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一个值得你直面和正视的群体。她们就住在我楼上。我住公安局宿舍。有民警升官发财后把房子卖了，搬进了别墅。买他们房屋的人又不来住，把房子转租给一群小姐。院子里的人当然看不惯这群异类。民警对她们进行检查。人家有暂住证。身份证也核实，并无犯罪前科。她们有花钱租房的权利。依法治国，你能怎么样？这样，公安局宿舍里就住了一群昼伏夜出，花枝招展，袒胸露背的小姐，形成一道荒诞的风景线。
妓女这一群体就生活在你的四周，普遍到了没有秘密可言。失去神秘感后的妓女，呈现出向普通民众普及化的倾向。这是可怕的社会问题。我早晨去菜场买菜。菜场周围有好几家发廊和足疗房。小姐们跟我们一道与菜贩子讨价还价。你觉得她与别人有什么区别吗？现在澡堂子全变脸成休闲中心。你洗完澡刚躺下，小姐就来敲门，问你需不需要服务？朋友请你办事，请你喝酒唱歌。他们会叫来坐台小姐陪酒。在KTV房里，小姐跟你摇色子。谁输谁脱一件衣裳。最后两人都脱得光光。而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已经麻木。大家各喝各的酒，各唱各的歌。
人的基本道义和廉耻感丧失，大家都觉得这样蛮好。你别用什么大道理来让我们活得累。我们来这种地方就是放松。用扬州话说，是来寻开心的。当今社会，你是贩夫走卒也好，你是国家公务员也好，或者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好，你都无法逃避无处不在的妓女现象。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妓女是一群屈辱的群体，一群受污辱和迫害的人。她们生活于贫困之中，对嫖客有着刻骨的仇恨。她们是一群等待着解放的受压迫者。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此有充分展现。我们从老舍的《月牙儿》和曹禺的《日出》中，也可以看到对这种把人异化为商品的控诉。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妓女们高高兴兴地收起小费。她们把人民币一卷，塞进胸罩间的乳沟里。她们欢迎您再次光顾。她们自有一套世俗的人生哲学。她们只是屈服于公众的道德律，才编造出各种谎言来为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开脱。
妓女的历史几乎古老到与人类文明史相当。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妓女。汉摩拉比王当政时，神殿里有 “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描写她们：“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西方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政治家梭伦。他开设国营妓院受到民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据说我国商朝时就有妓女的记载了。《战国策》上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礼部尚书于慎行说：“管子治齐，设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助军旅。”就是说管仲开设公营妓院，把收取的钱用于军费开支。解放前，扬州和镇江等地的妓院里供奉的祖师爷就是管仲。妓院里设有管仲牌位。妓女们给管仲叩头烧香,手端尿盆,用小棍敲着尿盆,跪着祷告:“祖师爷在上,保佑我今天嫖客盈门！”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丹东在审理与妓女有关的案件时认为，共同体的公意道德如果可以取代个体道德，那么人将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体制，属于符号化国家，这和专制没什么区别。丹东拒绝将这名妓女送上断头台，而是自己走上了断头台。这个妓女引发了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关于“自由的民主”和“民主的自由”之争。而丹东的“自由的民主”最终在欧洲奠定了人性的种子，成为世界现代民主和现代政体制度的起源。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妓女们的“感谢”。他说：“她们给予我安慰，我知道，当我需要时她们乐意效劳……我无暇去追求更体面的情妇，因为这要耗费时间……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奈保尔还说，妓女们“给我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卷入了嫖娼，从而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当年3月的一天夜晚，在汤尔和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沈尹默、马叙伦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他们之所以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首领，却经常出入于“红灯区”八大胡同。后来陈独秀实际上让解除文科学长的职务。胡适与汤尔和曾经就此事展开争论。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反对任何人把“私行为”当作攻击某人的武器。因为陈独秀的解职，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
