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个赖昌星，当然不难。但建立起一个国家，一个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从而开辟更多的司法渠道，并从心理上给外逃贪官以威弛有度的震慑，显然是一门艰深的技艺，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耗时耗力把赖昌星遣返回来是值得的。
若不是聆讯程序的循环往复，若不是“不杀”承诺的再三强调，作为八年前那起特大走私案的主角，赖昌星恐怕早已淡出公众视线。在昨天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纪委再次重申，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承诺，赖昌星一旦被遣返回国，将不会被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不会遭受任何虐待。
由最高司法机关承诺“不杀”赖昌星，已不是新闻。围绕“是否遣返，遣返至何地”等法律问题，程序上的“马拉松”已跑了七年，在此期间，国内大众对加拿大的“难民”遣返程序、国际法上的“死刑不引渡原则”，多多少少都有了些了解。对政府的“不杀”承诺，多数人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网民存有疑问:既然不判处赖昌星死刑，花上七年时间，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令其遣返，难道仅仅是为验证一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从追回赃款的角度看，赖昌星滞留国内的数亿资产已被没收，转移出境的有限资金，也早已被七年的诉讼拉锯消耗殆尽。事实上，不同于携款潜逃的贪官，政府对赖案的“关注点”，也并非侧重于犯罪资金的流向。
无论是政府的“不杀”承诺，还是即将启动的遣返工作，其意义都已超越走私案本身，更大程度上着眼于赖昌星本人的“符号”意义。八年来，赖昌星已成为中国外逃经济罪犯的一个“符号人物”。他负载了公众的太多愤懑不平，也承载了外交、司法上的诸多尴尬。把这么一个“符号人物”顺利遣返，无疑将具有很大的标本价值。
标本价值，首先是开创了一种“人犯移交”的司法先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美、英、加等国家，也很难就“引渡”问题签署协议，因此，所谓的“移送”或“遣返”，很大程度上成为检验两国司法部门信赖程度，以及合作渠道畅通程度的“个案合作模式”。以赖昌星案为例，从加方法院一开始传召中国官员、专家就中国司法体制的公正性作证，到后来“最高法院”认为赖昌星被遣返没有生命危险，显然是一个观念、态度逐步扭转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自然不会在以后的司法合作过程中重复，也将大大减少司法协作的磋商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如此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经济罪犯，由中方信守承诺，给予死刑之外的刑罚处罚，将极大显示一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这对未来与他国签署引渡条约，开展司法协助，有着极大的示范意义。(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时代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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