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反腐败 到头来沦为彻头彻尾悲剧

千百度：有感于朱镕基的“棺材论”

8月12日，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在北京去世，引发全网关注。

朱镕基生前以雷厉风行的施政作风著称，对腐败更是恨之入骨。据《联合早报》报道，他1998年曾在一次反腐会议上说：“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言下之意，我不怕死，我用我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跟贪官拼到底。

1998年3月，刚当选总理的朱镕基还在记者会上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他确实在反腐败上下了一番大力气，做了一连串大动作。如查办高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强化审计署、推动审计公开，减少行政审批和政府部门的寻租空间，治理“三乱”和政府部门乱收费，加强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和政风建设，查处金融、证券市场中的违法犯罪等。

但结果呢？

到朱镕基任期结束时，腐败不但没有减轻，更没有被铲除，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换句话说，朱镕基的反腐败到头来沦为了一幕彻头彻尾的悲剧。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原因不在于朱镕基反腐败的决心不够大，也不在于他反腐败的力度不够大，而在于他没有清除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在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下，中共不但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所有权力和资源，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和监督，必然产生这样的腐败链条：权力集中—>权力拥有大量寻租资源—>权力缺乏独立监督—>腐败收益远高于腐败风险—>腐败不断再生产。

试想，当官员们知道权力可以决定资源配置，审批权可以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自己的升迁取决于领导的意志，新闻媒体不能独立调查政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于政治权力，官员财产不能充分公开，民众不能通过选举把腐败政府赶下台，监督机构本身又处于同一个权力体系之内时，他们可能不腐败吗？绝对不可能。即使朱镕基今天杀掉100个贪官，明天仍然会产生100个新的寻租者。

当然，朱镕基也不是没有制度改革意识，但他的改革充其量只局限于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没有触及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和政治权力的外部监督机制。

可以说朱镕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济改革派，而不是政治民主改革派。他相信把经济搞活—>建立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整顿官僚机构—>建立规则—>国家就会逐渐走向良性运行。因此他可以非常猛烈地改革国企、金融、财税、房地产、行政审批、政府机构、对外开放，但是到了谁来监督掌握这些权力的人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里，他就戛然止步了。

因此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悖论：朱镕基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量“去权力寻租化”的改革，但政治权力本身仍然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于是，旧的寻租空间减少了，新的寻租空间又产生。例如市场化以后，权力寻租并没有消失，而是从过去的计划指标、物资、价格、国企，逐渐转移到土地、金融、房地产、工程项目、企业产权、行政审批、资本市场……也就是说，腐败并没有因为市场化自动消失，而只是发生了形态转换。

所以说到底，朱镕基的反腐只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治”反腐，而不是现代制度意义上的“制度反腐”。他虽然敢“打老虎”，却没有建立一个能够持续“打老虎”的制度，他虽然敢杀贪官，却没有消灭产生贪官的权力寻租机制。

朱镕基的反腐悲剧最终证明了一点：一个廉洁而强势的政治人物能够在腐败体制中取得局部胜利，但他的廉洁和强势却不足以改变整个腐败体制。朱镕基真正需要准备的，并不是100口棺材，而是一套即使没有他，也能够让权力受到约束的制度。

这是朱镕基留给中国政治最值得深思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