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与妓女有着很深的交往。《全唐诗》中就收录了十九位妓女的诗作。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明当时的落魄文人对待娼妓的平等态度。据说李白漫游时，马后常常坐着娇小的妓女。“葡萄酒、金叵箩，吴姬十五细马驮”。白居易经常与幕僚狎妓，在太湖泛舟五日，留有“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甚至连“老夫子”杜甫也参加狎妓活动。他在《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技纳凉际遇雨二首》有句云：“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于调冰水，佳人雪藕丝”。温庭筠、柳永、周邦彦、姜夔等，长期与歌妓为伍，浪迹花街柳巷。他们的词深得妓女们的喜欢。当然，当时的确有许多妓女有着很高的学养，很像现在的妓女作家、妓女画家、妓女歌手。
看中国历史，宋明理学之后，正统文人对妓女很是歧视。但民间对妓女持宽容态度。妓女怎么说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可能与中国人同情弱者的仁爱之心有关。古代歌颂妓女的文学作品很多，像《杜十娘怒投入宝箱》，《桃花扇》等。与此相反的是对有夫之妇通奸，深恶痛绝。这种事一当败露，往往家法不容，逐出家门，在宗祠里对通奸者实行最严厉的私刑。顺便说一说，中国古代的色情小说首推《金瓶梅》，而在笔者看来，最佳的要算是（清）曹去晶的《姑妄言》。这部小说对市井间的狎妓活动有许多生动的描写。
十多年前，我们这儿还没有开放。“开放”一词在人们的谈话中，更多的是指“性开放”。许多出差南方的人，比如海南、深圳，回来后会生动地描述南方女人开放的情形。男人们听的目瞪口呆，像听天方夜谈。南方也就成了内地男人们心目中的天堂。曾经有书商约我写本叫《远在天边的妓女近在眼前》的书，意思是说妓女对于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人，只是旧小说中的遥不可及的东西，可现在忽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你的眼前。当时我回绝了。我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我告诉他，我的眼前还没有妓女。他似乎不相信，说你们那儿这么落后？没有妓女就成了落后的标志。
后来又有书商跟我约稿，要我写《妓女大迁移》。我问，妓女难道也像候鸟似的迁移吗？他说妓女是异地为鸡，就像古代的异地为官。妓女通常不在原生地卖淫，而到其它城市从事淫业。在原生地碰见亲戚朋友熟人的概率高。你想，客人进了包厢，妓女鱼贯而入。某嫖客是某妓女的老爸，或者姐夫，岂不是尴尬？
某处开放，政府对淫业管理松懈。某妓女一个电话，她的小姐妹们会像大雁似的成群结队地飞来，当地淫业一夜间迅猛发展。某地政府管理稍稍加强，她们也会迅速地作鸟兽散，一夜之间蒸发。
扬州历史上以出妓女而闻名，史称“扬州瘦马”。有专门培养妓女和姨太太的瘦马院。据说因为受过专业培训，许多妓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秦淮八艳多数是扬州人。相传有的妓女淫技了得。比如有一种叫鹦鹉吐舌。就是嫖客坐在几尺之外，妓女能把瓜子仁吐到他嘴里喂食。这要是参加国际杂技节，准拿金牌。市井间还有一种诈骗活动。妓女用矾水洗阴部，冒充处女，骗人钱财。现在的妓女除提供肉体服务之外，最多会个叫床和唱卡拉OK。
扬州自古笑贫不笑娼。刚开放时，很多女孩子去了北京和深圳。她们只要不沾染毒品，通常能赚上几十万回来。一个小丫头片子拥有几十万，而她从前的那些姐妹贫困得兜里只有几元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她们经常提起昆仑饭店顶层的“天上人间”，提起海口和三亚。这些地方成了妓女们的天堂。这座城市最早的茶楼、酒吧、卡拉OK就是这帮先富起来的鸡姐们搞的。妓女对这座城市的贡献要比历任市长都要大。即使现在的妓女，你问她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多数会回答你说，等攒足了钱，回家开店。开店是她们共同的梦想。
97年，有个朋友家在江西赣州。他打电话说他的家乡很开放，有一家妓院是公安局开的，很安全。小姐价格才30元。我们坐长途卧铺车赶到赣州。朋友领我去那家所谓的妓院——从前公安局的招待所。四层旧式筒子楼，一间一间房门开着，里边坐一个衣着朴素的乡下女人。女人们有的看电视，有的磕瓜子，有的织毛衣。我感觉就像进了纱厂的女工宿舍。我们看见一个洗衣裳的。我朋友问她，接客吗？她把手上的肥皂水用力往盆里一甩，站起来用毛巾揩揩手，把我们让进屋里。屋里与小旅社没有区别，10平米大小，一张板床，一张桌子。女的也不涂脂抹粉，像我门口菜市场卖菜的。我朋友问，30元行吗？女的很乐意地点点头。朋友又说，30元，我们两人行吗？女的犹豫了一下，把我们两上下打量一番，又点点头。现在该我们犹豫了。
我拖我朋友到门外，说我们先回宾馆，把BB机和钱包放回去。价钱太低，总感到不安全。朋友就对那女的说，待会儿来。我们匆匆出了筒子楼。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再去，整座筒子楼死一般沉寂。每间房都关门上锁，人去楼空。我问楼底下看门的老头。里面那些人呢？看门人是个哑巴，直摇头。我们大惑不解。后来朋友通过内线才得知，原来他们把我们当公安部的便衣了。你想，30元两个人玩，都不接受，这哪是嫖客？再说我是外地口音，当然就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警惕。我们在赣州呆了四、五天，这个妓院楼一直没开张。这件事说明妓女泛滥的始作俑者是谁？在经济利益趋动下，他们有目的地放松监管。
