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遏制腐败的关键在经济不在政治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中国当前权力腐败、权钱勾结既普遍，又顽固，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认为治理腐败的出路在政治体制改革，即建立民主监督的政治机制。但是，证诸亚非拉诸多不发达民主国家普遍腐败的现实、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治理腐败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有效遏制腐败的关键不在政治而在经济，即在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市场化水平，包括私有化进程。






中国之所以出现大面积、高频率的权钱交易，既有“市场条件下快速工业化必然伴生大
量权钱交易”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也有中国经济存在大量国有成份、正在经历“渐进
私有化”过程这一特殊原因。正因为两大原因叠加，中国的权力腐败才表现突出、难于
根治。在上述两大原因中，后一原因即国有经济及其私有化过程的作用可能更突出。由
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方略，私有化项目不是全面推出、集中竞价，而是“条件成熟一批
解决一批”，这就给管理国有资产的“内部人”及相关权力方创造了从容寻租的机会。
对于名义上的所有者来说，国有企业是信息黑洞，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内部人”拥
有巨大优势，既可据此与企业外部交换利益，也可以此左右私有化的进程和结果，并从
中牟利；由于“[内部人]凭借不对称信息寻租获利”这一现象至少在“圈子”内已是众
所周知、由于他们必须同时收买相关权力，掌握相关权力的部门和个人也因此获得介入
寻租的机会。

“内部人”不但对其他经营者或投资者而言拥有信息不对称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
公众拥有这种优势。其他经营者或投资者只需买通“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就能以极低
价格交换国有资源或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发布虚假信息欺骗公众这个名义上的真
正主人。因此，权钱交易实质是代理人与买主联手，利用信息不对称之便利，共同欺骗
所有者，侵害其权益的游戏。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潜规则新模式，也是当前
中国权力腐败的主要形式。腐败之泛滥，于斯为甚。

如果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转型不是采取“渐进”方略，而是全面集中推出、在全社会关注
下以“市场方式”进行，是否就能避免腐败发生？理论上有此可能，但俄罗斯等国经验
表明，在实践上很难做到；更大可能不是避免了腐败发生，而是使大量权钱交易在短时
间内集中爆发--中国不同于俄罗斯，远没有俄罗斯那么好的生态基座；俄罗斯经历过的
巨幅震荡，不是中国这种结构脆弱的社会能够承受的，这或许是中国执政集团坚持“渐
进”道路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全面私有化也无法避免腐败丛生？因为信息不对称仍然存在，同样要发生作用，
同样要被“内部人”及相关权力利用。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及中国一些国企的“股
份化”实践证明，即使没有投资方介入，“内部人”及相关权力也有办法无偿或廉价将
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在对“私有化”的操纵方面，“空手道”之类的技艺已被某些人锤
炼到炉火纯青高度。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国有经济仍占据相当比重的条件下，权钱交易只能抑制，难
以根除。由于私有化改革在中国愈行愈快，权钱交易也随之愈演愈烈，这是中国腐败在
现阶段难以治理的关键。但是，另一方面，只要私有化过程基本完成，权钱交易也就丧
失了最肥沃土壤，对腐败的治理将易于凑效，甚至可以说腐败被逐渐遏制将是一种必
然。

权钱交易的猖獗，是权钱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只一方有意，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权
力一方不愿意，高风亮节，交易无论如何也操作不了；如果资本一方不愿意，权力强行
为之，那就不再是交易而成了单向敲诈勒索。官府依仗“合法伤害权”敲诈勒索古已有
之，但在现代工商社会，它不可能严重泛滥，否则将损及基本的政治稳定，危及政权本
身持续。

权钱交易的蜜月期将随私有化过程的终结而终结，因为此后交易的一方--资本的态度将
发生根本改变。在私有化已完成的市场条件下，资本当然还可照样通过收买权力获利，
但有两个因素决定了这种行为难以普遍。一是随着国企这一信息黑洞的消失，信息不对
称条件将不复存在，权钱交易再难利用信息屏蔽；二是市场竞争机制与权钱交易的不相
容。

