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海来稿：谨防李光耀骗子

李光耀的中国之行，再一次吹嘘自已如何努力学习中文。其实，李光耀应该更全面地介绍一下自已一家学习语言的经历，以传教中国年轻人嘛。1942年，日本攻占新加坡。李光耀以为这个新加坡从此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于是就开始埋头学习日文。没想到日本人只占了三年就垮台了，李光耀这日文算是白学了。60年代，当长子李显龙读高中时，李光耀以为苏联前程似锦，偷偷要求儿子学习俄语。结果前苏联垮台了，李显龙自已也承认，这又是白费时间。80年代初，当中共开始改革开放时，李光耀强迫大批华校关门，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学。结果十几年后，发现中国经济崛起了，新加坡人的华文又太差了，争不过香港人，台湾人。

                                                                            －－张振海

2006年5月7日凌晨2:30，新加坡大选结果揭晓，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取得66.6％的得率率，赢得了国会总共84个议席中的82席。李显龙主持了选后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时间关系，李显龙说只能给了一个外国记者提问的机会，然后不知是有意无意，点了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的问题大意是：人民行动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与上一次同样辉煌的成绩，请问你们是如何取得这个好成绩的？

这个问题实在是马屁味十足，却问得牛头不对马角。李显龙也不免一愣，然后解释说这次大选的得票率比上一届2001年的大选下降了8,9个百分点。虽然差距很大，因为上次大选是在911之后，人民需要一个强势政府领导反恐，这次得票率大幅下降是在预料之中，只是与1997年的得票率相比，还是满意的。

其实这一次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实在是差强人意，尤其是李显龙自已的选区，6个反对党候选人全是新出头的小人物，其中5个年龄是30岁以下的小青年。行动党秘书长在选前信心满满地说李显龙总理的团队可以拿到80％以上得票，对方甚至可能损失按拒金（低于12.5％得票的一方，参选的押金将被没收）。结果这几个小青年居然取得34%多的选票，李显龙以总理之尊，得票率居然低于人民行动党的平均得票。

如果新华社派驻的专职记者，都对新加坡大选行情如此外行，那么，广大中国人对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现状，就更加摸不着边了。本文就是要让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新加坡政治生态：

2006年5月6日，这一天是新加坡大坡大选的日子，清晨7点多，新加坡东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好奇地打开环境局的天气预报网站，发现雷雨区恰巧与东部选举竞争区近似吻合，莫非冥冥中竟有天意？再点开一个新加坡本地时事论坛，看到一位新加坡网民也对雷雨有感而发，即兴贴上一首英文小诗：

The sky is overcast and grey 　阴云布长空
Elections are on today 选举在今日
Heaven is sad 上天亦悲哀
The prognosis is bad 前景令人忧

For the poor the weak the oppressed 穷人弱者，被压迫者

So why not send a note 　何不发出你的声音
Together with your vote 　通过你手中的选票
The money that was given 　选前政府分红的钞票
Cannot buy you from heaven 　不该收卖你来背弃上天

You're one with the poor the weak the oppressed 请为穷人弱者被压迫者仗义
You're one with heaven 请为上天直言！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新加坡是一个美好的花园城市，他们无法理解，这样一首悲伤绝望的小诗，如何会出自一位新加坡人的之口，并即刻引发了一大群新加坡网友的共鸣。

只有生活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到这个自称是世界一流政府领导的一流城市背后的黑暗与无奈：