江西、湖南面对广东的发展，心态失衡，要求享有同等的开放政策。有许多从江西、湖南回来的朋友，说当地的派出所与妓女勾结，诱惑嫖客嫖娼，然后对你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卖淫、嫖娼，以及介绍或容留卖淫的行为罚款额度高达五千。这些罚款用于当地的地方建设。但是也影响了当地的形象。许多商人因此拒绝去这些地方。而浙江人就显得高明。他们安照市场规律经营淫业。温州最初留给我们印象就是走私和发廊。这种不理发的“温州发廊”成为品牌，向全国漫延。浙江的山路上，有许多小饭店，饭店的妓女向过路司机提供低廉的色情服务。那时我在外贸公司工作。我们单位的司机抢着跑浙江。
马克思说：“拿妇女当着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这种退化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在周围的城市都“开放”，才“开放”的。可是一当“开放”就不得了，妓女像决堤的洪水涌入。妓女多数集中在宾馆、酒吧、夜总会、美发店、洗脚屋、浴室、饭馆、小型旅社等，此外还有许多租屋卖淫的暗娼。她们打扮得花技招展，妖艳动人，傲慢地出入大街小巷。从她们的衣着，看人的神态，很容易与良家妇女区别开来。刚开始时，枪打出头鸟，公安局端掉一些卖淫窝点，电视台也作了跟踪报导，可是后来，越打越多。发廊和沐浴中心像雨后春笋般从街道和胡同里冒出来。上了电视的妓女们也不再像从前用块布遮着脸，而是对着镜头卖弄风骚。
妓女成为公安局创收的重要经济来源。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公安砌大楼，多少妓女泪。”抓住一个妓女，让她交待出一串嫖客。每位嫖客罚款5千，有时动辄收获几十万。妓女要能交待许多嫖客，公安局真是感激涕零。有一个公安朋友，向我大倒苦水。原来公安局办案经费十分紧张，目前社会治安又不好，一起恶性案件发生，上面动不动就是限期破案。没有经费破什么案？破案就是花钱。
妓女进了派出所就要讲贡献。要是交待不出嫖客，可就惨了。有一回，我去派出所办户口。天下着雨。有一个妓女被反铐在露天电灯柱上。她身上淋得湿透了，可能来了月经，我看见沿着裤管到她的脚底下红了一滩。我找那个所长。所长姓张。我说这样做不人道。张所长轮圆了眼睛看我，问我与这个妓女什么关系？还要做我的笔录。因为这件事给我印象深。
政府对淫业睁只眼闭只眼的原因是淫业带动了地方经济。与江苏毗邻的安徽天长县，经济相对落后。可能是天长县政府看见江苏经济的迅速发展，急红了眼，搞起了淫业。正像市井间流传的，某次安徽省长与江苏省长一道进餐，安徽省长说，落后也是资源。我们安徽有许多可用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省长指着一端盘子进来的女服务生，我看她就可以好好开发利用吗？天长县推出“浑塘”，即嫖客和妓女混浴。因为这一招的确领先于周围地区，四面八方的嫖客蜂拥而至。天长县不大的县城里停满了南京、扬州等地的车辆。
有一回，有几个经理约我去天长洗“浑塘”。其中有一老嫖客，绰号叫一车皮。说他嫖得妓女可以装上一车皮。他做向导，对天长的“浑塘”了如指掌。那天，家家“浑塘”生意火爆。嫖客们要排班。一伙嫖客进去，结束了，再来下一伙，像下饺子。一锅捞起再下一锅。我们找了一家生意相对清淡的。我们五个人刚进水池，就进来四个脱得精光的小姐，赤条条地站着，让你挑选。你挑中了，她就跳到池子里替你洗澡。有两个把持不住，当场就有了反应，棍子从水里昂着头翘出水面。老板探头进来打招呼，说差一个，在换衣裳。我以为是什么绝代佳人，最后才出场，就让朋友们先挑了。他们洗过，迫不及待地进房间。我等了好久，进来一个四十多岁，足有两百斤重的女人。她脱得光光的，像一头河马，一头就往水池里钻。我吓坏了，问你是什么人？那大河马也还老实，说我可不是小姐。我是门口看车的。老板说小姐不够用，让我顶一下。
嫖娼对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危害性？危害性是有的，抽烟也有危害性。嫖娼和吸烟，谁危害性更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娼妓问题是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几天前，我去发廊洗头，拉开玻璃门，好几只手上来薅住我胳膊，力量大的惊人。我说这是干吗？我来洗头，你们像是逮犯人。发廊妹笑容可掬地松开手。老鸨上前，指着布帘后面的按摩房说，进去吧，小姐都是新来的。我郑重地说，我就洗头。两个小姐上前，用半裸露的乳房挤兑我，嬉皮笑脸地动手把我往里间拖，说到里面大头小头一块儿洗。我生气地推开她们，嘟嚷了一句，转身往门外走。这时一个先前坐在沙发上不吭声的女孩猛然站起，上前死死攥住我胳膊，力量大的惊人。这个女孩皮肤黝黑，相貌平平，没有涂脂抹粉。她用一口的里下河口音说：“大哥，求求你。我是新来的，好几天没人操我了。照顾一下生意好吗？”我望着她焦虑的表情，怔住了，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头脑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嫖娼危害社会吗？
扬州历史上出过许多名妓，如一代名妓陈圆圆，董小婉等。妓女学校瘦马院收卖十二、三岁的女孩，让她们接受琴、棋、书、画的熏陶，长到十五、六岁就算毕业，拿到文凭，优秀生卖给有钱人当姨太太，差点的就去当妓女。可现在的妓女呢？多数是半文盲。说白了，就是一伙洗衣女工，像对付一堆脏衣服似的对付嫖客。学了几句普通的行话，做一种体力活罢了。我对她们方化程度之低，十分吃惊。
