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来稿：中国改革论战新解读

万维读者牟传珩来稿（原题：中国改革论战新解读——对抗哲学、竞争理论与制度主义）：        

在后对抗时代中国大变革的道路上，充满着各种矛盾、风险与变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崩盘，社会正陷于寻求变革出路的价值观取向重新洗牌状态中。当此之时，不同思想观念纵横交错，变化莫测，正在形成一种惯势与合力，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各种思潮与力量对比作用下的综合态势发展。作者在对现实状态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与研究后发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挥推动社会变革主要作用的是三种价值观支配下的三大力量冲突，即斗争哲学与新左派、竞争理论与改良派、制度主义与改革派。中国今后改革方向何处去，就取决于这三种力量的对比与交锋以及所能发挥的现实影响。在此，本文对上述三种理论与流派分别加以扼要分析与阐述。

一、斗争哲学与新左派

斗争哲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基于寻求“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认为社会是斗争的存在，人们的利益之间是一种互为对抗的矛盾关系，而且矛盾总是在不断的自我扩大过程中，矛盾激化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矛盾只有在有人承担“斗争成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之化解，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性质是呈现“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取决于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紧张程度。因为物质财富涌流可以使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缓和下来，而呈现非对抗性。有产者在人均资源不足的阶级社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总是倾向于把掌握在手里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作斗争性运用；权力对无产者而言，总是呈现一种排斥性和被压迫性。因而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阶级矛盾是无法自动缓和的，有产者的力量壮大，意味着排斥无产者总实力的壮大，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可能是“合二为一”。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矛盾的性质是相互否定，而斗争手段是你死我后的，所以其斗争的结局必然是“一胜一败”的。

    斗争哲学不承认社会有一种可以自动调节矛盾的机制能够自动运行，而是认为必须要采取对抗的方式，要有人为争取利益而承担适当的斗争成本和风险。斗争哲学有两个核心内涵：一是社会处于阶级对立状态；二是不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方法，节约成本地得到解决。这两者合起来的隐含判断就是：社会矛盾性质总是处于“零和状态”，要解决社会矛盾，斗争就不能放弃；也必须有人为解决矛盾而承担成本和风险。因此，为了取得有利于无产者的斗争成果，就必须在力量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由“先锋党”那样的组织和领导核心来领导革命，把无产者的意志和力量凝聚为同一战线，以期在力量对比上平衡有产者所固有的优势地位。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总是掌握在有产者那里，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达成对有产者的力量相对平衡，就越需要对无产者进行“斗争”动员和组织。

    中国的新左派要求共产党成为“先锋党”，作为群众的组织和领导核心，而不能转化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这个党要为了社会公正，主动承担为多数人谋福利而与有产者斗争过程的成本和风险。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不是阶级矛盾缓解了，而是由于当权者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导致矛盾更加激化。因而他们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就是要拨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例如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发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后，立即遭到党内新左派公开点名攻击──一篇由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原顾问马宾合撰的文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时代趋向。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此文在中国左派网站《毛泽东旗帜网》刊出后，引来极左派不少回响，甚至有人贴帖子表示，“时刻警惕党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人物的出现”，矛头直指当今党内最高层。另据2006年2月21日“德国之声”消息：中共党内有不少人认为，过分自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批评的矛头直指前任总理朱镕基及其经济智囊，甚至邓小平也成了为众矢之的。《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也报道过，中共党内年老的正统派和年轻的“新左派”都要求胡锦涛回到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上来。这种左倾思潮的回归，甚至导致了官方的恐慌，也正是在此时，《中国工人网》、《工农兵ＢＢＳ》以及《共产党人网》，相继被关或被封。这三家网站都自称，自己是真正代表工农兵的。这意味着这些“新左派”言论，已对中共官方现行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
说到底，斗争哲学认为，共产党人应率先承担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风险和成本。这种斗争哲学价值观，既是一种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对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主张。这一观点为当下中国的新左派所持有，这一理论派别虽被中共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但却时常发起进军改革主战场的拼杀，不断挑战、干绕着中共官方改革发展的方向。