独裁统治者对掌控一支庞大军队有着变态的喜好，每年40多亿新元的军费开支，以400多万的人口平均，不论男女老少，人均1000多新元！全国所有男性都要服役两年，就是退役后进入私人企业工作，每年仍要离职到军营服役一个月，一直持续13年！当兵成了许多新加坡男性一生中最长的职业，这世界上也许只有以色列男性生活在同样军事命运中，可是以色列是处在什么样的立国环境中？他们的军队半个世纪来打了多少场举世关注的胜战？新加坡庞大的现役与预备役军队，半个世纪来，不论是胜仗败仗，可曾打过一次？须知在东南亚最富的小国不是新加坡，而是文莱，那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小君主国，地下海底埋几百亿美元的石油，攻打文莱这样一个有丰富天然资源，人口稀少的小国，即轻松又实惠。而在新加坡，如果有二发炮弹落下，立即就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废城，新币成为废纸，地下资源一无所有，就连饮水都要进口，侵略者还有义务承担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在当今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除了傻瓜，根本没有人会蠢到侵略它，只要李光耀在国际上闭紧大嘴，不再对菲律宾马克斯这样的独裁者惺惺相惜，发出政治避难的邀请，新加坡就绝对完全了。

在这个自称教育水平世界一流的国家，小学教育，居然还是半日制，另外半日，父母自行负责，仅这一点，就让很多从中国来求学的父母跌破眼镜！

新加坡生活水平最低的20％家庭，月收入只有800新元（4000人民币），这样的家庭全收入，就是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生活都有点困难，何况是在新加坡这种在世界上排名前列的高消费水平的城市？新加坡是一个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社会，一小撮极高薪的收入者将人均国内产值拔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全国年均28000美元以上，但是绝大多数工薪者的收入远远低于此线，月工资的中位数大均只在1500-1800美元左右。如果考虑到一个家庭有老有少，不可能全部就业，普通居民的人均收入，与政府的统计差距，就可想而知了。而政府部长的年薪却达到百万之巨，李显龙总理的年工资，相当于美国总统，澳州首相，英国首相三人的总和。

新加坡人没有任何政府性质的失业补助，医疗保险，退休保险，所有这些福利，完全都是靠强制性的个人公积金储蓄，对于低收入者，没有工作，或者只能找些兼职的临时工，也就没有什么公积金了，到了老年，只能过得凄凄惨惨。

在新加坡的大多数居民区，巴刹熟食中心大都是破败脏乱，其卫生状况，与遍布中国的大量中低档饭店绝无两样，就是这样，卫生部长许文远在本次选举中，仍然得到执政党议员中的最高选票，因为在卫生部长的三巴旺集选区，民主党几位候选人指责政府腐败，选举前几天，又一次被李光耀，李显龙以诽谤罪名起诉，面临家庭破产的威胁。

这个卫生部长还有很多让人非议的行为，比如大力鼓吹提高居民应缴的每月医疗保费，以至政府管理的医保收费，一度居然超过了企业经营的NTUC Income的保险费，去年索性将政府的医保全部移给两家企业经营。这个卫生部长还鼓吹要在印尼等地购买地块，兴建老人区，将新加坡无人照顾的老人全迁到外国去。如此一来，新加坡的世界一流的城市形象自然得到维护。在NKF（肾脏基金会）的丑闻中，卫生部多年一直扮演NKF的支持角色，对民间广为散布的贪污腐败事件不闻不问。及至东窗事发，还是NKF的执行长自行辞职，卫生部作为主管部门没有采取主动行为。

象许文远这样的部长，能够取得这次大选的最高得票率，实在是对新加坡议会民主制度的莫大讽剌！让我来分析一下执政的李光耀人民行动党取得选举胜利的主要原因：

1: 对媒体的绝对控制。新加坡只有两大媒体集团，报业控股，新传媒，一家以报纸为主，一家以电视广播为主。两家都由政府100％控制，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想方设法避免两家媒体之间的业务竞争，同时由大批秘密警察直接进入媒体工作，同步审查新闻稿件，从这种控制程度看，新加坡的媒体控制程序甚至超过了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在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在170多个国家中，新加坡名列140。

　在竞选期间，媒体上虽然也有反对党的观点与图片，但是观点往往只摘一个片断词句，给人以反对党偏激之感，图片，录像，也常常选择发言人翻眼皮思考时奇怪表情，讲话中偶尔出现结巴停顿之处，明显地起到了丑化的作用。所以一些有选战经验的反对党领袖。如刘程强，只能尽量回避媒体采访，以免被其故意丑化。