有一回，一哥们当先进，要写材料。他请我去休闲中心。他们泡完澡让小姐领着去敲背。我在电脑跟前打字。有一小姐进来，邀我去敲背。我拒绝了。她问我是不是医生？我很吃惊。我问，你怎么说我是医生？她一指笔记本电脑，说这不是仪器吗？原来她没见过笔记本电脑。我就将错就错，说替她诊病。我把鼠标在她胳膊上走两趟，然后说她有阴道炎，滴虫病等。我看她脸色憔悴，就说她睡眠不好，神经衰弱。那小姐说这仪器真准，她去医院花几百块钱也就查出这个结果。这个小姐很快领来几十个小姐，她们排队要我替她们诊病。她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得笔记本电脑。后来一打听才知，这些都是安徽大别山来的。
当然也有文化的。有一回，我正躺在包房里，进来一鸡婆。鸡婆对着我大呼大叫，说作家，我是你忠实的读者。我还从没有跟一个光着身子的作家有如此近的接触。鸡婆立马给我喊进一队小姐要我挑。鸡婆说，对作家要服务好。我上厕所时，听见鸡婆对小姐说，别管什么作家教授，文人最酸，单一分不少签，先不谈价，最后宰他血淋淋。我听见她们这么一说，就拒绝服务。第二天，这个鸡婆打电话说有要紧事要见我。我们约在茶楼见面。鸡婆告诉我，休闲中心老板炒了她的鱿鱼。我说，炒就炒了，当鸡婆有什么好？她说，这不是一码事。她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她给了我一份材料。我翻开一看，吓了一跳。难怪浴室老板要炒她。材料上写满了达官贵人来这家休闲中心找小姐的情况。我指着一个市里领导的名字问，你说他找小姐，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以污蔑罪把你送进去了。她把袖子捋起，说怎么没有？我记得很清楚。他屁股上有一块疤。我说，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有一块疤就是证据。人家说你在厕所偷看。鸡婆叹了口气说，没想到现在的作家没有正义感了。她恨恨地走了。
前些日子，我在电视上看见这个鸡婆了。她参加电视台主持人节目，获了什么奖。这大概是我碰见的最有文化的妓女。这也说明，有些妓女也不是永远当妓女。她有可能利用曾经当妓女的经历，接触到某位上层人物，跳龙门，跳上一个更高的平台。
许多名牌企业搞内部沐浴中心，高薪招聘妓女陪客户。在“扫黄”风头上，这些场所都是没人敢动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这些场所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许多中小企业也争相效仿。企业之间把吃饭，打麻将，嫖娼作为一种攻关交际手段，作为一种搞活市场流通的手段。嫖娼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消费娱乐活动。
不同的嫖娼场所适应着不同的消费群体。豪华的休闲中心和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往往是供公款消费，妓女价格在五、六百不等；普通的休闲场所妓女价格在一百至两百之间，主要供给普通市民；许多乡村有农民私家浴室，供给乡村干部和小老板，价格30至60之间。特别是这些乡村浴室，妓女多数是兼职农妇，年龄在30至 50之间。她们农忙时就回家收稻，闲下来就来搞肉体副业。这样的场所布满在乡村的小道。
越是高档场所，安全性越高。你在发廊，或者在贫困区租房，联防队员搞创收，会跟踪你，捉现场。而低、中档的休闲场所，在风头上，也不能自保。内线提醒他们，在特定时间偃旗息鼓。而高档场所就无所顾忌。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后台。这类场所不仅得到官员的袒护，而且还有黑势力的保护。黑势力负责看场子，同时四处收罗妓女。黑白双方都从中分得利润。老百姓称这种现象叫“只准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妓女在这类场所的卖淫所得，要经过几层盘剥。浴室要收取场所费，看场子的和鸡头也从中分层。浴室收取的费用要交纳治安费，交纳黑道保护费，行贿政府官员。曾经出现过这类现象，公安局的某些部门因经费紧张，就越过管辖区域打击卖淫嫖娼。结果造成部门之间的磨擦。今天A分局查B分局某场所；明天B分局必然查A分局的场子。这种火并一度造成小姐的蒸发。最后大家认识到共同的利益受损，才作罢。
《扬子晚报》报道嫖客与妓女交易时，因价格和服务质量发生争执，一直闹到派出所的怪事。肇事双方已经不把卖淫嫖娼当着是犯罪行为。嫖客有一种法不治众的心理，而且多数是上行下效。而妓女们形成一套“卖淫有理”论：一不偷，二不抢，坚决拥护共产党；不争地，不占房，工作只要一张床；无噪音，没污染，拉动内需促发展；不生女，不生男，不给政府找麻烦。嫖客和妓女感到自己完全可以抬起头做人。他们交易时发生争执，就理所当然去请派出所处理。
说一个笑话。一个劳改释放犯，坐了十几年牢回来，人坐呆了。有朋友领他去嫖娼，说是恢复做人的乐趣。他进发廊跟小姐谈价钱。小姐要价100，他嫌高；谈到50，他还嫌高。小姐就跟他说，这样，我们干脆5块钱一次。他答应了。据说趴在妓女身上不敢动，动一下，小姐就数钱。5块、10块、15、20……
还有一则笑话，说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找了妓女开房间。妓女问他怎么搞？老者伸出一个巴掌。妓女看着竖起的五根手指头，抱怨说，只能一次，哪能搞5次？搞5次就要给搞5次的钱。老者笑着说，你领会错了。我是问你，我这5根手指，你挑哪根手指搞？
网上有一则笑话，说移动公司老总嫖娼。移动老总与一小姐谈好300元价格。事毕，小姐索要3000，移动老总大怒。小姐说道：“上下移动价格加倍，全身漫游价格加倍，占道费50元，每分钟10元.......”
