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正如西谚所说，“以剑为生的人必须准备死于剑下”──考察中国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剑为生的王朝，无不死于剑下；凡是在马背之上建立的政权，无不是丧命在马背之下。这就是所谓“中国朝代兴替律”。

我对“中国朝代兴替律”的一点补充是：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是生命向前进展的轨迹。试以从周到清为例：

秦吸取周朝封建亡国的教训，建立郡县直属中央的集权制度，仅仅十余年就亡国于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这种世界各国罕见的社会解体方式，自后支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绝如缕，直到清朝。好像是中央控制系统的致命补充。

汉吸取秦朝摈弃封建制而专用郡县制的教训，兼容并蓄，以“刘姓称王”的方式部分复辟封建制，结果引起“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的平复削弱了宗族，引起外戚专政。怕老婆的刘邦所开的吕后专政的恶例，最后把王莽这个外戚送上了帝位。即使到了东汉，外戚依然像阴魂一样困扰汉帝，迫使他们利用宦官。东汉亡于宦官与外戚的冲突。

曹魏通过禅让从异姓夺得政权，却不得不通过禅让放弃政权给异姓，而且方式更加可悲。

严防异姓篡位的司马氏广封同姓王，引起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最后进一步引起外族入主的五胡乱华，西晋就是这样因为“广封同姓王”而灭亡。
东晋吸取西晋的教训，削弱同姓王的势力，结果重蹈曹魏的覆辙，宋齐相继，皆如是逼迫前朝皇帝禅让退位──萧梁企图设藩自卫，结果同室操戈，勾引外敌内乱。陈后主只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被隋兵席卷。

唐承隋制，亡于藩镇，宋杯酒释兵权却亡于外族的军事力量。元残暴不仁自以为天下无敌，却亡于江南的造反势力，明朝兴起于南宋故地，不到百年（1279—1368年），主可易位。回顾隋唐故事，正如唐承隋制，虽也如唐亡于藩镇──李渊父子就是起兵于太原的藩镇。后唐的李克用就是承袭了李渊故事。

宋的杯酒释兵权虽然解除了汉末以来八百年间军事领袖的拥兵自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官政治，相权空前扩张，尤其南宋更是如此，故秦桧可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兴兵北伐的岳飞。同时中国社会在文化、经济、哲学和技术领域也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地步；但却也造成比较西晋更为软弱的对外军事格局。结果先后受损于辽、金，最终灭亡于元蒙，南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入北方骑马民族的铁蹄。

明朝算是汉人复国，兼容并蓄唐宋两代的教训，考虑如何在藩镇割据和文官统治之间取得平衡，结果是取消相权、宦官监军，从此“太监”成为“宦官” 之后的阉人的最高尊称。明朝东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其实都是太监政治，是“皇帝”取代了“朝廷”的直接后果，其表现就是“相权的消亡”。
宰相没有了，皇帝直接指挥一切，结果是特务政治造成了广泛的效率低下，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明和宋虽然同样亡于外族入侵，但方式完全不同，正是上述“中国朝代兴替律”的体现，即“兴于斯—亡于斯”。蒙古虽然强悍，横扫整个欧亚大陆，但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 年），但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的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所谓南明（1644年—1664年），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在南中国的皇族所建立的一系列流亡政权的统称。

即使以最后反清的吴三桂死于1678年倒数，满清也不过用了三十多年就彻底消灭了汉人的反抗──这是因为，沦为亡国奴，对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好像说：“世界上只有‘有过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因为两个男人之后，将有无数的男人列队进前。

1683年（明永历37年；清康熙22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明郑治台结束──这其实已经满人不是征服明朝的活动，而是其海外扩张。正如清兵乾隆老儿以后“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也把另一次“靖台湾”计算在内：“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 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看看十全武功，全是在汉人居住地以外进行的，而其中四次是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之外：

1747年：平大小金川；
1755年：平准部；
1757年：平准部；
1759年：平回部；
1769年：平缅甸；
1776年：平大小金川；
1788年：平台湾；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所谓靖台湾，是指平定台民林爽文（？—1788年）暴动。林是平和县板仔人，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随父去台，居彰化县大里村庄（今台中县大里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加入严烟地组织的“天地会”，不久成为台湾天地会的北路领袖。1786至1788年，领导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农民起义”。事因1786年清人搜捕杀害天地会会员，林爽文“因民之怨”于1787年1月16日在大里村发动起义。18日克彰化，24日克诸罗，25日克新竹，又取淡水、凤山等。建立政府、建元“顺天”，林爽文为大盟主。全台参加暴动人数“号称十万”。清人派兵镇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1788年2月 10日，林爽文被俘，押送北京就义。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政权具有黩武性质，这在“十全武功”上有所体现。乾隆一朝共六十年，加上其“太上皇时期”的嘉庆三年零三天，总计六十三年。而“十全武功”的征战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军费之巨，无与伦比，都是搜刮汉人财富。一征金川，军费白银980至1100余万两；二征金川， 7000余万两；征准平回，3300余万两；远征缅甸，910余万两；出征安南，100余万两；台湾用兵，800余万两；廓尔喀之役，1050余万两。 “十全武功”共开支军费将近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四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其实满清是通过对外战争来内控汉人，就像毛泽东通过挖掘防空洞来结束文革、内控反抗力量。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实行满汉二元统治，满人成为整个中国的“太监”，其效率自然高于明朝的宫廷太监。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满清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满文官文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常常避开汉人官员。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

即使尚未完全发掘，但已经清楚显示：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军事征服集团，它是由八旗子弟和皇室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无论是满、蒙还是汉的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功绩，就像中共的“老革命”和“干部子弟”一样。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是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曾经在汉人王朝把持朝政的宦官，在清代却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因为清统治者任用征服集团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八旗子弟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关于1835到1850年之间满清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显示鸦片战争期间北部中国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的汉人官僚之间具有深刻分歧。后者指责满族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这意味现代南北朝的萌芽已经出现。

同时，北方的满人还主导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并禁止汉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六管辖下的省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1884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从未设省。

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长城之外，而不在汉人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新的研究注意到，满族能将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是高明的组织家。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边境地区”的汉人。

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东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十六世纪中叶，按照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摘自《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一章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