随着网上媒体的兴起，让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非常恐惧，在选举提名日前，特别宣布反对党使用网上播客，网上新闻等方式进行竞争是非法的。这种公开用政策压制互联网的某几项新技术，也是全世界独此一家的笑话。

新加坡的反对党主要靠选举前几天的群众大会传播自已的政治理念。反对党的群众大会是激动人心的，特别是工人党的大会，每一场都有好几万的热情听众，人数最多时高达10万人以上，即使天降大雨，几万听众依然雷打不动，站在泥泞的草地上欢呼鼓掌。

对比执政党的群众大会，尽管执政党费尽心机，每到雨天就在草地上铺上木板，午餐时段在金融中心区这样的黄金地段组织集会等等。但以笔者的个人观察，从未见到执政党的集会有超过1000人的听众，与反对党的人气相差百倍以上。

但是群众大会实在不是一种有效的现代政治宣传工具。笔者参加过两次反对党的群众大会，准时到场，会场已经人山人海，只能挤在外围，根本听不清台上说些什么。而且在短时内，演讲者要分别使用英文，华文，马来文，泰米尔语向不同民族的听众解说，从时间上，也远远不够反对党完整充分地表达其政纲思想。
　
政府媒体对群众大会只是作只言片语的报道，甚至故意撒谎，将几万人的大会说成几千人的大会。没有现代媒体的深入报道，群众大会只是流于形式的一种老式政治动员，对执政党的票箱影响不大。也正因此，执政党可以允许反对党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总而言之，媒体的控制，是执政党最强有力的武器。

2: 充足的政党财力

在竞争期间，笔者从未收到任何反对党的宣传资料，却收到两次执行党的宣传村料，一次在商场，一次在家里。执政党有充分的财力印刷宣传手册，然后雇一批人，逐家逐户地递送。而反对党只是候选人亲自一家一家地访谈，这样访谈的效率非常低，覆盖面很小。希望下一届大选时，反对党能够量力而行，在一些重点选区也使用手册分发方式，进行地毯式的密集覆盖，不要采用街头零星发放的方式。

3: 组屋翻新与分红。

1991年，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有61％，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于是在97年选举中，执政党赤裸裸地将选票与组屋翻新挂钩，公开宣布投票支持反对党的选区，将得不到政府的社区与组屋翻新支持，沦落为贫民区。由于这种翻新，意味着每一个家庭的房产会升值数千元到数万元，对绝大多数选民是有强大的现实压力的。

另外，在选举前几天，政府宣布大规模的财政盈余分红计划，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分到800-4000元。通过这些手段，等于是利用政府的公款，为政党的利益服务，变相的勒索，贿选。

4: 选区制度。

从80年代采用用集选区制度，使得反对党面对大选区竞争，人才不足，难于抗争。另外政府每一次选举后都变化选区分割，比如97年静山区执政党险胜反对党，到了2001年，就将这个选区分割成小选区了。而选区划分常常只是在选前几周，使得反对党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争取选民的工作。
不过我个人觉得，单选区集选区划分，只要选区稳定了，对反对党未来成长没有太大有负面影响。单选区使得反对党精英多年来只能固守老选区，无法分身进入新选区。而一旦反对党进入一个集选区，就会有多位新议员入选，然后这些在职反对党议员在下一届选举中可以分攻其他各区，迅速扩大影响。

5: 流言与恐惧

很难想像，在新加坡这样一个自称为世界一流的现代信息社会，各种耳口相传的流言，可以在短时间内不胫而走，引起成千上万的人到某处大楼排队。这正是新加坡政府控制媒体长期歪曲事实，失去公信力的一个绝佳写照。