新中国刚成立时，毛泽东主席有一回暗访北平城，发现妓院鸨母欺压妓女。伟人一挥手，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这位伟人的确做到了。他凭着主观愿望竟然让历史跳跃了一下。当然，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都不愿意开历史的倒车，说在他的任上，允许妓女的公开合法化。这样他就得挨后人唾骂。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伟人的家乡现在也是“战遍地黄花分外香”。有游客去湘潭，找小姐服务。嫖客与小姐谈价钱。小姐说，统一价，湖南的价都是毛主席定的，50。原来湘潭广场上有一尊毛主席像，主席挥手，伸出5根手指头。这就是替她们定的价。
河南的花鼓戏全国闻名。许多地方有河南人组成的小戏班子。他们不唱花鼓戏，而是跳脱衣舞。他们走村窜巷，居无定所，像一群吉普塞人。什么地方办丧事喜事，什么地方开张大吉，他们就在广场上拉一盏大灯，搭个台子，就地演出。这些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姑娘，演得很认真、很投入。她们唱着革命歌曲，把衣裳一件一件脱掉，最后脱得一件不剩。她们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几个不变的基本动作。
这种吉普塞人似的戏班子，有时也进小县城里演出。观众许多都是老年人。县文化馆打出人体艺术的招牌，老年人花20元钱，买张票，挤在前排光线好的地方早早坐下，等着开场。我曾经对河南的流动小戏班子进行过调查。戏班子的女孩子卖艺不卖身。她们固执地认为跳脱衣舞是艺术。脱光了就是人体艺术。她们当初从家里带出来时，要给领头的两千元押金。在外流浪一圈后，没犯错误，回去才能要回押金，拿到工资。所以，女孩子们很听话，不敢有丝毫闪失。
一些大学生卖淫嫖娼已不是秘密了。这种现象在职业技术学校更多。有一回，我的一个朋友女儿上职业技术学院分数不够，要我帮忙。我们请那所学校的领导去唱KTV。学生家长请客。学生家长感谢学校的领导能让他女儿进那所学校，安排几个小姐进来坐台。小姐们坐到学校领导的腿上时，双方都惊呼起来。原来进来的小姐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后来我劝这位朋友，宁可让女儿去当学徒工，也不要上什么草鸡毛的职业技术学校。
某学校有一女生夜不归宿，在酒吧陪酒。班主任是个女老师，找这个女生谈话，扬言要开除她。这个女生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个大专生，你呢？你是本科生，你是副教授。我在酒吧坐台是事实，你跟校长睡觉不是事实吗？你还性骚扰男学生。像你这么优秀的人都管不住自己，又为什么要求别人呢？你月工资四千多，而我家里寄来的钱都不够我吃顿像样的菜。我们都是女人。你陪校长睡觉，只是想当个小官。而我在酒吧陪客人，只是想弄点儿钱生活。谁比谁高尚？谁又比谁下贱呢？”学校最终没有敢开除这个学生。
在一些色情场所，有时真的能碰见大学生。她们的气质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们从业时，经过内心的挣扎，表情显得有些悲壮。她们多数把眼前的职业当着无奈之举，一种短期就急的行为。而低学历的妓女就显得心安理得。她们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没文化，大学生还当妓女呢？我能干什么呢？我曾经碰到一个大学生。她也不隐瞒，向我大倒苦水。她们大学毕业后，不是说找不到工作。有些工作纯粹是骗人。刚到单位就要你完成多少指标，这些指标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根本完不成。有一定社会关系，也不会到这么差的单位。她们的基本工资低得让人没法生活。她正复习准备考研。她的男友是在读研究生，家里也很穷。我只能对她们说些表示理解和同情的话。
在色情场所碰见熟人或者单位领导是大忌。2004年2月中央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理》中，涉嫌买淫卖淫甚至就是翻阅黄色书刊的一律开除党籍。有一回，当教师的朋友在XXX浴都碰见他们学校的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是部队转业的，平常在大会上喜欢唱高调。他看见书记正跟着小姐进按摩房。也怪他不好，主动上前打招呼，说书记啊，这个小姐不错，肉雪白的。后来这个书记一直打击报复他。副书记多次说，某某人啊，十句话只能听半句。
有些党政干部经不起诱惑，参与嫖娼，往往会受到黑白两道的敲诈。黑道是采用偷拍，作为敲诈的证据。据说相声演员李金斗曾经遭灾。而白道听说你是党政干部，采取威胁等手段，对你进行敲诈。机关干部B对我说过一件事。他同事A领一个社会上的女孩到他的住处。可能想发生性关系，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个女孩子月经在。事隔很久，这个女孩子因别的事情犯案，说出此事。那天B刚回宿舍，来了10名公安干警，开着警车，拉着警笛，声势威猛地抓他去派出所，就像他杀了人。到派出所后，他们才说出实情，只要B交出A。这种势头不是送人家进地狱吗？B就对他们解释，双方并没有发生性关系。但公安的解释是，女孩曾经脱裤子给对方看，看一看就是嫖娼。目的想搞钱，但也不明说，好像是在为民除害。就这样，B还是交了8000块钱的保证金。B保证把A找到位。这种不打收据的钱当然就进了小金库，也算是为公安局办案筹点儿经费。如果你是社会游民，他们就敲不到这笔钱。党政干部往往顾虑到自身的形象，不屑一切代价做出妥协让步。
