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朱镕基，中国现代经济体制的构造者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辞世，在海内外引起了舆论狂潮，誉之贬之，了解中国那段改革史与不了解改革史的人都出来说上几句。作为一位完整地经历了江朱时代改革历程并曾重点解剖这段历史的中国知识人，我觉得写下自己的看法，也是一种责任。因为这位曾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人物，尽管人们更多地注意他的特立独行（敢讲真话、勇于任事），但却是名至实归的中国现代经济制度的构造者。

官方定调与民间差别不大

官方讣告重点突出了朱镕基在副总理和总理任内，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执行者的关键角色，并列举了他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三大核心贡献：一、宏观调控：肯定他有效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软著陆”；并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成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二、体制搭建：主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改组国有企业、推进住房货币化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三、高度评价他主持并完成了中国加入WTO的艰苦谈判，极大地拓展了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这些极为艰难的改革转型，用文字表达自然是波澜不惊，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却深知每一步有多艰难。朱镕基搭建体制的过程，其实就是破除几亿城市人口依附其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迫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让一些眼光敏锐的能人抓住机会致富，但也让不少人利益受损。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下岗潮，百谤集身，到现在还成为一些人评判朱镕基功过的唯一座标。

朱镕基搭建的这个体制的核心点是：国家掌握一切资源的分配大权，保持中共政府对经济的掌控。政府既是规则制订者，也是下场参赛者，更是裁判者。这一特点必将导致权贵私有化过程。我那本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现代化的陷阱》（港台版名《中国的陷阱》），主要分析朱镕基搭建的这个体制必然产生的制度性腐败，将使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深陷泥沼。这本书出版后，在当时的最高决策层群中，引发了极其复杂、充满张力甚至自相矛盾的动态情感，有人认为这本书“充分揭示了改革的艰难性与曲折性”，更有人认为是对改革合法性的解构。在政治气候变化后，这种复杂情感最后演变成对本人的体制性驱逐，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发展历程中，我这本书的分析全部得到验证。我个人遭遇如此，但因为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十分了解中国改革之难，我对朱镕基抱持的敬意并未改变。

胡温的“黄金十年”，就是在朱镕基奠定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实现的。（法新社）

狙击索罗斯之后开启的金融系统改革

讣文中赞扬朱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并非谀墓之辞，这是京圈与中国关心时政者的共识。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例，中国逃过一劫，很大程度上依赖朱镕基冒著极大个人政治风险所做的决策。更难得的是，朱镕基亲身经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之后，毅然开启了中国的金融改革。

1997年7月2日，在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Group of Funds）等国际资本的疯狂抛售下，泰国耗尽外汇储备，被迫宣布实行对美元的浮动汇率，泰铢应声而崩，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及韩国，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攻陷东南亚后，索罗斯将矛头对准香港，采取汇市、股市和期市联动做空的“双向大玩家”策略。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史上只有寥寥数语：1998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坚盾下，打破不干预市场的常规，动用数百亿港元入市托盘，强行拉高恒生指数，最终让索罗斯等国际空头在高位无法平仓，铩羽而归。

但真实情况远比讣文中“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成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20个字要沉重得多。索罗斯进攻香港之时，朱镕基领导的国务院在此期间经历了极其艰难甚至痛苦的沙盘推演，评估“如果把中国仅有的1300多亿外汇储备全部压上，到底能不能稳住香港，会不会把内地也拖垮？” 1997年那1399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几十年攒下的全部家底，当时这个决定等于动用外汇储备这一国家家底进行一场国运豪赌，因为其时量子基金等国际炒家撬动的杠杆资金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无限额支持香港”，国际炒家转头力攻人民币，中国如果顶不住，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将彻底崩溃。当时周边国家都在通过货币贬值来保护出口，最让朱镕基头疼的不是给香港多少钱，而是人民币要不要跟风贬值。如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内地的出口和实体经济会遭受重创；如果人民币贬值，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会瞬间垮台。大难当头，时间仓促，朱镕基必须迅速在内地经济承受力与香港繁荣稳定之间做极其艰难的权衡。

当时还有一个如今的小年轻（二、三十岁族群）根本不会想到的难处，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财政和金融独立，内地外汇储备和香港外汇基金互不干涉。如果直接动用中央外汇进入香港股市、汇市，在政治上和国际法律上面临巨大的争议。国务院必须研究出一套“既能提供无限资金后盾，又符合一国两制框架”的秘密协同方案，不给国际社会口实，其间分寸如何拿捏，万钧压力全在总理一人肩头。我曾听当时参加国务院那场长达十多小时的会议之人讲过会议场景，描述之生动让我这个不在场的人也为之动容。

朱镕基最终拍板的决定震惊世界：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中国内地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同时，中央政府将作为香港的终极后盾，不惜一切代价，用全部国家信用和外汇储备与国际炒家决战。即使到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也不得不佩服这位总理当时的明断果决。