但是另一方面，流言是与高压政治相伴而来的，在诽谤罪的恐惧压力下，不利于政府的流言很难传开，而不利于反对党的流言却可以放心传播，比如选票上有系列号，是被监控的，如果不投票给执行党，就会被变相惩罚云云，这类传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反对党人士大多数面临巨大的心理与家庭压力。这次选举，仍有的民主联盟的一位提名人在提名当日含泪放弃，因为家人的恐惧压力太大。

6：利用法律整肃异已

当然，人民的恐惧不是没有来由的。长期以来，执政党就擅长于采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式来整肃反对党。几乎每一次大选，都有一两个反对党人士因为人品问题丢了工作，因为诽谤等罪名被罚得倾家荡产，要么坐牢，要么流亡国外。甚至一些独立人士，想参与政治，也会被政府整得灰头土脸，比如去年的总统竞选，除了现任总统纳丹，本来还有三个平民参选，但是三个人都被选举委员会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其中最有竞争力的是裕廊集团前财务总监关玉麟。李显龙公开在媒体上挑拨关玉麟的几位前雇主出来打击关玉麟，这些雇主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实质借口，只能牵强地说关玉麟有野心，工作能力不强云云，结果双方互打名誉官司，官司没有结果，关玉麟却失去竞争资格。试想，如果关玉麟是一个自已开大公司的老板，政府是否还可以挑拨他的客户出来骂几句，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此下三滥的手段下，使81岁的纳丹在没有竞争的情形下，第三次连任总统。

这次竞选中，在政府媒体操控下，所有选民的注意力，都被从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引开了，引到一位反对党候选人戈麦斯（Gomez）的表格提交事件。

事件的经历是这样：

工人党的戈麦斯作为印族候选人，到选举局领取了一张少数族裔的表格，填完表格时，因为记者要采访，戈麦斯随手将表格放进文件袋，接受采访，然后忘记提交表格，就离开了。到了提名日，戈麦斯问选举局官员是否收到表格了，选举局官员说没有，戈麦斯说如果官员把表格搞丢了，后果自负，然后留下手机号，请官员再仔细找一下看看，然后通知他。

选举局官员通过监控录像，确认戈麦斯没有提交，于是先设了一个录音电话的局，然后打电话给戈麦斯，没有直接告诉他录像结果，而是诱使戈麦斯再解释一下事件经过。戈麦斯在解释说自已当场填写了表格并提交了，身边还有同事林瑞莲，同时还明确提到有一台录像机。然后选举局的官员才说，他们已经看了录像，表格没有提交。戈麦斯这时说：我很高兴听到你的解释，那我自已再找找吧。

这些录音电话，录像资料都由政府立即在媒体上完全公开，作为攻击戈麦斯人品的炮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戈麦斯电话录音时，已经主动先提醒选举局有录像带可查，他完全没有理由在这种情形下撒谎。考虑到竞选时间的短促，工作的繁重，戈麦斯忘记了是否已经提交那张已经填好表格，这完全是一件简单的人为错误。

就这样一件简单的人为失误，被执政党上升到整个反对党的诚信问题，在报章电视上天天占据头条。在9天的选举中，长达7天之久，内政部长，外交部长，总理李显龙，资政李光耀，都公开指责，谩骂戈麦斯与整个工人党。直到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反映，这一事件可能引起选民反感了，执政党才不得不在选举前两天暂时停止谩骂。而选举日后第二天，戈麦斯即被警方扣押，以协迫公务员的罪名，连续审讯了七个小时，随后又再次讯问了两次，也讯问了工人党的主席林瑞莲，刘程强等人（录像显示林瑞莲在戈麦斯身边等候他填表，后来先行离开，事件中林瑞莲也没有贸然证明戈麦斯已经交表。）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事，被警方弄了一个星期，直到5月12日，实在找不出更多的事实证明戈麦斯撒谎，才宣布给他一个口头警告，然后放行。