B说他在派出所，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人，因为嫖娼像头猩猩似的关在铁笼子里。公安告诉他，这人是教师。在派出所，如果没有人替你打招呼，他们根本不把你当人看。嫖娼即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有时也像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派出所所长的权力大的惊人。像这类无原则的乱罚款，政府公开行为的敲诈，最大的危害是唆使人们仇恨这个社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警察不尊重人，他们也可能换个场合，成为得不到别人尊重的受害者。一个不尊重个体的社会，所有的人都得不到尊重。
与开放初期不同，现在妓女很少能靠此发财致富，顶多是维持生计。主要是从业人员太多，供大于求。有的妓女生存状态堪忧。某乡休闲中心一个18岁的妓女，人长得很漂亮。她是西安人。月经在身上都卖淫。她每天挣得钱都得交给一个地痞。这个地痞的公开身份是她的男友。她连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当地派出所和乡干部都享受过她的服务，也都知道这件事，但是谁也不管。公安不管，妇联也不管。有人反映到妇联。乡妇联主席说，我们妇联是维护良家妇女的，不是替犯罪分子说话的。大家都怕与这件事沾边。
的确也有因为贫困而从事色情活动的。某公安分局就曾查处过一起“处女卖淫案”。发廊女王某在出租房内给嫖客打飞机时被当场抓获。王某和嫖客都给予五千元的治安罚款。打飞机是用手、嘴和胸让男人体内精液排出。王某说，她是处女。民警把她带到医院体检也证明的确是处女。王某接待过上百名嫖客，但是，她最隐密的地方始终不让人碰。她说这是留给将来娶她的人的。大家对如此有定性的女人肃然起敬。
失业率升高，也造成妓女人数的增加。许多女孩子经不起贫困，经不住利润的诱惑，特别是初次情感失败后，往往离家出走，去异乡从事色情业。她们有的定期往家里寄钱，告诉家人，她们在南方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这类女孩子东北人很多。其实做父母的真糊涂。你女儿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技能，天上哪来的馅饼？她们有的每月往家里寄上好几千。家人还四处向街坊邻居炫耀。
由于我国贫富差距加大，许多贫困人口从事着卖淫活动。我们这座城市的东区，有一个叫鸡庄的地方。曲曲折折的小巷子像鸡的肠子，所以就叫鸡庄。这儿里住满了妓女。她们趿着拖鞋，站在出租房门口，打量着过往行人。给30元钱，就可进简易的出租房。她们脚指甲上满是尘土，长期的体力劳动使她们的手掌粗糙，皮肤黝黑，脸上满是皱纹。她们的丈夫在城里做零工。丈夫们对妻子的收入不闻不问，或者心知肚明。有丧失劳动力的丈夫还会替嫖客把门。
我领城管会的朋友参观此处。他大吃一惊，说我们这座国家级文明卫生城市，怎么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他要写一篇报道反映。我制止了他。我说，你出风头写一篇文章，你想没想过，这断了多少人家的生计？我怕记者之类的人物来打扰鸡庄的宁静。就我观察，鸡庄是宁静的，这儿已经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比如，鸡庄的居民，房屋出租者们，自觉维护着妓女和嫖客的利益，不去打搅和惊动他们。如果没有妓女，他们的房屋出租就困难。当地的派出所朋友是这样说的。城东地区是外来民工聚集地。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流氓犯罪率就会上升。男人花30元来满足生理的需求，消耗掉过剩的精力，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对社会治安是有好处的。
中国最大的嫖娼消费阶层是工薪阶层，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在对待妓女的问题上，处于极大的人格分裂状态。以全市的高档娱乐场所为例。每到周末，生意最清淡。生意最好的日子是周二至周四。据内情人介绍，机关干部周末要在家里陪老婆，周一要处理公务，而周二至周四，谎称工作加班，涉足色情场所。许多人公款消费。他们找小姐后，开餐饮发票报销。这类人嫖娼不仅不罚款，而且还可以国家报销。
嫖客中有很大部分是对现有的婚姻状态不满。机关干部的离婚率相对与社会其它阶层要低，主要是无力摆脱现有的婚姻。有些人只有到色情场所去发泄性欲。有一些干部因离婚问题没处理好，祸起于萧墙之内，妻子把他们贪赃枉法的发家史暴露，造成某些腐败团伙的集体覆灭。报纸上曾经报道过雇凶杀妻的案件，也属于这一类。他们共同的策略是“外面红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或者说“攘外必先安内”。
