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公元三世纪以后，印度的挑战造成古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十九世纪以后，欧洲的挑战造成现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印度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一次外来挑战，造成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始；欧洲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二次外来挑战，造成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始。就历史时期的特点看，古代南北朝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酝酿；现代南北朝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酝酿。
 
所谓历史比较学，就是通过对于历史周期现象的认识，来比较不同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某种切合实际的感悟，进而可以相对预测未来历史的走向。
历史比较学的基础，不但基于人性的古今相似，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虽然演进但却有其不易的一面”这一事实。

（二）追溯中国政治实体的分合之势，可以思考两个框架的存在，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胡十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商诸方国
［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藩镇──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封建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诸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闽国、南平、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北宋与诸国：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
［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宋诸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战国诸国
［南宋与诸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元］
      
［第二期中国文明］元的征服──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秦的征服
［第二期中国文明］明的统一──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汉的统一
［第二期中国文明］清继承明──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承汉
［第二期中国文明］两个现代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

我将以上称为“谢选骏发现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框架”……正是在这个基础构架的完整结构上，古代南北朝的出现作为二者之间的一个必要环节，被发现了。紧接下来，我们发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现代南北朝。于是我们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可能性：立宪时代继君主时代而起。君主时代囊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期；而立宪时代将打开第三期中国文明。无论古代南北朝还是现代南北朝，都大量吸收的不同的外国文明，从而连接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明。

古今两个南北朝构架相似但内容不同，其节奏受到影响也充满差异。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每个层次下面还可以再分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比较。

第一层次：古代印度的挑战与现代欧洲的挑战，都是作用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之“统一帝国”的背景。以佛家为先导的印度挑战和以科学为先导的欧洲挑战，分别是在两汉之间和明清之间大举进入中国的。对比一下近代日本，则发现近代中国的解体不是由于技术失败造成的，而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这种内心瓦解在明末就已经非常明显，否则偌大的中国不可能被小小的满洲所征服。如果中国没有陷入这一内心瓦解，那么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进步来避免亡国危机，而且如果没有内心瓦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亡国危机。再观察一下古代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中国和西域、印度、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根本就没有技术差距甚至还有技术优势，中国为什么会失掉半壁江山、陷入南北朝的危机、南朝并且最终被北朝征服？我们的答案是：那时的中国陷入了内心瓦解的危机。其实隋朝征服南朝和秦朝征服六国、蒙古征服南宋、满清征服南明的性质，十分接近，都是野蛮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征服。看看魏晋时代所发生可怕事件就足以明白，那是中国的内心瓦解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失败造成的。所以，再引伸一下，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失败，也都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

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几个相似性可资比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两汉经学，从西汉到太平道，前206至后184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明清理学，从明朝到太平天国， 1368－1850年。但是官学的统治，无论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造成了艺术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而魏晋志怪萌发，到明清小说大盛，可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头一尾两个收获。

（二）官学窒息下形成的“革命组织”如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是在一元化社会（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东汉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朝）的压力下出生的；但又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交互压力遭到扼杀。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下的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儿子于扶罗入关增援汉军镇压黄巾军，臣服于匈奴的鲜卑独孤部也随从作战；第二期中国文明下的盘踞上海的华尔洋枪队和常胜军则支援清军镇压太平军。

（三）外来思想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大乘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马列主义；外来武力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时代的五胡部落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八国联军，后来居上者则是日本军阀、苏联党棍。本地社会的瓦解：古代南北朝的中原士族流亡江南，现代南北朝的大陆难民逃往港台。

（四）新型的政治实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古代是外部无产者入侵建立了“蛮族国家”，现代是内部无产者翻身建立了“人民政府”──二者共同的背景是内部贫乏的思想和外部庞大的武力。

第二层次：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都是触发于“人民起义”的危机，以印度佛家为引信的太平道和以欧洲基督教为引信的太平天国，分别是在后汉末期和“后明”末期爆发的。清朝连宫殿都是从明朝窃取的，这在中国历史是上可是史无前例地“不怕晦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满清就是用旗人取代了太监进行统治的“后明”。难怪满清能够通过直接统治或藩属形式来统治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所及之地，因为社会统一及精神统一的双重成熟已经来到，得以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全备的帝国。同时作为“熟透了的苹果”，也就丧失了任何生长和调节的能力，故其末期朽木可雕，不堪一击，实为“福兮祸之所倚”的例证。这并非因其满人主宰而故意贬抑它，很显然，后汉也是如此：瓦解后汉与“后明”［清朝］的这两个“太平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天国］，都不仅引起全面内战，而且导致社会解体，把全社会变成了“太平间”。

太平道与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就了后来居上的军阀，军阀最后完成了起义者的未竟之业，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两个不同时代却有同样一个戏剧，其中的角色与个性可作以下的比较与思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张角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洪秀全；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灵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道光；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镇压者皇甫嵩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镇压者曾国藩；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董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袁世凯
（五）［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末三国魏晋时代的“部曲兵”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清末两个中国时代的“领袖部队”：袁大头兵（北洋军）、蒋匪军（国民革命军）、猪毛部队（解放军）。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汉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清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宿命论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斯宾格勒就持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反对这一假设，那么就需要指出：第一、如果避免这一崩溃？第二、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才能满足这一避免？第三、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出现？

用现代人的观念［当然，我们只能用现代人的观念而无法用当时人的观念］，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那么，1、要解决绵延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在结构与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的紧张，途径是“让地方代表甚至商人代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以利协调。但是，汉末的形式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这可能只会引起革命，而无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2、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建立大规模的、有效率的社会救济与失业保险制度。按照《礼记·礼运》的概念，建立某种社会民主制度。

3、为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免“流动性过剩现象”，防止社会游资向奢侈、腐化与土地兼并方面转移，结果形成的爆炸性局面，迟早会摧毁人各一个巨大的帝国，不论它是两汉还是明清。

明眼人可以看到，不论上述这些“避免文明社会走向崩解”的方案，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行，其实行结果其实都会“导致固有权力结构的结束”。因此上述方案其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在理论上的好处，十可以避免一个全面崩溃的暴乱结局，使社会文明的破坏程度大为降低；但是它在实际上，给既得利益者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比世界末日还坏，因为这不是共同毁灭，而是单方面的剥夺。从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来看，玉石俱焚的结局也要更加好些；何况还可能不是玉石俱焚，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再说，无权者被牺牲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既然从来如此，这次一定仍旧。谁知，这次压断了骆驼背的那根草，出现了。

第三层次：作为分裂者和重建者的中外压力集团：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蛮族”与［第一期中国文明］“洋人”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新兴的士族和世族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革命的政党与组织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外来王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外来党国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士族政治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党派政治的双重面目：1、专政与腐败［“清浊分别”、“成分好坏”，近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2、文化因子遭到粉碎，流离分散到各个角落，造成整体的混合重组，社会荒漠化悄悄完成了结构的更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机运终于出现。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可以得出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