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反腐设限令中国人丧失信心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虽然中国高层领导仍然言必称反腐，虽然各地及中央部门仍然会不时有“高官”落马的传闻，但源自去年初的这一轮反腐攻势已经尘埃落定，“陈良宇”已成为不可逾越的标高。曾经令人满怀期待的本届政府，仍然未能摆脱反腐止步于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的前规陋迹。

没有人相信在政治局一级只有一个人滥权腐败，也没有人相信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官都洁白无瑕，甚至没有了相信执政高层自己会不知道这一点。本轮反腐上止于陈良宇，说明“官官相护”的贪腐保护网仍然没有被撕开，潜规则依旧主宰官场，依然是最主要的政治生态。与自然界相反，腐败这颗大树不是从下向上生长的，而是由上向下延伸，与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相一致。上面的根系不断，下面的枝蔓不绝，又没有民主政体“搬开沙发看看”的竞争轮换机制。此时奢谈反腐，怪不得“别有用心”的猜测不绝于耳。

腐败既然只是皮破血流，没有伤筋动骨，康晓光说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盟”，郎咸平说的“铁三角”，就仍然是主导中国利益分配和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在严酷的力量对比面前，中国的一切改革和变化，都不可能违背既得利益者的意愿。他们当然不会推动、容忍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变化，即使最高决策层从整体利益出发出台这样的政策，也会被他们扭曲成符合自我利益的行动。这样，中国的未来走向已经被锁定，许多人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恐难避免。

其实，“铁三角”并不铁，“精英联盟”之间也没有海誓山盟，他们行动上的相互维护源于两点。一是相互承认，即各自承认对方的利益范围，不再谋求单方包揽天下。过去，政治权力包揽一切利权，而政治体制以外的精英则谋求反对体制。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各安其位，政治精英不再追求独揽；已经拥有既得利益的经济、文化精英，也不再坚持反体制，而是寻求在体制内发展，这是近10多年来中国社会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

二是寻求利益交换。既然政治、经济、文化三类精英各有其利益范围，每一种资源的作用就都有其局限性。为享受更大的权益，充分“实现自我价值”，每一类精英都会谋求横向发展。或者与其他类精英交换利益，互通有无；或者谋求一定程度的身份重叠与交叉（如官员、企业家热衷于文凭，学者、企业家进政协、人大，官员、文化人下海经商），或者利用子女亲属完成身份重叠与利益交换。相互承认加利益交换，使各类既得利益的拥有者联结成一个个的利益共同体，利益相关，可以互相借力。对于共同体之外的人而言，他们就形同联盟，既维护共同利益，又压制对共同利益的侵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利益分配结构，使社会分化越来越具有世袭的特征。

精英联盟是建立在权力腐化基础上的。这个社会最强大的资源仍然是政治权力，如果政治权力不能私有化，精英联盟就无法左右利益分配，影响力就十分有限。因此，反腐败是打破日渐明显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及其代际传承，走向相对公正、和谐的不二法门。

不仅如此，有人指出，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领域内的动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必须在经济之外另觅动力，即必须依赖于法治环境、政府服务等因素的改善。此说颇有道理。就分配结果而言，精英联盟瓜分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红利，留下环境、民生、经济结构、金融隐患等烂摊子，其赢利方式导致了社会环境包括经营环境的不公平。多年来，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等）保持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对这种环境的不公平，法治与政府服务的不健全的一种弥补。现在中国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致力于打造主要依赖内需的可持续增长模式，生产要素的低价格已经不可能维持，因此法治环境、政府服务亟待改善。否则此消彼长，中国就投资环境而言可能由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沦为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之一。

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注重环保、节能的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始终未放松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视，仍然将其视为中心任务，因为这是维护政权稳定和对外竞争的最有力支柱。由于在法治环境、政府服务等方面没有显著改善时，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行业的准入门槛等于扼杀经济增长，所以各级政府一直对中央的相关政策口唯诺而意踟跼，这是宏观调控举步维艰、其效不彰的主要原因。要求各级政府同时完成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这两项相互矛盾的任务，尤如要他们面对格尔迪奥斯绳结；而大力反腐，以此促进法治环境、政府服务的完善，增进公平，就是那支亚历山大之剑。所以，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唯一出路，是真正将反腐进行到底。

但是，现实却令人无法乐观。反腐“只拍苍蝇不碰老虎”的规则并没有根本改变，这说明本届政府无意触动根本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一系列加强社会控制的荒谬措施却接踵出台：规定电视选秀类节目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超级男声”被强令更名为“快乐男声”，在全国重点网站、论坛设立网上“报警岗亭”和“虚拟警察”，要求从事影视、歌唱、舞蹈等文化行当的人持证上岗，等等等等。表面看这些措施只是用传统手段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实质上无一不与权力部门适应行业的变化营造新的权力寻租模式有关。既然不能触动已经成形的利益分配结构，也就不能改变权力的行使方式和治理模式，只能仍然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来维持政权稳定。对权力的依赖使监督成为不可能，当权阶层可以将大多数公共政策设计或转化成最有利于自己或利益相关方的措施，其结果是：最高决策层如果不承认、默许其下执行层的猫腻，即无力运转整个系统——执政者已经被自己的基础所包围、甚至淹没。

信心虽受挫折，期待仍在心中。不少人仍希望最近的收缩只是十七大前期的必要谨慎，期待在十七大上或之后会有所变化。虽然本届高层只剩下5年任期，已难有大的动作；虽然从执政者本身立场而言，冒险进取不如保守传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世上总有奇迹发生。毛泽东、邓小平曾经创造人间奇迹，谁知道这一回会不会又有奇迹出现？

身为今日中国人，只能期待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