有时，我面对如此漂亮的女孩子从事淫业，还是感到十分不解。这让我想起痖弦的《坤伶》：“十六岁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里/一种凄然的韵律/那杏仁色的双臂应由宦官来守卫/小小髻儿啊清朝人为她心碎”。让我不能理解的，这些外表娴慧的美丽女孩，一进入职业行为后，竟然匪夷所思地下流。比如，一种服务叫冰火。妓女先用乳房按摩你全身，然后用舌头舔你的阴茎，肛门和睾丸。再然后嘴里分别含热水和冷水，用口交。这套程序极其恶心，而她们做得兢兢业业。
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的妓女的确缺乏羞耻感、道德感、责任心。有的妓女为了贪图享受，以此为乐。有一回，一个妓女跪在我的膝下，舔着我的肛门。我看着她那张像海伦般美丽的脸庞，与心不忍地问，干这一行想干多久？妓女说，干到过年就不干了，买房子还差点儿钱。我问她房子买多少钱？妓女说，80多万。我吓了一跳。我自己的住房才20万。一个住着80万房屋的小富婆，正在舔你的肛门，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得到100块钱的小费。这类妓女在金钱面前，丧失人性。这是十足的拜金主义者。
最近有报道，说美国女兵林德虐待战俘。这个女兵用一根绳子扣在男战俘的阴茎上，然后让他们像狗样爬。这让我产生一种可能对女性不公的想法：一当女人下流龌龊，是任何男人望尘莫及。
有个妓女曾经直截了当告诉我。她之所以从事这一行当，就是因为快活，想搞。丈夫满足不了她。这个妓女其实说出一个最基本事实：妓女的产生的原因是以性的快感为前提。当然，关于妓女的产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原始宗教产物，妓女最初是服务于宗教的；有的说是与家庭婚姻相对立的伦理制度的产物；有的说是私有制的产物。妓女最直接的产生因素，是人的欲望，人的性本能和需要。
学者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中，转述的一段关于妓女卖淫正当性的论辩，可谓经典：
市民们认为，妓女卖淫当然是道德败坏，但这是贵族老爷们的压迫逼出来的。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才能重整社会的道德秩序：“是饥饿逼着她卖淫，逼着她讨饭的……”“人民”如是说。只要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卖淫的不道德现象就可以消除了。
妓女的母亲不这么认为。她说，卖淫与阶级压迫和剥削不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性行为，一种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她为干妓女行业的女儿辩护说：“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有什么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养下来的，还很痛过一阵呢？难道她就不许用那个养活她老娘啊？再说，这又痛到她哪里去了啊？
妓女玛丽昂倒比她的母亲要文雅得多。她提出了基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的正当性在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人们爱从哪寻求快乐就从哪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
卖淫嫖娼受着人本能和欲望的支配。举一个跳舞的例子。日本人有一部电影叫《谈谈情，跳跳舞》。跳舞是一种美的追求，生活的享受。早几年，我们这座城里的舞厅基本上体现这一原则。后来卡拉OK厅和KTV包房多起来了，舞厅生意清淡，纷纷倒闭。市里有一家舞厅，因为生意不好，客人跳舞时，为了节省电，干脆把所有的灯全熄了，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经理做出这一决策时，捂着脑袋，等待舞客们冲进来饱以老拳。可是出乎意料，这一招拯救了全市所有的大舞厅。现在家家舞厅生意火爆。他们共同的经营绝招就是熄灯。
有的下岗女工，家庭主妇，省吃俭用，瞒着丈夫也要办一张大舞厅的月票。舞厅里的男女无须有任何精神上的交流，只要下了舞池，一对对男女舞伴就紧紧地搂在一块，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他们的舞姿不堪入目。众多的人以单纯地追求着肉体上的快感为目的。
有一回，我和朋友去这样的舞厅。门票很便宜，一元钱一张。音乐开得很响。里面挤满了人。我看见一女的坐着，就走到她面前恭敬地说：“小姐，允许我请您跳曲舞吗？”那女的望望我，骂了句“神经病。”我的朋友笑煞。说哪有你这样邀请的？他给我做示范。只见他走到那女的跟前，一把捉住那女的胳膊，往外一拖说：“我们快活一回。”那女的像弹簧似的弹起，趣味盎然地下了舞池。舞厅设在地下，空气浑浊，光线暗。因为太暗，有一回，我出了洋相。我见一长发坐在那儿，就伸手邀请跳舞。那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在他旁边的位置坐下。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男的。
