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第四只眼看《冰点》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中青报《冰点》栏目由关闭到换人，牵动了全球目光，被外界视为中国政府收缩言论的
标志性事件。对事件本身，官方已表明态度，思想界左右两翼却仍在争论不休。

《冰点》事件本来不过是政府处理“违规”媒体的简单案例，在某种特殊情势下，它却
成为左右思想角力的重要战场。相较而言，探讨事件背后的纵深（此事何以发生？因何
形成左右争论？），或许更有意义。从卢跃刚、李方到李大同，近年来中青报“出事”
不断。政府自己的喉舌尚且如此，其他如南都、新京报等媒体的频频“触线”，更不出
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按照主观主义者例如哈耶克的观点，历史由人的行为推动，而人的行为由其观念支配，
说到底，观念左右历史，左右现实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多媒体事件的背后，体现
的是观念的冲突，或者说是观念对于体制现状的反抗。李大同、卢跃刚从价值观念出发
，其不向强权低头之风范令人敬佩，其遭遇令人同情。但《冰点》刊登袁伟时观点偏激
的文章却不安排争论，李大同对反驳文章声称“眼泪都要笑出来”，这表明《冰点》的
主持者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大多数流行媒体一样，《冰点》并非是持中公允的
言论平台，而只是特定价值观念的载体。这既是由其具体操作者决定的，也是由市场决
定的。媒体是观念的载体，发生在流行媒体的“出轨”事件，大都偏向于特定的价值方
向，这体现了中国媒体、尤其是流行媒体已经主要被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所实
际把执。进而也可以认为，自由主义已经塑造了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的思想观念，自由主义观念不但左右着媒体人，而且左右了媒体的受众，从而左右了市
场。在政府与市场共同左右媒体人的饭碗、自由主义左右媒体人及受众的观念的格局下
，官方与媒体的冲突不断。政府虽然强势，却无力从根本上摧毁市场与观念的同盟，只
能根据情况的具体变化划设一条条“底线”。

此轮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盛况始于1980年代，其因复杂。既有民众对文革及此前极左路线
的反感与反思，也有人们在国门渐开后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与向往，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
于：由于自由化取向的改革在其初期大见成效，使大多数人受益，从而使许多人相信，
此一方向是民富国强的人间正道，代表了此一方向的自由主义理论因而成为真正“掌握
了群众”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媒体利益的市场化，流行媒体的价值尺度不能不迎合受
众而向右倾斜，自由主义开始掌控媒体话语。

这一局面由1980年代一直绵延至今，逐渐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也影
响了他们的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当政治自由化被政府强力钳制后
，中国社会在经济市场化的方向上单兵独进，越走越远。此前，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未
遇到足以动摇其根本的挑战。不但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溃不成军，民间自1990年代兴起
的新左派及其后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也未能对自由派构成有力制衡。但进入21世纪后，
思想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改革负面效应的积累、显露，尤其是承担改革成本的
人群的扩大，痛苦的袒露，改革道路以及支撑它的理论资源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在近
年来关于国企改制、反思改革等重大系列争论中，自由主义阵营节节后退，防线不断收
缩。在这些争论尤其是反思改革的争论中，关于具体政策的争论似乎已退居其次，真正
居于重心的是对话语权的关注。新左派欲借反思之机重估改革，自由派拒绝这种重估，
认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容置疑，只需进行微调。在对某些具体调整（例如以二次分配增
进公平）分歧不大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这场争论，其实质在于对话语权、观念主导权的争
夺，这也就是刘国光所挑明的教育阵线、舆论阵线的领导权问题。这不仅关乎不同观念
对未来道路选择的引领，也关乎不同阵营内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由于社会责任与个人
利益在此处高度合一，因此话语权历来是思想争论的焦点，是一切争论最终都要绕过来
的落脚点。

如此即不难理解为什么《冰点》会成为左右争论的话题。袁伟时的文章不但颠覆了官方
话语，其强烈的价值先导也颠覆了新左派的历史观，体现了自由派的极端意识。尤其《
冰点》更高度排斥不同观点，这虽然只是多年来自由派独家把持民间言论的“改革传统
”，但在此话语权争夺激烈、新左派转弱为强之际，却分外令人难以容忍。

配合着汹涌民意，思想界左强右弱的变化正方兴未艾。它究竟会演变出一种怎样的思想
格局，最终是否会颠覆自由派的主流地位，至今还难以遽断，但自由派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已无疑义。由此亦可见，思想格局的变化服从于现实世界的变化。人们的观念固
然能决定其行为，但观念本身也在被决定着。人的主观观念由他对客观世界的感受与记
忆决定，所以社会思潮往往呈现出有趣的代际变化特征：随着原来主导思想格局，有着
共同经历、记忆的一代人的老去，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将发生更迭。对1949年以前的经
历有着深刻感受与鲜明记忆的工农群众，不易置疑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这是当年极左路
线很少遇到阻力的重要原因；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人，也不会对改革道路轻启疑问；只
有新生的一代全无包袱，他们可以从理想出发怀疑一切，他们代表了最直接的现实感受
，但他们也存在过于理想化的思想局限性。

社会思潮的代际性更迭与人类历史的螺旋状演进结伴而行，历史不会固定在一个方向，
思想之争也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提醒人们要远离某些特殊地点，
却没有终结人类在不同方向上探索的脚步。抽象说，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真理，现实的
不同侧面适用于不同理论，不同理论有其不同的适应性。每种思想理论都有其立足之处
，在此点上它是有力的，离此越远，其解释力越薄弱，所以思想不能越界。另一方面，
将立足点在别处的思想观点强行拉到自己的立足点上进行评判，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
结果，但这却是思想争论、尤其是现下的左右之争的常态。

官方的困境在于：由于手中不执有足以与各种观念相交锋抗衡的思想武器，因此它没有
能力参入到这场思想观念的战争中去，更无法影响其结局；只能以思想以外的行政手段
在界外进行“点射”，以简单粗暴方式处理“有害信息”。这种做法不仅会加剧权力与
思想的对立、走不出冲突不断的恶性循环；而且在信息社会，思想从根本而言是压制不
住的，压制愈力，反弹愈盛。自古“疏胜于堵”，对待观念冲突只能运用观念的武器。
但在现行学术体制下，官方已丧失打磨观念武器的能力，体制内学术不但暮气重重，而
且只是尸居余气，无法面对鲜活的现实生活。近年来官方所倾大力打造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不旋踵即成为体制内学阀们争食的盛宴，其沦为“豆腐渣工程
”的前景已不问可知。

既然官方本身没有制造观念武器的能力，它就应该充分利用民间的思想资源，在现有的
思想格局中有意识地抑强扶弱，阻止一强独大，尽力形成多元制衡的均衡格局。这种相
互制衡的格局，不但有利于官方从外部施加影响、调节制衡，有利于化解官方与民间、
权力与思想的紧张，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局面，而且多元碰撞而不是一花独放本身就有
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让民间理性的成长发育拥有一个可以多向选择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冰点》的争论以及最近思想界的对峙，都是官方乐于看到的。
当下自由派、新左派在民间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也为重构21世纪新的思想格局，重塑官
方与民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一种体制内“不争论”、体制外多元制衡的思想局面，虽
然仍不尽如人意，但或许已是当前形势下的“最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