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社会主义，还是实用主义？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王绍光先生是少数言之有物、身在左翼却能令左中右同时受益的学者，本人素所敬重。王先生最近接受媒体专访的一席谈话《胡温改革：新共识 新走向》，令人受益良多。尤其是其关于社会政策具有“一种不可逆转的性质”的观点，发人深省。或许可以说，凡涉及大面积的利益调整，只要产生了受益人群，政策就具有难以逆转的性质。

当年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是如此，他本人可能没有深刻意识到这种“政治逻辑”的难以抗拒性，所以还幻想着“不能出现贫富分化，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但实际上，贫富分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必然后果，而“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不是逻辑必然，而是需要通过付出长期努力来扭转历史惯性的一项艰巨任务。

如王先生所言，本届政府进行的利益调整也具有自我实现、难以逆转的特征。前后两个难以逆转的过程叠加在一起，就具有了一种相互调整、避免走向任一极端的功效。这是今胜于昔的地方。但我觉得王先生的立论有一“碰不得”的罩门，那就是经济增长。全文论述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一旦增长中断，则成空中楼阁。

例如文中在反驳李昌平的观点“中央对农村转移支付的3000亿元，大部分被用来维系基层政权，真正用于三农的只有500亿”时，王先生提到：“问题都在，10年前存在，今后还会存在，但是用变化的眼光来看，有很多东西发生变化了”——这么大的投入下去，不发生一点变化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是怎么看待这种变化？王先生认为“有理由相信，有些变化是真实的，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是历史性的转折”，但我觉得不能这么乐观。

不能乐观的理由有二。一是农民的一时感观并非压倒性论据，很多情况下，政策刚出来时效果最明显，然后逐渐反弹，因为利益的相关各方需要一个反应过程。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出台时花费了时间和工夫，对策出来也需要时间和工夫，不会这么快。具体说，特殊利益集团需要调整他们的赢利模式，所以观察政策的效应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段。王先生所说的“到农村问问，农民这两年受惠没有？”，不足为凭。

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也承认，转移支付的“中间截留有没有？肯定有”，但强调现在农民孩子上学“确实是不要钱了”。实际上，这只说明政府是在花3元钱才办1元钱的事，这样的“高消费”，岂能持久？从趋势看，如果说农村读书、看病等方面确有变化的话，权力腐败方面却迄今没有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还愈演愈烈。这说明“政府花3元钱才办1元钱的事”这一状况仍将继续。这种状况现在能够维持，是因为每年还有高达百分之二十多的财政增长率，说到底是因为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一旦高增长减速或停滞，这种社会政策就难以为继。所谓“难以逆转的社会政策”，可以在一种情况下被逆转，那就是经济停滞；当年邓小平就逆转了毛时代的一些平均主义做法，反而受到民众拥戴。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前提是政治清廉，否则就需要经济高增长作为背书。可以说，受益群体的预期不但固化了社会政策的方向，也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必须持续”的压力，加剧了当前的社会刚性。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并非如王先生所言只是“官僚语言用词的惯性，写文章的套话”，而是执政党实实在在的中心任务。王先生所肯定的“不能以效益优先为惟一目标，不能以GDP为指标，要兼顾公平，兼顾生态环境”的社会新共识，即使存在，也很脆弱。就官方而论，现在更多强调公平与环境，只是对前一阶段政策积累的负面效应的修补。相对而言，经济建设仍是不可动摇的，公平、环境在必要时是可以放弃的。现在“高频率”使用公平、环境等词汇，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新政策，在现阶段需要多讲，另一方面还有特殊原因。

就公平而言，因为现阶段经济高增长还在持续，政府还有讲公平的资本；而且现在讲公平，总体而论，不仅不会损害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有利于提升内需，促使经济转型，这是当前公平成热论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公平之热，至少在官方层面，还是依附于经济增长这一前提及其需要的。

就环境而言，保护环境固然是一种长期性需要，但官方在现阶段如此强调，与经济过热不无关系。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已有几年，中央出台多项调控措施，效果不明显。而环境保护具有易量化的特征，与GDP一样，它可以使用诸如单位能耗、减排之类的硬性指标来考核，因此适于作为硬性手段调控经济过热。一旦经济降温、增长减速，不难预计，环境、公平之类词汇的出现频率都将大幅降低。

由此可以推断，当前调整政策的出台，更多是基于马基雅维里式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不是出于社会主义理念。王先生认为“海外有些人说，胡温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批社会主义者，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但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是对的”——而我认为，自邓小平晚年以后，官方高层已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是不愿意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一合法性传承而已。中国的社会政策出台快，是与中国的贫富分化速度快、社会不满情绪积累快相对应的。不能只看到其他国家社会政策出台的过程长，而不联系其他国家社会分化加剧的过程也长。而且，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着西方和毛泽东时代的对比与观照，中国不调整则已，一旦开始调整，就不可能太慢，否则没人相信你是在惠民。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精髓在于示民以惠，首先是要民信其惠；至于实施过程的快慢，倒是次要的。

从温家宝访日答记者问时竟然模仿周杰伦的“我妈妈告诉我”，到最近表示要在北京奥运期间“展现民主和谐中国”，可见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已经深入骨髓。实用主义没什么不好，可以说古往今来大多数政治家都是实用主义者，中国政治的实用主义从邓小平时代才开始觉醒，已经太晚。实用主义使政治家呈现人性之常态，既不可能成为神，也不会沦为魔鬼。对待这样的政治人物，既不可盲目信任，也无须从观念出发先作否定，因为实用主义者实际上并不排斥任何观念，一切只视乎是否对我“现在”有利。民众的正确心态应当是：听其言，观其行，并且尽力争取监督的权利。