我们建议政府尽快地在某地区设立红灯区。红灯区不是舶来品，在中国自古就有。16世纪阿拉伯旅行家在《中国纪行》中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乾隆21年以后，北京内城禁“乐户”，内城的妓院外迁，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成为妓院集中地区。
封建主义帝王都懂得通过设立红灯区，可以把这种腐化场所控制于一定的范围内。而现在这种遍地开花现象，极坏地影响社会风气，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极为不利。有的色情场所开到了学校的附近。从前，我们市政府对面的巷子里，就是发廊一条街，影响到政府的形象。比如，小姐们竟然住进了公安局的宿舍。她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呆呢？
设立红灯区便于政府对色情场所统一监管。这样能尽可能地减少腐败，减少犯罪，减少官匪勾结。特别是对色情场所收取特种行业税，会产生超过香烟的第一大税收。据国外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五种产业是：军火、毒品、色情、金融、房地产。西方许多国家统计数据后得出了色情业的存在降低了犯罪率的结论。所以西方国家妓女是公开化、合法化的。我们估算，设立红灯区收取的特种行业税，每年可以为国家建造5艘航空母舰，可以解决1000万贫困生的失学，可以解决福利养老，可以建设一万个城市公共厕所。
设立红灯区能减少性病的传播和漫延。艾滋病已经成为卖淫嫖娼者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3年，我国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数量已居亚洲第2位，全球第14位。从艾滋病传播和流行的规律看，我国艾滋病疫情已经处在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专家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治，据预测，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
许多色情场所达不到卫生要求。嫖客在嫖娼后，往往采用一些原始低级的方式自我防护。他们用牙膏、洗头膏之类清洗龟头。患性病后，往往打一针，使病情成为慢性，或隐性症状。《星洲日报》有一则消息，说马来西亚感染艾滋病毒的家庭主妇远远超过妓女。这就说明对妓女加强规范化管理，定期体验，的确起到了效果。
设立红灯区有利于加强对嫖娼者的控制，也有利于加强对妓女年龄的限制。据报纸报道，有未成年人涉足色情场所。有的地方就有中学生嫖娼的案例。妓女中20多岁的人最多，并有向十四五岁的低龄，以及向四五十岁的高龄发展的倾向。设立红灯区可以将此限定于特定的人群，尽可能地减少社会负面影响。
目前仅官方估计就有600万娼妓，而实际娼妓数应当超过2000万。90年代后，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而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据此推算，中国在90年代后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
多年来，我们政府难道说对色情业没有打击吗？然而收效又如何呢？鲧治黄河，用堵塞的方法，造成黄河的泛滥；而禹采用疏导，控制之法，成功治理了水患。防色情业如防黄河之水也。
我们政府总体上说，对泛滥的色情业采取了驼鸟政策。这主要是背后的道德因素在起作用。有技术官员宣称：中国没有妓女。这可以谓是本年度最大的谎言。比如，一种道德的口号认为“只要杜绝卖淫现象，艾滋病就不会泛滥成灾”。可是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长效地杜绝色情业。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无法解决的现实。
我国政府面对色情业的泛滥，撒意识到这一状态对社会的人文生态系统的破坏，采取监管为主，取缔为辅的政策。前不久，有报道说重庆市政府要政府督导员假扮嫖客，进入娱乐场所，以推广“100％安全套使用项目”。据说引来轩然大波。许多道德人士，在道德的后面，给人留下极其残忍的一面。就是说，嫖客与娼妓，违背公众道德，理应受到死亡之惩罚。艾滋病反而成为维护社会道德的一济良药。任何道德一当丧失仁爱和宽容之心，就会像天使般堕落成撒旦。
马克思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足以使人杀人放火。”色情业利润高达到百分之三百。高额利润鼓励着人们铤而走险，这是色情业泛滥的根本原因。目前。色情业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城市乡村，边边角角。大有全民嫖娼之势。在中国，你很难找到一块没有娼妓的净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全世界。”妓女肯定是无产阶级中的另类。当今中国的妓女，是在失去锁链后，又重新将自己钻进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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