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14）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三、文化史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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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庭、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份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作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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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 “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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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
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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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这个弥漫多种民间信仰的信念，其实也包含文化史的高度智慧。它以前是被理解得过于狭隘和个体化了。“报应”，不仅是十分微妙的心理转化过程，也是人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平衡过程。但传统上对“报应”的理解却是单向的，它常以卢梭式的消极色调来一贯到底。确实，它看到了“各种文明都将生出它的阴暗面”，但却忘掉了，“也只有各种阴暗面才能激发新的文明”。如果这样理解了“报应”，也就这样洞察了文化：一切文明的成就，都要向人索取可怕的“报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不付代价的午餐。在文化史上，没有不付代价的逆步？
 
“报应”的图景，是立体而流动的，它是难以捉摸、分析甚至难以指认的网络──它的“消──长”“盈──虚”、“凸──凹”，不仅是对一个外在过程的描写（如针对月亮、潮汐的周期性变化），且是对一个内在生长的机制解析。用消长、盈虚、凹凸等相对关系，来比喻文明的阳面与阴面的对应作用，尽管有些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但却有助于对“报应”观念，作出容易被现代意识理解的描述。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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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作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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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十全”不仅意味着“十美”还暗示着“十丑”，尽管后者常被悄悄地掩饰起来，甚至被说成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失足。但实际上，“十丑”不仅坚韧、深刻到了不仅要与“十美”并存的地步，而且要凌越“十美”──所谓“十丑”，岂不恰恰寄生于人们对“美”的依恋中？在这种意义上，大团圆可以说是最糟的结局：仿佛混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中，文明的上述特质已经得到朴素的描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马列学者，认定这段文字仅仅流露了“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或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描述。其实差矣！这段文字，重在揭示人心中“追求相反要素”的特质，以及发自这心理特质的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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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拨，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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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着一个：永远都只是得失相抵的世界。充实是以空虚为代价的；高出水平的度数，恰与低于水平的度数，惊人相似。美好的东西，需要付出艰辛；痛苦常会得到意外的补偿──主观感受和外在情境，交融于此。
 
只看到文明的阴暗面，说明我们已被文明“宠坏”了。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事实上的可贵。这仲可贵当然包括它的阴暗面本身。文明的发展是超道德的，如果强调道德本位，那么，就算阴暗面是“超道德的道德吧”！阴暗面甚至还是维系文化有机体、保持文明水平的必要手段。从寻常的道德评价出发，去攻击文明的存在──正是王国维所谓“以奴仆命风月”。风月浩荡，难以从命，结果道德与风俗被文明的浪潮冲激得面目全非……而不是道德与风俗指导文明的发展。
 
这很说明问题的要害。其实，道德、正义，又从哪里来？从文明的阴暗面中来！它为矫正人性的偏颇而设。所以，大凡被列为“恶”的，都是人人急于投入的，为维持秩序、缓和焦虑，故把它打入恶；大凡被列为“善”的，都是人人急于规避的，然而，为鼓励勇士、为填充空白，请把它奉为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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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贯穿人类命运的始终。借用神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起初，人类生活在原始的、虚幻的“幸福”里。这是“阴”的、静态的、死气沉沉的伊甸园的幸福。接着，那个阳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恶魔撒旦”来了，他“诱惑了人类”，逼迫他们去寻求与既定的幸福相反的要素。于是，人类有了“罪恶”（原罪）被剥夺了乐园里的居住权，并受到“死亡”的惩罚。
 
尘世的悲苦，激励着追求相反要素的灵魂，去创造那种甚至在“命运的天国”里也闻所未闻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就其原意来说，不是建立什么什么的天堂，而是建立不折不扣的机遇帝国。而“命运的国”──天国，却是要毁灭世界，甚至以最后审判毁灭我们如此爱惜的地球。
 
机遇的帝国即人的文明里，充满了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永生与死亡的鲜明对比，怵目惊心的反差，构成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驱使人们蔑视已经获得的成就、蔑视这“尘世”中千奇百怪的机遇帝国。对“天国”的向往之情，正是燃烧在世俗的犯罪和厌倦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因为，如果让一个年轻的心灵真的生活在“天国”里，连最迟钝的人也会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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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 “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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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幸福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衰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和谐难实现，幸福终归是泡影。这样，“价值规律”得以发挥：越是受到珍爱的东西，恰恰越是难以抓住的东西。一时的“得到与满足”，并不是真正的抓住，因为缺憾依然常在。而一时的、肤浅的“得到”──只使缺憾更深，命运变得更难捉摸。
 
假定在人的文明中真有“幸福”，那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幸福又有几何？人们生活在各个时代，但仿佛同在受苦受难。所不同的，只是用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拍在呻吟。呻吟的形式变了，至于呻吟本身，那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一切被称为“高级文化”的那种精神现象的持久性基础。
 
即便是恰逢“黄金时代”的新兴社会，它的“幸福与苦难之比”究竟是多少，也只有躬逢其盛的人才能知道！强大的社会并不总是幸福的社会，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对外胜利扩张，奠定了“世界和平”，但内部却战火连天，苦难重重。而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堪称幸福的社会吗？哪里哪里。
 
粗略检验一遍，就知道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和暗礁，所以败亡不旋踵。可见，富于巨大文化创造力的社会，常常也并并非幸福的。它们也许很优雅，很有创造的力量，但并不“幸福”。
 
幸福，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它不能实现，假定实现了，反而失去了幸福的内质。如其规定人类必须“永远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恕我们直言──这样的幸福，就不幸福了，且将成为超级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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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做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馈，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祟祟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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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 “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 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悠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