令人气愤的是，李光耀在警方已经放行后，昨天继续在中国发表评论，辱骂戈麦斯是一个撒谎者，挑战戈麦斯来告他诽谤罪。作为一个律师出身的人，李光耀与反对党打过几十年的诽谤官司，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一事件中要证明戈麦斯撒谎，必须有证据证明戈麦斯是故意说假话，而不是无心犯错。李光耀在这一点上有举证的义务。而警方在一个星期的反复调查后，也找不出丝毫证据证明这一点。李光耀清楚地知道提畅言论自由的戈麦斯与工人党都不愿意，也没有财力在新加坡控告他诽谤，那实在是以卵击石，因为工人党的主席已经多次公开表达了工人党立场，即政党应着眼选民关心的国计民生大事，不要将精力与财力放在这种无聊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争执。李光耀在这一事件中多方辱骂政治对手，行为低级，表现蛮横，就象一个街头找人打架的流氓。

我将这个以政客诚信问题作为打压工具列在最后一条，因为这是一条李光耀执政党最蛊或人心的镇压手段。严查反对党人士的人品，只允许有高尚人格的参与新加坡政治，这种要求难道不正当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世界各国的政要，过去十年来，哪一个政客诚信丑闻最大？我看是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搞得他差点被国会弹劾了。毫无疑问，克林顿的诚信形象，是比不上李光耀的光辉形象的，克林顿那码烂事，要是放在新加坡，屁股早就被新加坡法庭鞭打烂了。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世界上还有比李光耀形象更高大的领导人，比如北朝鲜的金正日，那在北朝鲜国民心目中，人格已经上升到神格的顶点。

但是如果考虑到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贡献，克林顿居然也能济身美国历史上十大总统之列，因为这个烂仔八年在位，居然为美国经济带来战后最强劲的复苏，网络新经济正是在克林顿的任上蓬勃发展的。至于李光耀，虽然赶不上克林顿，比起金正日，还是信心满满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政府极度推销领导者人品高尚，道德伟大之类的空货，那么这个政府就多多少少有点邪味。

民主政治的前提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伟人，圣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会犯错，所以才需要民主来制约人性之恶，选举不过是从两个性恶的人中选一个相对不太恶的，委以有限的权利，一旦这个人恶性大发作，还能及时将他换下。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下，不仅克林顿，里根这样的平凡小人物可以选上总统，就连十八岁的中学生，22岁的脱衣舞女，都敢站出来竞争市长，这种新闻看多了，大家也见怪不怪了。而且即使真的选上这样一个笨蛋废物，美国政治仍然平稳运行，这就是民主政治的魅力：保持一个国家强盛的，不是靠某个政客的伟大道德，而是一套强健的，有纠错功能的民主制度。
　
新加坡政府拿着放大镜，显微镜来观察每一个反对党的候选人，自然总能挖出一些凡人丑事，然后放在媒体上丑化对方人格。如果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这也没什么。问题是对执政党议员，人民是否有机会也拿起显微镜，放大镜来看一下？以新加坡严厉的诽谤罪名，人民与反对党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会。比如NKF案件，杜莱的高薪与腐败，早就传闻数年了，但是杜莱居然可以两次以诽谤罪将批评者告上法庭，压服对方，只因为被告的一方是平民百姓，拿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而现在杜莱真的倒台了，一件件耸人听闻的腐败贪污案例全摆上了桌面了。

所以，李光耀多年来自我标榜为廉洁政府，我们旁观者完全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谁知道行动党中有多少贪官。如果你相信民主制度中人性恶的假设，我们理应假设这些冲着百万高薪而工作的部长，全部是贪婪无比的！至于李光耀本人，关于那几套公寓的百万元折扣问题，还远远没有向人民交待清楚。

如果要说政治骗子，李光耀自已撒的一个最大的谎，就是他自已的回忆录的标题“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

如果真的按照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方法，连英法日都只是第二世界，美苏才是第一世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永远都在第三世界。　