    二、竞争理论与改良派

竞争理论与改良派，是当今中国掌握公共权力资源，以寻求“发展效率”为基本理念，主导社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派别与政治力量。众所周知，邓小平静悄悄地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偷换成“社会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处在非对抗性的竞争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少数人聚敛过多财富，产生贫富差别，但却是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客观规律，不能回避，也没有另外的路径可选择。只有鼓励竞争，社会才能发展，才有效率。社会发展有了效率，才能谈公正。因而社会进步只能由少数人来推动，因此把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里是必要的，多数人的命运只能等到少数人把历史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后才能解决。这个理论正在中国被占有权力资源的中共改良派强行推行，于是各种由此价值观而派生的主张应运而生，例如把国企搞垮后瓜分的“吐痰论”，改革需要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代价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致富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聚敛社会财富和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历史进步的关键因素在精英阶层手里，竞争理论肯定精英阶层垄断财富和权力是符合历史合理性的。为了说服多数人接受这一价值判断，便宣传少数人会提高推动历史进步的效率，好处最终是要还社会以公平的。这一派别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模式加以拒绝；一方面又对经济发展模式采取“拿来主义”。但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制度保障下，且处于世界经济全球化金字塔的上层，可以通过价格贸易大量获得外部资源，使得国内可供分配的财富急剧增加，从而缓和了国内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当今欧美日的精英阶层发现不必剥夺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也能实现经济利益，富裕发达；在运用权力时对多数人也并非完全的“排斥性”。结果在这样分配相对均衡的现实中间，出现了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相对公平的进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由于制度制约与经济资源分配相对均衡，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也就相对均衡。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现实中产生的经济思想资源，被当今中国改良派们引进到制度与规则混乱，社会矛盾突出的现实中来。这就是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观一脉相承的官方主流改良派价值观的表达。由于这一理论及其派别在中国大变革的重新洗牌过程中占有公共权力资源，所以正在发挥着对国家政治选择的规导性作用。

    三、制度主义与改革派

制度主义与改革派是以寻求“公正”与“效率”的双赢平衡为基本理念的。制度主义也承认矛盾，但认为矛盾可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按规则得到解决。认为社会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中国的现实矛盾，主要在于制度缺陷。要求用制度来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自由。例如中国的上访矛盾突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举世无双，这恰恰印证了中国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制度保障。其实在法制社会里，公民的维权不仅可以借助于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解决，而且可以通过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请愿诉求。而中国上访不断遭官方打压的现实表明，上访这一社会“出气管道”也已被堵死，不再发挥缓解公民与政府矛盾的作用，“信访制度”实际走向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设计原理上的悖论。因此制度主义与改革派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在于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在私有化理论方面上，制度主义较竞争理论更进一步；在政治安排方面上，制度主义又较之斗争哲学，更崇尚“一人一票”，民主制衡。

制度主义与改革派认为，民主的制度与规则虽不是万能的，但可以创造在效率与公正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的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导致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有产者与无产者利益产生冲突时，借助于规则，通过平等谈判，寻求利益两端的妥协与双赢。例如在民主制度下，劳资冲突完全可以借助于谈判机制，来维护劳资双方的利益。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黑暗、“你死我活”，两点、两线、两阵斗争的对抗性社会历史，从两败俱伤的血泪实践中反悟，自然资源加社会创造，为社会“满足需要而不满足贪婪”提供了足够的存在条件。社会利益并非总是“零和”的，共同利益高于政治纷争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理论与派别反对那种信奉阶级敌对，迫害政治异已的专政意识和必须要把社会改革的风险与成本转嫁于一部分人来承担的斗争哲学。但“新左派”们在反击民主派论战中表达了如下的基本观点：1、政治民主不能以财产不平等和阶级分化为前提，因此更主张实行“经济民主”；2、中国的政治民主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的，据说这比西方好；3、这种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下的民主，“没有必要走多党政治的老路”。同时，制度主义与改革派也反对竞争理论与改良派不顾社会“公正”的“效率”理论，和必须牺牲社会弱势群体为代价的“代价理论”，因而要求不失时机地建立起确保公平竞争的民主规则与监督制度。而改良派反驳民主派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化特殊论”、“民众素质低下论”、“历史阶段不可超越论”等等。

制度主义与改革派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阵营倾向民主价值观的力量组成。早在20世纪80年代，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许良英、王若水、胡绩伟、钦本立等一大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就主张改造制度，推行民主。前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任仲夷和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先生也多次公开呼吁政治改革；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更是风靡一时，讨伐“无法无天”现实的一篇檄文；还有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等人，多次撰文阐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朱厚泽、江平、吴敬琏等多位体制内知名学者专家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民间修宪讨论，在海内外引起反响；此外，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徐友渔先生，大律师张思之等，也都明显地站在主张民主改革的行列中；而最鲜明的表达，当属今年在中共官方西山会议上某教授提出“建立多党制”的主张，一度令海内外舆论哗然；最新的一个例证则是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日前在网上撰文公开呼吁中共向越共的政治改革学习，要求率先进行总书记差额选举，借以向党内改良派施压。这一体制内民主派正在与从“民主墙运动”到“6、4血案”汇成的海内外民运人士联盟，形成中国改革主战场上的另一种力量。尽管他们在与新左派与改良派的理论交锋中，历遭掌有实权的中共改良派打压，但却越战越勇，影响日大，在体制内外两条战线上联合夹击，顽强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向制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