学校提倡无纸化教学，课件和书本试卷都在iPad上，刘燕也对儿子的定力感到焦虑。 “父母不可能随时盯着他，你不知道他到底在玩游戏还是写作业。” 现在她既收不到学校的通知，也看不懂英文，成绩都是学校通过邮件发给她。虽然走到儿子身边，他表现出的一定是学习的状态，刘燕还是干着急，“我该怎么监督他？”

到了10年级，刘燕的儿子又面临着选科的问题。从低年级开始读国际学校的孩子，一般会在初一初二就选修不同的课程，确认自己未来的兴趣，在分科后主修为升学做准备。刘燕不知道当地的孩子是怎样选择的，但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懵懂的，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她和儿子商量过，知道他对电力和工程专业不感兴趣，在亲戚的启发下，刘燕早就想好让孩子学护理学，用专业打破学校的壁垒，也方便今后找工作。她和儿子说了自己的想法，儿子并不排斥。

刘燕逐渐开始担心，未来考马来西亚的大学，自己的儿子恐怕还没有在国内读国际高中的学生优势大。

入学之前，中介向刘燕宣传，如果能来马来西亚读高中，考当地的大学会更容易，不需要走国际生的通道。刘燕来了才发现不是这回事。从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申请当地最好的马来亚大学，依然要竞争国际生的名额，唯一的优势是不需要另考雅思成绩。刘燕听说，国内的国际学校更注重标化成绩，会把分数刷得很高。

如今一年过去，刘燕认为儿子还没有通过“语言关”，同期的5个孩子没有人能完全听懂学校的课。更糟糕的是，因为国内的基础教育比国外进度快，数学还可以在前两年“吃老本”，但现在，眼看着“老本”也快吃完了。“几乎所有中国家长都在额外给孩子补课。” 和刘燕一起来到吉隆坡的还有一位杭州妈妈，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年级，另一个刚上初中，出国前卖了在杭州的房子和车。发现孩子的学习不如预期后，这对夫妻果断决定把孩子送回国上学。

但刘燕已经没了这种“回头路”，她的儿子放弃了中考，回国也不能进入更好的国际高中，“那就只能既来之则安之，硬着头皮把这条路走下去。”

“躺不平”的家长

在马来西亚的两年，小洁亲眼看到像她这样想要出国试试的家庭越来越多。她是疫情后来到马来西亚比较早的一批家长。到了2024年开学，小洁明显感觉到中国家长变得更多了。

在相邻的泰国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陈靓2018年随着先生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泰国，在芭提雅生活了7年。芭提雅是泰国的经济特区，聚集着大量世界五百强企业，她告诉本刊，当时像她这样主动出走的家庭并不多，更多是家长在泰国工作，子女随着父母在国际学校读书。她大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在当时班里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是持有美国护照的华裔小孩。

但从2023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学校突然涌入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她看到自己小儿子的学校手册，从照片和名字判断，一个班20多个学生里，有将近一半都是中国孩子的面孔，“这以前是清迈才可能出现的情况。”陈靓说。

“性价比”和“语言环境”是家长们出走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性价比”的考量背后是复杂的教育选择。

徐末曾多年从事移民行业，2022年陪读后改为做马来西亚相关业务，他告诉本刊，他认为国际学校一般由四个维度来衡量，第一是教师的国际化程度，第二是学生的国际化程度，第三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开设有多少兴趣课程，第四是学术成绩和毕业走向，这也可能是很多中国家长最看重的一面。

这四个维度会直观地从学费上折算出来。徐末说，各方面都很好的第一梯队国际学校，中学每年的学费也在20万人民币左右。而第二、三、四梯队学校的学费依次递减至15万、10万、甚至5万左右。

徐末告诉本刊，第一第二梯队的国际学校，一般对中国国籍的学生有比例限制，例如，马来西亚顶尖的吉隆坡国际学校会在招生政策中写明，任何单一国籍学生不得超过总人数的25%。在疫情后，第一梯队学校的中国学生学位率先满招，随后第二梯队学校也逐渐进入满招的状态，大部分中国家长能够选择的，则是更普通，学费也较低的学校。