如果以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而言，很多中国人都误以为新加坡四十多年前建国时，就象中国深圳一样，是个一文不名的小渔村。其实新加坡早在1825年就开埠了，比香港还早了10多年。早在19世纪，由于莱佛士采用了自由港免税政策，新加坡就迅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到了1923年李光耀出生时，新加坡早已经与东京，香港一样，是亚洲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了。英国人莱佛士才真正是新加坡的Founding Father, 功不可抹。李光耀将这个具有180多年开放历史的港口城市繁荣，归结于自已四十多年的铁腕统治，这是他公开对世人撒下的弥天大谎。

选举过后，李光耀在中国访问，再次以中共经济改革开放的引路人身份自居，到处指手划脚，大言不惭。事实上任何一个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过去二十几年，真正大笔投资中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火车头作用的，是香港与台湾商人。他们在中国投资高达数千亿美元之巨，大量开厂，引起国外技术，再将产出品输往欧美市场，他们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最大功臣。而新加坡在中国最大投资就是苏州工业园，不过几亿美元，在新加坡政府经营下，以巨额亏损告败，再急急忙忙地将这个烂摊子盘给中国政府去自营，这个写在李光耀回忆录中的实例，说明了新加坡那一套，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对中国改革开放帮助不大。

从国际市场上看，香港，台湾这些华人经济体的表现完全不逊色于新加坡，说明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长，并不是离了李光耀就不行的。虽然香港台湾的民主政治让人眼花，但这是民主政治的常态，如果去比较一下经济发展速度，这二年港台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还稍胜于新加坡。

李光耀的中国之行，再一次吹嘘自已如何努力学习中文。其实，李光耀应该更全面地介绍一下自已一家学习语言的经历，以传教中国年轻人嘛。

1942年，日本攻占新加坡。李光耀以为这个新加坡从此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于是就开始埋头学习日文。没想到日本人只占了三年就垮台了，李光耀这日文算是白学了。60年代，当长子李显龙读高中时，李光耀以为苏联前程似锦，偷偷要求儿子学习俄语。结果前苏联垮台了，李显龙自已也承认，这又是白费时间。80年代初，当中共开始改革开放时，李光耀强迫大批华校关门，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学。结果十几年后，发现中国经济崛起了，新加坡人的华文又太差了，争不过香港人，台湾人。

其实，透过语言学习，我们正好看出这个自许眼界超人的政客在一生中投机轨迹，他真的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了如指掌吗？我看未必。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李光耀作为一个政客，对镇压反对党，打压异已的手段，是非常了解的。1956年10月4日，还是反对党的李光耀，年仅33岁，在立法会讨论中，对当时执政的首席部长马绍尔说了这样一段反抗名言：

Repression, Sir is a habit that grows. I am told it is like making love-it is always easier the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ere may be pangs of conscience, a sense of guilt. But once embarked on this course with constant repetition you get more and more brazen in the attack.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dissolve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and banish and detain the key political workers in these societies. Then miraculously everything is tranquil on the surface. Then an intimidated press and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radio together can regularly sing your praises, and slowly and steadily the people are made to forget the evil thing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done, or if these things are referred to again they're conveniently distorted and distorted with impunity, because there will be no opposition to contradict.

“镇压，是一种日益成长的习惯。我听说干这事就象作爱，第二次肯定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创痛呀，负罪感什么的。但是一旦搞上了，重复搞几次，你就会越来越厚颜无耻，放手大搞了。你要作的全部工作，就是解散各类组织协会，驱逐拘押这些协会中的骨干人士。于是，社会表面上就奇迹般地平静了。然后，被胁迫的报章，政府掌控的电台开始天天给你唱颂歌，慢慢地人民就将你干的这些邪恶的勾当忘光了，如果居然还有人提起这些事，你尽管歪曲事实地辩解吧，没有不良后果，因为，根本就没有反对党出来跟你辩白。”

看到这些评论，不得不承认，年轻的李光耀，当时是一个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明星。在网上，我们还可以找到他早年鼓吹民主政治的精彩言论，比如：

“If you believe in democracy, you must believe in it unconditionally. If you believe that men should be free, then, they should have the right of free association, of free speech, of free publication."

