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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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环境“逼出来”的，因而生为环境的奴隶。它最多只拄，主动地，对厨于环境。谁要考察一种生命形式，不妨先去考察它寄身的环境，否则就不免会对生命的。怪异。感到诧异。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剥离了人的环境去指摘人的“变态”。把人的适应性（主动地附属）诊断为心理的病。而在更接近全方位的观察家看来，“病”，也许不失为一个解脱，一种必须的反应。环境的压力迫使各种生命最后走上了“病”途，并从病中获得了可能的逃避与解放。对生命来说。环境的因素包括：气候、水土、食物链中的具体地位，生命群体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内在环境”（即其遗传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切综合成的行为特征等等。
巴斯卡清醒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称人类是“脆弱的芦苇”。是根本不堪宇宙压制力量一击的生命。人类并不象乐观者假想的那样，正在“征服”宇宙（除非你把这“征服”界说为“屈服与适应”）；相反，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运者。他获得的缝隙，较之其他生物稍为宽广；为此，他则必须承受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屈服与适应。有趣的是，八把自己从其它生物那里夺得的生存空间与“征服宇宙”之间划上了等号。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人人都乐于接受的假定：把八对同类（其他生物，的优势与人对宇宙的优势，进行了偷换。这假设者甚至想都不愿想：休说面对宇宙，即便面对其它生物，今天的人类也并非把握了全面的优势。虎豹也许不再为善，但老鼠与瘟疫还在嘲笑人类，而鲨鱼就不会染上致人死命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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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卡发现了人类“会思想”。又说，宇宙可以压碎人类；但却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可是一个区区的人，却能知道整个宇宙的存在……由此他推论说，这是“人类伟大的标志”。在这里，弥补心理的机制起了作用！一个病弱之躯对自己的存在作了杰出的说明和安慰。直至今天，它还在对人的软弱存在和意志夸张之间的鸿沟作出填补。但谁曾想过，人类的“会思想”，其基础正是大规模地发生了巴斯卡式的“病”（比照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状态而言），和克服这种“病”的要求。巴斯卡的“病”，造就了《思想录》；人类的“病”，造就了文化：正是复杂的环境压力造就了今日人类的文明房屋。对于这些微妙的作用、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而最省力的莫过于自诩“天生伟大”，以安慰寂寞的生涯……可在当时，人类曾经历过多少优惠、磨难、变形，才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时间像个淘金者，它把痛苦与遗憾省略了，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优越感与傲慢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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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能力，只是抵御环境压力的内应力。没有实际功能的能力，是既不会发生、发展，也不会被注意，更不会受到赞许的。这从侧面证实，“多余的能力”，无论在生物界还是在文化界，从来还没有产生过。纵使它神迹般的产生了，也会迅即消失在节能法则的制约中，过剩的精力是只会花在奢侈的享乐中而不会花在艰辛苦涩意味的才能上。快乐，并不是没有压力的无聊，而是从压力中突然解放之后的一阵轻松与喜悦。因此，快乐本身是被动的，不自由的；人无法强使自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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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生物的命运和形态，取决于紧紧包围着它的气候。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攀登高山时的体验；在不同高度及其不同气候条件下，覆盖着诅然相界的植被。在这些形态悬殊的植物世界中，活跃着、穿梭着各自的动力，形成一个独立、分离的动物世界。粗看之下，动物们似乎相当自由，它毕竟可以逃避某种气候，选择某个环境，迁移到更易于生存繁衍的地方去……其实则不然，动物们可以“自由迁徙”，但却无法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一起搬走。这些特定的植物世界，牢牢依附在大地之上，承受着气候的压力，变异自身的形态。于是，动物到头来还是屈服在气候与水土构成的压力之下，能力再杰出，也只是一身“适应”环境的本领，它逃不出天赋的圈子。
有个普通的例子显示了生命的依附性。四十年代的《联合国宪章》提出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这套辞令并不赐人以行动的力量。人们也和其它生命形式相似，只有很少的可能与更少的机会，去利用这一张纸上的自由。他们要为吃饭（生活的基本前提）而规划自己的行动。生命终究是被牢牢地捆绑在特定的气候与土地之上的。土地是个神秘的东西，它有利于某些生命，而排斥另一些。每个种族，都有最适于他生存的特定空间，甚至连鸟类也不例外──尽管候鸟每年都要来个显示行动力量的大迁徙，但它最终还得回到自己的神秘故土上，生儿育女，默然死去。大诗人屈原曾以赞颂的口吻提到动物对土地的依附性：“鸟飞返乡今，狐死必首丘。”其实他是在描绘人性呢。故土的力量，有时大于自由迁徙的力量。若就人的生物群体而言，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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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的威严之门上，镌刻着这样的字句：
“服从、变形，或是衰竭、灭亡”。
气候的压力蹂躏那些不适应它的生命。侵蚀它们、摧残它们，成为气候这个超级暴君的日常业务。孔子很明白这一威力，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大暴君并不说话，一切事都已办妥了。照此看来，发布最高指示的暴君，毕竟是矮了一大截。失败的暴君固然令人厌恶，但像气候这样成功的暴君，反倒被视为天经地义。万物都得以“育”，但那却是以绝对的服从为代价、为前提的。你可以对抗，你可以斗争，但你的对抗与斗争，终究只是一个服从的形式。“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最后的真理日渐清晰：“斗争”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是服从，是速率不一的“适应”。而离开了对压力因素的恰当估价，就难以对生物史、人类史、我们的文明史，作出有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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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承受的压力领域，是无限广袤的。如果说它毕竟还有界限的话，这个界限也就是生命自己。有多大多久的生命活动，便承受多大多久的环境压力。我们再来看，水土的压力对生命的作用，也近乎气候。它的品质决定了植物的种类及其可能包括的“基因库”。植物的种类和质量，更是动物生存的基础。即使最善以“与自然对立”而自翻的现代人类，也还是得靠着吞咽植物的原始方法与咀嚼动物的粗鲁风俗维持生命。他与动物和原始人类的差别，仅在吞咽与咀嚼的具体方式上。至于对植物世界的依赖，人与动物毫无二致，也许还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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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与气候，同为打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水土，还对文化形态的特征施加有趣的渗透、影响。人们常常尽力改造水土，以适应生存的压力。但这努力的背后，则隐藏着那永远在鼓荡着的水土压力。水土甚至是能动的、有意志的。它不会被动地等着人来施加持续的压力，它会以奇特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从而破坏、延阻人类对水土的改造。例如，它一再用荒漠化去回答人类无休止的垦殖。在各民族原始意识的洞天中，水土还以种的表象对人进行可怕的复仇战争“洪水神话”中淹没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回击。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压力，只是环境对生命压力综合体的一部分。压力无所不在，压力的证明，就是生命欲望的存在。一种欲望和功能，是为一种环境的压力形态准备着的以便化解压力、保全生命。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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