许多家长在选择东南亚国际教育时并没有了解到确切真实的信息。陪读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中介市场的混乱推动的。徐末告诉本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许多陪读父母，会运营自媒体，给学校介绍生源。因为个人中介缺少整体调研，能介绍的学校常常只有自己最熟悉的几个。一些招生困难的学校甚至会给家长代理的名额，介绍一名学生入学会得到首年学费10%到20%的返点。

在来马来西亚之后，小洁经常刷到网上的帖子，声称10万元就能来马来西亚读国际学校，她对此嗤之以鼻。留学的家长都会有一笔自己的账，加上假期带着孩子旅游，小洁算下来自己在马来西亚的一年半大约花了40多万元。她强调，国际学校的学费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马币兑人民币的汇率也从2023年的1.5涨到了1.7，所谓“10万元留学”并不现实。

刘燕来到吉隆坡后同样发现，这里的物价要比杭州略高。由于气候原因，许多国内常见的蔬菜在这里都要依赖进口，除了榴莲和其他的热带水果，这里并没有太多的价格优势。过去的三年里，马来西亚的物价正在普遍上涨。徐末几年前在大排档喝的大袋拉茶，已经从2马币涨到了现在的4.5马币。曼谷的物价相比马来西亚更高，东南亚国家在物价方面的优势已经基本消失。

徐末说，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从某种角度上看，确实可以“丰俭由人”。比如课外兴趣班，无论是舞蹈还是游泳，平均每节都在100马币以内，不到170元人民币。但对于追求“高水平”的中国家长而言，并不存在“价廉质优”。陈靓曾经算过女儿上中学后一年的开销，她女儿每年参加两次出国交流活动，还在校外学习了马术，正在全泰参加比赛，此外还学习了芭蕾舞，每年的花费保守计算已经有40万人民币。

许多家庭并没有做好面对真实的国际教育现实的准备。徐末告诉本刊，作为中介，他一般会推荐父母一起来陪读，但这种情况总是极少。根据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规定，持有陪读签证不可以在当地工作，大多数家庭会选择爸爸留在国内挣钱，妈妈一个人来陪读。夫妻二人长期分居不可避免会带来感情问题，妻子一个人在异国带孩子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焦虑。“这就会造成我们最怕家长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我们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你怎么还这样？’”徐末认为，这么说对孩子是不公平的，“这条路大多不是孩子自己选的。”

徐末发现，相当一部分家长是没有做好准备，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能够承担什么， 就随大流带着孩子出国上学。曾有一个初中生家长来咨询他，家长说孩子学习很好，但心疼孩子学得太累。然而，交流中徐末发现，对方对所有国际教育方案的态度都是抵触的。课程体系不匹配、政策变化、语言问题在家长眼中都是无法接受的风险。“无论是移民还是孩子的教育规划，都不能’既要又要’，没有安全又完美的路，这些都要看家长的选择。”

光谱的两端，一边是完全相信国际学校教育，放下鸡娃执念，“躺平”的家长，另一边是做好准备来弯道超车，立志“卷”进藤校的家长。徐末身边就有朋友明确告诉他，“我在上海卷不过别人，来这里一定卷得赢。”徐末观察，无论是追求“躺平”还是追求“弯道超车”，这两种这种有明确“目标”的家庭心态都更舒服。而大多数家庭在中间徘徊的，在“卷”和“躺平”之间“仰卧起坐”。“年纪大的孩子着急英文，年纪小的孩子担心中文。家长的焦虑实际上来自于自己内心，而并不是环境。他们说小学三年级学习到11点太卷了，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但到这边却开始担心，没有作业哪能行？”徐末说。

回国后的第二个学期，小洁的先生给女儿报了晚托班，老师的监督比他们夫妻有效得多，女儿终于能在七点前写完作业。小洁答应女儿，只要她作业完成得早，就可以带着她出去玩。她带着女儿每周去游两次泳。在国内教练的陪伴下，她决心让女儿把游泳姿势都一一矫正。同时，小洁要求女儿的接送、家长会都必须是爸爸参与，父女的关系在渐渐恢复，小洁也从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教育，从来不是选定一所学校就能解决的。小洁记得有一次先生去开家长会，老师问到哪些孩子10点前睡觉，只有她先生一个人尴尬地举起了手。为了避免自己对孩子的学习过度焦虑，小洁还会避免接触太多家长。她认同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但至于将来是继续读下去还是转入国际学校，她决定等女儿长大些再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皆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