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克林顿面前 如何言辞犀利

长平评论文章：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病逝，引发很多中国人的怀旧情绪。除了当时的改革氛围之外，他个人的语言风格也备受推崇，被认为言辞犀利，直言不讳。例如广为传播的“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这些怀念让我回想起当时江泽民、朱镕基和克林顿的几场记者会。现在差不多被人遗忘的这些记者会，在当时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跟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要么拿出“小本本”照本宣科，要么进行态度粗鲁的“战狼外交”不一样，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努力表现得遵守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规则，其所谓“犀利”和“坦诚”言辞，在今天的小粉红眼里，已经算是奴颜媚骨的崇洋媚外了。

《葛底斯堡演说》与“炉边谈话”

朱镕基去世之后，国际舆论的评论中，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技术官僚，对意识形态兴趣不大。事实上，他多次表达对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意见。

当时中共领导人不仅西装革履，而且聘请了外语辅导教师，以秀外语为骄傲。在访美记者会上，朱镕基也和江泽民一样，时不时蹦出简单的外语，而且说到“加州”这样进入中文日常语汇的词，都会用英文“California”来发美音。我猜想他不仅仅是想秀口语，更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美国人的尊重。

很多人都还记得，2000年江泽民接受美国知名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背诵了林肯于1863年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中的部分段落，以景仰之情肯定美国政府的原则“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其实，早在1986年，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座谈时，就曾当场用英文背诵这一段落。当时上海学运中，学生从该演说中选取“民有、民治、民享”等内容作为抗争口号。

1999年4月，朱镕基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身份首次访美图像来源: Tim Sloan/dpa/picture alliance

根据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报道，1999年4月8日，朱镕基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晚宴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报道写道，朱镕基说：“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我在那个时候可以背下来，现在背不下来了，但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还是背得出来。”

该报道还说，朱镕基在同一场讲话中，还提到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发表的“炉边谈话”。他说：“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高兴地读到了他著名的炉边谈话。”

"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是罗斯福总统在1933至1944年间，通过广播向全美国人民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统称。在他执政的12年间，共发表约30次这样的谈话。有评论指出，这些谈话的风格是：平等而亲切的姿态，坦诚面对困难，以及以解释代替命令。显然，朱镕基以此作为自己的从政楷模。

长平：更让人怀念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面对中国领导人，不仅不回避人权问题，而且必须要谈，中国领导人也必须要认真回应（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dpa/picture alliance

克林顿：中国在人权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

更让人怀念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面对中国领导人，不仅不回避人权问题，而且必须要谈，中国领导人也必须要认真回应。

朱镕基访美前夕，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敏感时刻：1999年3月26日，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提出一项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决议。

在4月8日的共同记者会上，克林顿在开场白中指出，尽管双方在诸多领域取得进展，但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他特别提到了两个具体关切：过去一年中国在人权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逮捕了那些基本上只是寻求表达其政治观点的人；以及在与达赖喇嘛开启对话方面"未能取得更多进展"。

他说，“我们在人权的含义与范围上存在分歧，因为我确信，更大的自由、辩论与开放，对于长久地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以及中国的经济都至关重要。”他希望"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在这些领域，变革的收益也将大于风险"。

朱镕基：改善中国人权“我比你们还着急得多”

朱镕基在回应克林顿的人权批评时，首先以标准官话进行了"主权高于人权"的辩护："坚决反对"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针对中国的决议草案，称其"不仅不公平，而且是干涉中国内政"。

其次，他援引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声称这一思想"比法国的卢梭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早得多"。

然后，他进而论证：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对人权有不同理解——对一个贫穷的人，比起"直接选举"，他可能更关心"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医疗权"。这就是中国官方"生存权优先于政治权利"的人权话语。

在这里，朱镕基表达了对于西方主导的人权观念的认同，其辩解话术是“我们还很落后，还需要时间”。他表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办法来改善人权，着急是不行的。说老实话，我比你们还着急得多，怎么改善中国的人权的状况。”

这些话术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要说美国人开始选举的时候经济也不怎么发达，甚至原始社会都存在直选。再说，中国当时的贫穷本身就来自中共的专制。

那些年中国总理记者会的“金句”

朱镕基：我们认真对待美国提交的“不同政见者名单”。

接下来，朱镕基的话让今天的小粉红感到陌生，甚至愤怒。他说：“我承认我们的人权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你们要考虑到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的枷锁，人民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法治队伍的教育程度和他们的判案的能力也是有限制的。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人权工作做得十分的完美，那是不现实的。”

然后，他表达了对于西方国家“干预内政”的接受：“所以我们很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有一个渠道来对话,我们不要对抗。”

怎么对话呢，朱镕基举例说：“你们访问美国的时候，都有人给我一个名单，让我要释放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对你们的意见，我们都是认真的对待，仔细的查考。如果这个人没有刑事犯罪的话，我们就把他释放了。”

他当然也不愿意放弃攻击美国人权状况的机会，但是态度极为谦卑，言辞极为委婉。他说：“这一次我来美国以前，有很多美国的朋友有寄给了我很多材料，指出美国的人权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要我把这个信件递交给克林顿总统，我没有带来。我不想交给他，因为你们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嘛。”

克林顿也落得大方回应说：“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外来的帮助解决问题。”

批评者认为，朱镕基直到躺进自己的那口棺材，也没有为中国贪官准备好“99口棺材”。意思是，他并没有真正从制度上推动阻止腐败。他和江泽民一样，用“崇洋媚外”的话术欺骗了国际社会，让落后的中国人权躲过了本来该有的更多监督和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