所谓权钱交易，一定是权力一方利用公共资源赋予资本一方某种不公平的“超经济利益
”，以此换取权力租金。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屏蔽不复存在，这种交易的不公正性难以掩
人耳目；由于市场条件下普遍存在激烈竞争，资本总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当权力一方以
不公正方式赋予某一资本方“超经济利益”时，实质上就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
益。由于这种不公正性难以掩盖，被损害的竞争对手有正当理由要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
益，反对这种不公正。于是权力在与某个资本勾结的同时，就得罪了其他多个资本，这
种现象的普遍化，将严重损害“精英联盟”这一政权基础，导致官商这两个当代最强大
阶层的直接对立。此时，资本从自我利益出发，虽然个别人仍免不了结交权力，但作为
一个整体，为维护共同利益，他们将由腐败的同盟军摇身一变成为反腐败最强大的生力
军。他们首先会要求政府廉洁自律，继则会希望自己无须依赖政府自律也能拥有独立的
自我保护能力，于是会支持类似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

在现代工商社会，经济是立国之本；在市场条件下，资本是整合一切经济资源的主导力
量。因此，工商阶级必然成为现代市场社会最强大的阶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中
国社会由“官本位”向“商本位”转变。当资本也对“反腐败”形成迫切需要时，不但
权钱交易将逐渐式微，全面治理腐败的客观条件也将成熟；此时“反腐败”，将由原来
的“事倍功半”变成“事半功倍”。

在此之前，现阶段也可通过体制内的调整强化当前治理腐败的效果。腐败之顽劣难治，
技术上的原因是腐败者拥有一整套消解“反腐”攻势的有效手段。具体说一是以“集体
名义”进行利益运作，将个人利益掩盖在单位集体决策之下；纵然被发现，也可以集体
名义逃避个人惩罚。二是构筑“腐败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既可逃避事前监督，又
可逃脱事后追究。

要真正有效治理腐败，必须针对性地破解腐败者的这两大手段。一是建立严格的单位领
导人问责制，把所谓“集体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对称，使腐败者
无法借“集体”名义金蝉脱壳；二是以公共舆论撕开“腐败利益共同体”这张韧性十足
的大网。公共舆论是在现有体制条件下体制外社会力量介入反腐的可行方式，它不可能
被“腐败利益共同体”彻底腐蚀，总有一些媒体会依托“反腐”大旗树立品牌、赢得市
场，关键是首先必须获得政治环境的许可。如果政府能够加大主动利用公共舆论抑制腐
败的力度，各种不可能被腐败力量扭曲的信息就会在公共舆论上汇集，“腐败利益共同
体”的大网就难以为腐败者提供掩体，腐败就可能由原来的如鱼得水变成今后的寸步难
行。

以“官员问责”钉住“集体名义”，以“公共舆论”撕开“腐败利益共同体”，这是对
症下药的腐败治理方式。更进一步，如果执政者能够依据媒体披露的典型案例中揭示的
信息来修正、完善官员问责制，那么“官员问责”就会与“公共舆论”结合成良性循环
，使“集体名义”加“腐败利益共同体”的腐败自循环难以为继，反腐败会越来越进入
程序性轨道，腐败的自行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治理腐败的效果也可能真正趋于良性。

当然，对腐败的根本治理仍然有赖于上述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但私有化转型的完成、
工商阶级对权钱交易态度的变化，都是一个渐进过程，其间未必出现明显的时间分界
点。这一过程其实现在已在展开，权力腐败对一些工商业者来说，已经只是赤裸裸的敲
诈勒索而非交易。从整体看，工商阶层对权钱交易的态度已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
多的工商业者开始大声反对权力对经济运作的不公正介入。最近，针对部分地方政府对
电动自行车的不公正禁令，以浙江民营企业家倪捷的《公民意见书》为代表，工商界发
出了“不能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强烈维权呼声，这或许标志着历史又将掀开新的一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