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截，充分说明朱镕基胜而不骄的“宰相胸怀”。2001年9月17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索罗斯，两位曾在金融战场上隔空交战的对手坐在一起，就中国金融改革、危机防范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坦诚且富有智慧的对话。在这次会面中，朱镕基不是以胜利者姿态面对这位国际金融大鳄，而是认真与他探讨中国为何能逃过金融危机？索罗斯当面坦言，中国能逃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当时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将面临难以想像的巨大风险。朱镕基也坦承了中国体制的内部隐患，并就中国股市如何避免沦为“赌博场”向索罗斯请教，得到的建议是让独立的机构投资者入市。这场会面被经济学界传为佳话，因为朱镕基展现了极高的务实精神和政治雅量，不计前嫌向曾经的对手谘询市场免疫的良方；而索罗斯作为投机大师，也从市场前沿视角为中国开出了“先修内功、慢开大门”的务实药方。

经此一战，朱镕基切身感受到了金融风暴摧枯拉朽的破坏力，意识到中国当时靠资本管制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逃过一劫纯属侥幸，因金融体系内部早已“内伤严重”——国有四大行的不良贷款（坏账）比例高得惊人。为了防止东南亚银行倒闭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朱镕基借危机之势，以极大的魄力在1999年建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完成了中国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不良资产剥离。这一借境外金融风暴之危，成境内金融体制改革之机，非大智大勇之人不可能做到。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当时加速建立四大AMC并对1.4万亿坏账的果断剥离，中国随后的入世和长达20馀年的经济发展，将没有最坚实的金融基础。

一个处在和西方政治体制对立下的领导者，加上地缘政治务实考虑，朱镕基当时的决策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法新社）

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重组，于中国是功不是过

目前对朱镕基争议最大的就是国企改革让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1999年开始剥离银行不良资产，是与极为惨烈的国企三年脱困同时推进的，引发了大规模下岗潮。人们多忘记了一点：各地国有企业的零星改制远早于1999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专列一章谈从199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揭露了中国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公共权力如何与资本合谋，将全民财富（国有资产）合法或半合法地转化为个人私产的黑箱过程。作为研究者，我深知高投入低产出（甚至负产出）的国企模式已难以为继，1.4万亿银行坏帐就是占国企三分之二的僵尸企业造成；国企工人也不可能继续维持毛时代的领导阶级地位，无论从知识、眼光还是能力来说，这个阶层从整体上都完全不配做改革时代的领导阶级。我在书中列举的国企改制中几种化公为私模式，随后在1998-2000年“国企三年脱困”的改革中得到了完全吻合的验证，因此被视为中国国企改制走向的警示性预言。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重要的研究者，我认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体制造成的难题，并非作为总理的人能够解决。在1990年代末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最痛苦、但也最具决定性的经济体制重组，虽然这场改革伴随著巨大的社会代价和资产流失争议，但从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度来看，它彻底重塑了中国经济的细胞——企业，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核心方面：1、推动国企破产、兼并和改制，坚决切断了国家财政对僵尸国企的无限兜底，这一举措配合随后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拯救了濒临技术性破产的国有银行。2. 重塑经济格局。“抓大”为核心的国企重组，建立了在能源、电信、金融、航空、国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中占据垄断或主导地位的“央企国家队”（垄断寡头），直接成为后来中国开展高铁建设、西气东输、特高压电网等全球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抓手。3、通过放开中小型国企，大量一般性竞争领域（如轻工业、外贸、零售等）的生态位被腾了出来，直接启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爆发式增长，使中国迅速成长为承接全球供应链的“世界工厂”。

创业难，改革开放实乃中共二次创业。在第二次创业中，朱镕基是名至实归的中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奠基者，他以雷厉风行的“硬著陆”方式，终结了中国计划经济的残馀，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惊险跃迁，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制度凭借，胡温的“黄金十年”，就是在朱镕基奠定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实现的。

如今，这场改革的胎里病有的已经克服或消失，例如国企工人下岗的馀痛已经翻篇，资本外逃已经被“猎狐行动”重创并在今年的21号公告之后制度性终结。但国家掌控资源的分配大权这点（必须说明，这并非朱镕基能够改变的），必将使中国在今后继续遭受腐败的折磨。传说中他对加入WTO所做的指示——“可以妥协，先谈下来。签订协定之后，我们如何做，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成为中国对待WTO的基本态度，也是造成WTO现状的由来之一。但是，如果理解一位身处与西方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体制下的领导者的处境，以及地缘政治的务实考虑，就会理解朱镕基在那一时代背景下的决策及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世间再无张居正”，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有幸再拥有这样一位明大势、顾大局、善决断、勇于任事的总理。作为一位与他未曾谋面但因《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引起他复杂关注的中国知识份子，谨以此文向这位时代伟人致敬。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