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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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上及心理意义上的“场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哲学观念中被表述为“感应”。如“天人感应”，即人在天的场中或天在人的场中发生的某种吸引或被吸引。在生命和心灵意义上，这两个场是混一的，它被设想为交融的“天人之际”。天人交感，就是在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不断反馈、互相刺激的“神秘的场的作用”。
这一传奇的作用形态，只是许多类似形态中的突出者。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有各种心灵之间的“感应”，有许多肉体之间的感应。奇异的“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感应”（如“天人感应”所示），甚至决定了人的命运。不仅是群体的，也包括个体的……这些，都很难用文字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例如，天和人，宇宙和文化，历史过程和个人事物之间，生成着微妙、互渗的关系。文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单相思”关系。人所创造的文化，正改变着宇宙的形态，至少是宇宙的某个角度里的形态，给宇宙注入某种未知的要素……这其中，有着不断增长的反馈。这种反馈，是各种碑视为“美好的事物”的源泉；同时，也是各种被视“灾难”之事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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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论题。也是不断变幻着自己谜底的“谜”，不疑滞于物的谜。它的变化，象征着文明的兴衰。古代中国的哲人（如董仲舒）就坚信：天，不但影响人，而且也受人影响……尽管他们论证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时所运用的方法与观念，在现代人看起来已大大落伍了。这些古代的哲人过于通俗化地把“天”人格化、道德化了。孔子以来的儒学（法家和墨家就更不用说了）思想家的视野，遭到了浅陋的政治功利倾向的污染。这是与古代中国文明的衰落过程相一致的。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沦为单向的灌输、指令，而失去了双向反馈所含有的互补、调节功能。人，沦为“天”的奴仆；历史，沦为社会主人随心所欲的婢女（“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在更健全、更有活力的早期发展中，天与人的关系就其功能意义言，却是平行的，交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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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熵的不可逆趋势是根本的过程，是主宰万有的“大命运”。它左右着宇宙以及天上地下的历史进程，左右着文化和人生及其一切盛衰浮沉……任何反抗，从更深层看，都是变形变相地促进它、加速它。故而古代贤人伯夷叹曰， “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极”是没有的。而反抗增熵的奇观，终究还是融入到了不可逆过程的慢性死亡中。面对此景，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努力降低或努力提高他的感情。前者是技术与科学的倾向，后者是宗教、艺术的倾向，哲学则力图调和二者。至于其它，事实上是爱莫能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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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受到个体和人类意志的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是“历史熟透了的果子”，这个果子恰恰是由活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它落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人类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再造者。谁说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的结局”当然会和参与者、再造者们的原始意图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最后的结局”已经受到其他意志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吧！它像闷夏里的瓢泼大雨──低落的或高昂的情绪，都能从中得到快意的凉爽！创造了过程的，就是胜利者，不论他在世俗的眼中显得怎样。“定论”，只是胜利者的昙花。而我们正在参与创造的一切，又何尝不给未来的历史过程以各形各色的“决定”？并赐予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以一种新的风貌、奇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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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 “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已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 “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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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明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量的载体（人及其他）。在局部的减嫡中，生成的转机是由满载着逆向力量的“卦主”（借用王弼解易之说的术语）直接促成的。他至少是个象征。他是星云中心、天体诞生的契机、“高能的热血动物”、“人类的始祖”以及形形色色的异乎寻常者（超凡入圣者、非平庸化的标志）──他是“天地的心”：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中介。
高能的卦主，是一卦的主宰，他决定了整个卦象的趋向，决定了其他爻位的命运。而卦主本身，则是被卦序，即事物的结构或我们关于结构的思想指定的。
晋人王粥（226──249年）在《周易略例·明彖》中对“卦主”观念作了这样的确认：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以上阐述，是本体论式的，颇富于现代人所谓“自然哲学”的情调。以下，还有对“卦主”观念现象学式的说明；其迹，不乏“社会哲学”的附会：
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也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
以上两段所论，行迹不同，关注则一：“一”与“多”、“质”与 “量”、“超度者”与“乘客们”的关系。“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者，即为卦主。
由于时代、文化尤其是人的局限，王弼没有获得也无从获得对卦主的绝对把握。这不免使他的描述带上了一种机械论的、程式化的枯燥性。但他关于时势可使至贱者成为主人的宇宙流变思想，实富于某种永恒性：在繁扰的世事中抵消了无序，在流变的现象中驱逐了疑惑──这就是卦主的功能，他为无情的潮汐提供了有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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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主载有生命力，也载有命运本身。不断的压制、沉沦、增熵，必使“载有者”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严峻而敌意的包围，隐藏着陷落的危险。载有者，其生成力与敌对者的瓦解，一同增长着。对立与分化，潜伏着广泛的危险和丰富的机会。救助只在他身上，除此之外，别无星光……
“载有者”的精魄、力度，使之具有“超一切理”的本能力量。这种与沉沦趋势对应的本能力量，在有限的特定过程中，可以是代代递增。此刻，这过程被目为“上升”。在极宽广的领域中，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力量，因而是不可解的，是语言及思想捕捉不住的。他的增长有无极限？比他远为有限的我们，对此并不真的知道。但他也有间歇，会遭遇定数内的休止。休止跳跃到人的观念之海里，便化为这样一个象征符号：“○”。
“○”是完满的永恒者。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周易·系辞上·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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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赋予世界（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新的光类似 “宇宙之光”的希望之精、灵魂之火。他是力量的解放者，摧荡陈腐的压制性结构。他用一毁灭一生成的节律，促成历史之弛与张、易运的阴与阳……酿出精神的酒浆。他创其始而毕其功……既成的“定局”，因之倾覆；无形的“命运”，因之出动。所以《周易·乾卦·九五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中国的智慧海里，“载有者”变形为飞腾张舞、潜易无形的天龙。“龙”就是在古代中国圣哲的宇宙之光（观照宇宙的灵性之光）中，被形象化了的“载有者”？自然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卦主”！神秘的“龙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载有者的天赋”。
他超越生命，但他包容了生命。
一缕灵魂升起，穿越无限的沉郁……
多群的沉郁，爆出一颗宇宙的心……
他，不凝疑滞于物的使者。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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