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又开始尽全力“拼爹”了

2010年，一句“我爸是李刚”，引起舆论哗然，也让“拼爹”一词火了起来。如今十多年过去，这种在各种社会竞争中仰赖家庭背景和父辈权势，而非个人能力的不公现象，在中国不减反增。

来自湖北武汉某三甲医院的护士张宇表示，不管以前还是现在，中国都是一个拼爹的社会。中共每天喊要公平公正，单是教育这一点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法律层面。

原湖北武汉某三甲医院护士张宇：“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搞体育的，他就说他的儿子不管成绩怎么样，他以后肯定可以让他儿子有一个985上。你只要在国内给他搞一个什么国家一级运动员、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证，你只要两三百分就可以上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这个证，也有人是靠实力得来的，也有人是靠家里的关系得来的。普通的孩子去每天挑灯夜读，都比不上他这么一弄。”

原湖南长沙某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周恒：“稍微好一点的单位全都是共产党他们一些官员，或者他们七大姑八大姨的裙带关系已经全部都占了。所谓的招聘的话，它最后都可能是那个萝卜招聘，你是陪太子跑步的，你排第一排第二，面试他就会想办法把你淘汰掉。”

周恒说，在一些县城或偏远的地级市，阶级固化现象也很严重，外人很难进入特权圈子。

周恒：“副县长和哪个局长，我的儿子和你的千金，互相通婚，你在烟草局，我在电力局，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助，然后避免外面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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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恒表示，自己有位发小，研究生毕业，原本在房地产公司，待遇优渥。这几年中国房地产崩塌，公司也倒闭了。因为家里没关系，他即便有着十年的工作经验，失业一年多了也找不着工作。

周恒：“又是三十多岁的大龄未婚青年，又是失业啃老，转行其它行业也不行，也拼不过别人，你就很惨了。”

现居美国的刘敖，家族成员大多在石油单位上班。他表示，多年前那些讨厌官僚主义、渴望凭借自己能力在外面闯出一番天地的石油子弟，现在都在争相回到体制内。

刘敖：“因为他们都失败了，想法也变了，可能他们在社会上之后，他们发现能到体制内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之后，还是选择了被父母安排回石油工作。”

刘敖说，因为在外头找不到工作，一些石油子弟只好在磕头机边上当着“红田工”，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没有正式编制，排队等待可以进入体制内。

刘敖：“身边更多的人还是在一个排队、在等的一个状态，毕竟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油田内部不是什么高官了。我们突然就开始羡慕那些就是没有上大学，甚至初中出来都没有上高中的，当时就可以安排回单位去上班，直接就是体制内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去苦哈哈的读大学，最后却得不到一份好的工作。”

中共特权横行下的无情现实，深深击痛着每一位身怀抱负却又无钱无势的年轻人。

2018年就读中国北方工业大学的刘敖说，大学室友中学习最好的，因为家里没有关系，只能回贵州老家找了份月薪三千的工作。而另一位北京室友，父母有关系，轻易的就把他安排到国企上班。

张宇：“我爸是李刚的新闻，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你有个好爸了不起啊？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爹？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爹，你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工作。这样传播下来的一个社会体系，它不就是一直烂到根了吗？那那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有能力，但他没有位子。反而还比不上那些有个好爹好妈，或者说陪领导睡一觉的。”

张宇形容，没有特权的国人，在中国就是一只很容易就被别人碾死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