如果你相信民主，就应该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是生而自由，那么，他就应该拥有结社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更多李光耀的宏论在这：
http://en.wikiquote.org/wiki/Lee_Kuan_Yew

如果李光耀能够再次肯定自已曾经说过的这些话不是谎言，那么，在李光耀的生命最具创造力的年代，在新加坡共和国站在他所声称的经济腾飞的起点时，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都怀着满腔的民主政治的热情，向当时的殖民统治者抗争。正是这种热情，让当时的新加坡人民选择了他，正是这种热情推动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建设，他是否应该将这种宝贵的，真实的历史经验，坦白地告诉他的中国听众？

1959年时，年仅36岁的李光耀当上了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经过四十多年的漫长统治，这个83岁的老人，却固执地强握着权柄，不愿放弃，甚至走到自已　当年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的反面。前文中的每一句批判名言，都鞭劈入里的刻画了当今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的恶意打压。

回顾历史，我们不仅要问一下李光耀：
您到底是在50年代时，因为欺骗人民而取得了第一次权力，
还是在21世纪，为了保住李家的权力，而欺骗了人民？

谁才是新加坡最大的骗子，是那个经受了警方一个星期盘查的反对党戈麦斯，还是您李光耀资政？

最后，让我说一句公道话，即使李光耀是一个政治大骗子，也不应该抹杀他这么多年对新加坡经济建设的成就。就象克林顿虽然在国会中就拉链门事件撒谎了，但是人民仍然记住了他有功于美国的经济复苏。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客，与外交官一样，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时时用冠冕堂皇的道理掩盖见不得人的私货。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成熟公民，我们应该接受政客的错误。李显龙总理仍然是一个有作为的总理。只是，我们希望李家父子能为新加坡的长远前景考虑，逐步放宽对反对党的打压，减少对媒体的管制，让反对党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壮大，一步步增加其在国会中的议席。如果反对党总是被打压，丑化成一个畸型的政治怪物，那不仅是反对党的耻辱，那更是新加坡的耻辱，是华人社会的耻辱，也是你们执政党的耻辱！

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被李光耀那些反民主政治的空话假话所误导，要直接从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社会的政治生态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新加坡的政治虽然也是丑陋不堪的，但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就允许反对党合法注册，公开集会，竞争国会议席，这在中国政治体制中仍是遥遥无期的大事。中共政府，也可以从这里学习到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反对党，自由集会，不是什么不可操控怪物，不是说一搞议会民主，中共就会迅速垮台了。人民行动党允许这些事物存在了四十多年，政权依然稳固，对统治者的廉洁政治，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至于对于新加坡人，实在报歉，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命名的丑陋的新加坡政治，我完全是被李光耀近日对反对党的粗暴言行所激怒了，　对于新加坡领导人，用词可能比较刻薄些，希望大家包容。同时，我更期待新加坡人给予反对党人士一些包容支持，甚至包括徐顺全的民主党，也许他的言论激烈了些，过分了些，不合大多数新加坡人四平八稳口味，但是，正如青年李光耀所鼓吹的一样，徐顺全有他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我们未必赞成徐顺全的言论内容，但我们必须捍卫徐顺全言论自由的权利。执政党是否腐败？徐顺全肯定拿不出证据，你也拿不出证据，正如一年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可以拿出NKF的腐败证据。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强势的政府领导下，所有的证据只有政府才掌握，政府不拿出来，谁也没办法。给反对党一点空间，就是给人民自已多一点空间，给执政党多一分制约，就是给新加坡的子孙后代多一份保障！

（原题：近观新加坡大选，谨防李光耀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