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印象就是穷”，干洗店的小伙子给我讲起对朝鲜，“好像十年过去了，对面的房子还是那几间。”他是个乐观的年轻人，来自辽宁省的丹东市，在鸭绿江这边，他看得到对岸人影绰绰，尽管他从未去深圳，却确信无疑的说：“从对面游过来，可比从深圳游到香港近多了”。他出生于1978年，记得小时候源源不断的朝鲜人从对岸游过来，他听说过朝鲜政府对于偷渡者的残忍惩罚，还对于朝鲜姑娘的印象不佳──她们全部面带菜色。
尽管我们没有讨论朝鲜的核危机，但这却是我两个月来，第一次谈到朝鲜问题。从干洗店出来，我感到一阵不安。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为一份报纸写过四年的国际政治评论，知道朝鲜问题是中国在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地区性领导国家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考验，也是巨大的机会，但显然，我对此既缺乏理解也不够关心。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出现。我对于中国的能源现状不清楚，对于环境恶化的程度缺乏了解，当我要了解中国的最近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时，我选择的信息来源是《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而如果我想知道对中国未来十年的预测和分析，我期待听到的声音则是布鲁金斯学院或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部，《华尔街日报》与《金融时报》的记者可能比我们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更好的描绘了中国的市场改革，甚至在记录三峡变迁这样的历史事件时，一位《纽约客》的记者的工作都比我们所有的社会学家、作家都要更杰出……
在几周前的专栏中，我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而不相信自己的生活，表示了嘲讽和不满。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在那种肤浅的模仿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匮乏──在创造了一个逐渐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没有创造对应的智力与精神世界。作为亚洲最重要的思想家，新加坡李光耀学院院长马凯硕曾说，亚洲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独立了，但在头脑上却仍是西方的殖民地，《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则发现，亚洲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亚洲人对分析自身、分析世界缺乏成效与兴趣。
经常在盲目的自傲和自卑之间的摇摆的中国，同样如此。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成长动力，来自于之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和技术上摹仿的结合，在国际事务上我们埋头于自身发展，拒绝给出自己鲜明的立场；在国内事务上，我们不争论，物质渴望既是这个社会动力，也是粘合剂，我们不去理会环境恶化或是社会失衡可能导致的代价……
整整一代人受困于文化大革命中没完没了的大字报、红卫兵们空洞的争论，他们不信任严肃智力探讨对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将其与社会失序、停滞不前联系在一起。如今这种思路的后遗症已日益显露出来：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向外人解释自己，中国在世界上激起的不信任感，与这种缺乏解释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对于未来的发展缺乏智力上的储备，我们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共同缔造了近代欧洲，后者提供了物质能力，而前者则是智力储备，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探索了新的知识疆域，创造了新的价值观，使得人们适应一个新社会的到来。今天的中国早已卷入了更复杂的环境，它的社会内部则面临着种种危机，口号式的“和谐社会”无法抹平普遍的心理躁乱，缺乏思想上的自由探讨空气，也难以真的把握住知识经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头脑似乎仍陷于那个更威权和计划的时代，以为依靠国家性的工程、资金与运动，就可能带来知识上的创新与内心的改变，我们不可能依靠建造三峡水坝与青藏铁路的方式的来建构一个好社会的，好社会的建造是自下而上的，是依靠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归属感带来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危险的预警器也失效了，放弃了讨论严肃的国际与社会问题能力的中国知识阶层，演变成了一群自我沉溺的人群，他们带着嘲讽和怨愤的心情，将对探讨权完全交给垄断信息的政府部门，社会已经如此复杂，我们却仍期待一个指挥中心给出所有指令。这很可能导致贾里得·戴蒙德所说的“失败的社会”，这位因写作了《枪炮、钢铁和病菌》与《崩溃》而声名大着的人类学家将失败的社会归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它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出现，第二种，当问题出现时，社会的决策层没有理解它，第三种，当这个社会决策层理解时，他们却不能作出努力，去解决问题，第四种，当决策层做出努力时，却失败了。他发现失败的社会非常迟钝的，它的决策者们，不管是国王、贵族还是政治家们，总是将自己局限在一个非常的狭小的范围内，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的纠缠使他们拒绝对现实的变化做出反应，因为封闭的小圈子，即使当外部环境已经极度恶化时，仍感受不到，因为他们的特权足以保证免受匮乏、灾难；而他们最终不得不做出反应时，又发现一切为时过晚，或者是他们在慌乱之中做出的努力，不过使问题变得更糟。
为未来中国的种种可能性，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进行智力上的准备，不仅关乎明日中国的发展，它同样是解决眼前的迷惘与困惑的最有效手段。我想象不出，我们在对于现实的挑战如此漠然和无知的情况下，是否能做出合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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